汪丁丁：緩解水資源危機的基本途徑

　　汪丁丁/文

　　走出中國社會遲早將面臨或已經深陷其中的資源環境困境，不僅要求引入更廣泛有效的市場機制，而且要求引入更有效率的政府機制

　　年輕的讀者未必知道，在經濟學思想史上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時代；那時，古典經濟

學大師們，如斯密、李嘉圖、穆勒，直到杰文斯，都把“鉆石與水”的價值悖論視為困難的問題——為什么水的“使用價值”遠高于鉆石，但其“交換價值”卻遠低于鉆石？這一悖論的完全解決，主要歸功于19世紀末葉奧地利經濟學派對價值理論發動的“邊際革命”。

　　今天，我們知道，只要水是足夠稀缺的，對缺水地區的任何一位居民而言，水的邊際效用可以很高，甚至可以高于

　　另一方面，我們還相信“天下沒有免費午餐”。因此，我們常常提醒民眾：經濟發展是有代價的。奈特曾經感嘆——或許在這一點上他是贊同馬克思的——專業化的最大代價是“勞動者的異化”。今天，對環境經濟學家來說，物質資本的積累幾乎永遠等價于環境資源的消耗。換句話說，在環境經濟學模型里，我們把任何資本增量視為環境資源增量的負值。

　　水、空氣、陽光、土地肥力、以“文字”、“習俗”、“信仰”和“傳統觀念”為基本形式的文化遺產，是所謂“可再生資源”，也是在“過剩勞動力”之外，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可以“免費”獲得的投入品。不過，我們反復指出過，可再生資源經濟學至今沒有建立牢固的資源“可再生性”和“可耗盡性”的經濟學判據(參閱汪丁丁“資源經濟學若干前沿問題”，《管理世界》1993年)。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說，資源經濟學不足以提供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環境政策的指導原則。

　　就這里報道的“引黃入晉”水價及其遭遇的問題而言，在微觀層面，經濟學理論已經提供了至少一種能夠減少浪費的用水機制。例如，所謂“水權交易機制”——假設供給量不變，眾多的用水戶在某一(費用足夠低廉的)交易平臺上出售和購買水權，可以實現水資源在這些用水戶當中的帕累托最優配置。水權的初始分配越是不合理、越是蘊涵了巨大的浪費，水權的自由交易就越顯合理、越能夠減少浪費。又例如，所謂“納什談判機制”——特別適用于少數用戶共享的地下水資源的有效配置(參閱A. Sgobbi，C. Marchiori，and C. Carraro，“applications of negotiation theory to water issues”， 世界銀行研究報告2005年6月)，也是如此。

　　在宏觀層面，從“社會”角度審視，上述微觀機制尚不足以緩解水資源危機。首先，任何地方政府，都應遵循某種公共選擇機制確定當地居民為維持生命而必須滿足的用水“基本量”——假設這一基本量在任一居民的效用函數中具有同等重要性，從而可以客觀測算這一基本量的收費標準；然后，賦予每一居民等于這一基本量的基本水權，允許自由交易。

　　其次，以太原市已經極度稀缺的地下水資源為例，以當地政府已經測定的地下水的最低允許水位為地下水資源的“耗盡水平”，逆向推演各耗盡階段的水的“影子價格”，并以此為參照，制定“本地水”的價格。根據這里報道的情況，我們推測，太原本地水的影子價格早已超過每立方米不到3元的綜合水價。不過，應當指出，在測定綜合水價的時候，當地政府或許沒有引入微觀交易機制，從而，所謂“綜合水價”，隱含了用水過程中的巨大浪費。

　　不論如何，假設已經有了微觀交易制度，若根據本地水的影子價格測算的任一居民為獲得“基本量”的水權而支付的費用，在該居民總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超過了該居民的承受能力，則應訴諸于政府補貼。

　　于是，第三，當地政府應當建立如同香港政府那樣充分有效率的發放補貼的監管機制——要知道，香港人口不論是總量還是流量，都遠遠超過太原市。如果政府效率太低，則由居民納稅支付的補貼和監管費用的總和將完全抵消對水價的補貼能夠帶給居民的效用的總和(假設“基本量”對居民具有同等重要性，故可測算這一效用的“總和”)。

　　如果所有上列措施都難以緩解當地的水資源危機，則應考慮，第四，訴諸中央政府的補貼——“引黃入晉”工程的經費分攤已經包含了這一措施。同時，第五，訴諸全國范圍內的“自由移民”政策。

　　與微觀交易制度基于同一經濟學原理，自由移民政策可以減少資源浪費。因為，那些有較強能力獲取太原當地其他資源所蘊涵的經濟收益的居民，將比那些能力較弱的居民更愿意支付較高的水價。于是，自由移民的均衡格局意味著在全國范圍內人力資本與水資源之間實現了更有效率的匹配。當然，每一居民對居住地的選擇，不僅僅包含了在水資源價格與其他資源價格之間的權衡，而且還包含了社會文化方面的權衡。

　　本刊曾經報道的“白洋淀絕境”(參見《財經》2006年第7期封面文章)和這里報道的太原水價問題，預示著中國社會遲早將面臨或已經深陷資源環境困境。走出這一困境，不僅要求引入更廣泛有效的市場機制，而且要求引入更有效率的政府機制。-

　　作者為本刊學術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