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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彪
改革開放以來,優越的初始稟賦條件(如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優秀的勞動力資源和相對發達的工業基礎等),以及基于FDI(外國直接投資)的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形成了目前中國沿海地區企業與跨國公司之間的國際代
工關系,它是中國沿海發達地區目前大多數制造業和部分高技術產業的基本特征。在經濟增長方式的討論中,學術界很少有聯系目前的國際代工模式來進行分析的。實際上,如果說在舊體制下的粗放發展是以政府趕超式增長、超越經濟社會的約束邊界進行大量投資為特征的話,那么在現在的開放經濟中,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則更多地表現為在國際產業資本轉移的背景下,中國沿海地區特別是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接受FDI的外資加工貿易的方式。這是全球化趨勢中我國增長方式的新特點,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跨國公司和大型企業出于比較優勢的考慮,紛紛把一些處于低端的生產/加工/裝配環節轉移到我國經濟發展環境相對較好的地區。這些處于產業鏈低端的生產/加工/裝配環節,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是對資源的高強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由此,從增長方式的角度看,這種發展特征必然產生兩個基本結果:第一,發達國家可以專注于價值增值較大的研發和品牌運營環節,而把對資源消耗和占用較大的生產加工放在發展中國家,使其自身的資源消耗結構得到進一步的優化,經濟增長方式進一步集約化;第二,發展中國家雖然在吸收FDI時得到了一定的稅收、外匯、土地使用權收入和增加了就業,但是也應該客觀地看到,它承擔了高密集的資源消耗和占用環節,生產/加工/裝配環節的低附加值特征使其經濟增長方式進一步粗放化。
關于國際代工模式下經濟增長方式的新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看:
第一,在以GDP為政績導向的地區競爭制度中,以及以追求地方財政收入為目標的本位經濟中,國有經濟的衰退以及本土性民營企業發展的不足,可以通過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來彌補。這種片面的政績觀在白熱化的地區競爭或者競賽中,極容易脫離產業政策的導向而演化為短期化的片面追求FDI數量的傾向。沿海地區各地方政府動用各種招商引資方式,不惜一切代價地引進了許多處于技術低端的FDI的制造業,甚至某些是對我國生態環境有損害的污染性制造業。國家環保總局的有關領導曾指出，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可能會成為“世界垃圾場”,中國的環境問題不是專業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并指出造成這種結果的根源,是整個社會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扭曲發展觀。經濟增長本質上應該是“以人為本”,而不應該走上過度依賴“轉口貿易”、過度消耗資源和土地,過度開發自然環境的經濟發展道路。“以人為本”的增長就是主要依賴個人的創造性熱情和創業精神來創造財富和推動經濟的發展,讓人力資本真正內涵在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過程中。有競爭力的企業和產業形態是靠個人的創新、創造力和企業家精神,而不是僅僅依靠“轉口貿易”或者持續的過度開發而發展起來的。
第二,為了追求本地GDP增長和FDI的數量,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往往暗中使用許多為中央政府明令禁止的非常規手段,如各種變相的零土地使用費、零稅收等惡性競爭措施,大量圈地搞所謂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并在早期大量舉債搞所謂的“七通一平、八通一平”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僅使地方政府負債累累,而且為了低成本地開發而損害被征地的農民利益,更為重要的是導致追逐利益的外商對地區招商行為的各個擊破,極大地影響了國家的整體利益。這個被各地大肆仿效和迅速普及的開發區模式,雖然帶來了表面的繁榮,但并不真能為地方創造“更多的”GDP,與本土的企業相比,加工貿易導向的開發區對當地經濟增長的實際“貢獻”甚至可能更少,因為開發區的工業增加值只有很小的比例留在了地方,主要就是勞動報酬這一項。而如果把全部增加值都記入了地方的GDP,那也只是實際上并不存在的統計數字。
第三,由于進行國際代工的企業,包括絕大部分本土性OEM(貼牌生產)企業,絕大部分都處于國際產品內分工的低端,是制造業中消耗優質勞動力、土地、能源、原材料和環境等資源的最密集部分,而且由于FDI企業對我國沿海地區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越來越大,因此國際產業資本轉移主體的行為選擇,就在相當程度上構成了我國以GDP衡量的增長方式的特征。如地方政府配合FDI企業在我國的圈地行為,就造成了我國大量優質耕地以驚人的速度消失;國際產業資本向我國大量轉移高能源消耗、高原材料消耗和高環境消耗的低端產業,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國目前發展資源全面緊張的根源,也是我國某些地區GDP數量大，但產業附加價值增值率低的根源。
第四,從微觀經濟的角度看,目前中國沿海地區的國際代工之所以與該地區的粗放增長方式相聯系,缺少品牌的國際代工行為的利潤微薄,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豐厚利潤與競爭強勢都在產業鏈高端,只有掌握品牌的廠商才能獲取最大的價值增值。中國的國際代工活動如果考慮到有進一步的重化工業趨勢,那么對中國資源消耗的需求以及原材料國際價格的上漲趨勢,就不難理解了。
第五,從進一步的發展趨勢看,產品內國際分工的最低端的被動地位,更讓中國的OEM企業處于高度的競爭狀態。由于東歐、中南美洲與亞洲等地許多后進國家也開始加入國際代工的行列,因此競爭將越來越激烈,利潤也必然越來越薄。就以其中進入門檻最高、附加價值最大的芯片工業代工而言,Intel在菲律賓、馬來西亞設廠,這種情況今后必將越來越普遍。中國OEM企業擺脫這種惡性競爭的唯一途徑,就是要從目前的普遍的國際代工模式,轉向自有品牌的創新戰略。
因此,轉變地方政府的發展觀,打破中國經濟發展的惡性循環機制,從參與國際產業分工和產業互動關系的角度看,就是要提高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的技術水準和附加值,而這又取決于這些國家中知識資本、人力資本和技術資本密集程度較高的現代生產者服務業的發展狀況。同時,在吸收FDI的同時大力發展本土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加大對本土企業自主技術創新和創品牌戰略的支持力度,也是我們今后一段時期中需要重點關注的政策取向。
(作者系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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