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新農村建設新在哪里

　　蔡昉

　　在這個時候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新”就新在勞動力市場已經出現了階段性的轉折。當一個國家把無限供給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淘干的時候，就到了發展經濟學中的劉易斯轉折點。這個轉折點非常重要。在此之前不論有多少新增就業，工資都不會漲，這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在這一點之后勞動供給不再是無限的，工資開始上漲，人均收入開始實

質性地增長，這是一個典型的現代經濟增長。一個國家的發展可以是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劉易斯轉折點應該只出現一次。我們比較幸運，因為我們即將看到這一點。如果把劉易斯轉折點看成一個區域的話，我們已經生活在劉易斯轉折區域了。

　　首先，勞動力市場的階段性轉折體現在就業增長加快，失業率下降，勞動參與率回升。這里的失業率不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登記失業率，而是真實的調查失業率。2004年中國的實際失業率只有5.8%。僅僅失業率還不能確切表達勞動力市場狀況，應該結合勞動參與率來考察。勞動參與率下降也是勞動力市場的一個重要指標，它意味著有相當多的人對勞動力市場失去了信心，被迫退出了勞動力市場。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參與率從90年代后期以來也一直是下降的，但是2006年也開始回升。

　　第二個體現是

　　工資上漲和勞資關系(以及政府立場)向有利于勞動方的變化也表明勞動力市場的階段性轉折。以前我們都在呼吁給農民工漲工資，但是沒有用。政府不能給農民工漲工資，企業家不聽我們的。但是現在我們確實看到了農民工工資的上漲。企業家真雇不到人了，只好漲工資。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現在制造業的工資水平在國際上是非常低的，但是和發達國家、轉軌國家、其它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是全世界制造業工資上漲速度最快的國家，而且快出很多。我預計在今后幾年里，這個速度還會加快。

　　新農村建設要把握幾個重點。第一，轉移農村勞動力。農村勞動力轉移出來不僅是建設新農村的一個必要條件，同時也有經濟增長的效益。世界銀行2004年的一項模擬表明，在今后如果能夠把農業勞動力轉移出1%、5%和10%的假設下，GDP分別可以提高0.7、3.3和6.4個百分點。轉移農村勞動力還有利于減少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為了減少這些差距我們實行過很多政策，包括再分配政策、西部開發戰略、東北振興戰略、減輕農民負擔等，但是都沒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如果從歷史上來看別的國家是怎么消除地區差距的，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他們的再分配政策中都沒有起到什么作用，歸根結底是靠人口的自由流動消除的。

　　第二，要提高農業生產率。研究農業經濟的人經常說農業需要保護、需要反哺，因為農業天生是一個弱勢產業，或者說農業帶有一點公共品的色彩。但是摩根斯坦利和一些學者都發現，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農業與工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相比，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表現更加突出，而且這個特征將繼續保持。這使得農業的贏利性絲毫不遜色于非農產業，提高農業生產率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第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工作重點以及投入優先領域，應該在于農村教育、衛生事業和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其他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以提高農村的總體社會發展水平。目前民工的60%—70%都是初中生，他們對現在的崗位是非常適應的，但是接下去對更高學歷的勞動力的需求會不斷增加。此外在農村的社會保障中，養老問題非常緊迫。由于城市的計劃生育政策比較嚴格，而且城市養一個孩子成本比較高，因此大家很自然就會覺得城市的老齡化問題會嚴重一些。但是由于人口流動因素，農村的老齡化程度比城市還要嚴重。

　　第四，合并自然村既有緊迫性也有必要性，這一點和林毅夫教授觀點不太一致。支持合并自然村的理由主要有三個。首先，農村家庭戶的增長率快于人口增長率(雖然人口在增長，但是家庭規模在縮小)，自然就出現了宅基地不夠的現象，占用承包田建房現象很普遍。如果合并自然村就可以省出不少地。其次，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不足，需要從規模經濟中挖潛。如果自然村相對集中，比如有2/3的自然村可以撤掉，這樣修公路原來需要10公里，現在只需要5公里，這樣可以省出很多錢。再次，農村人口凋零以后，社會治安問題也比較嚴重，而隨著戶籍制度的放松、年輕人在城市落戶，農村社會化養老也要提到日程上來。這些都需要自然村的相對聚集。對于一些關于合并自然村的擔心，基層干部并不認同。比如合并自然村后離農地的距離遠了，基層干部說現在都是機械化，近一點和遠一點就是加一下油門的差距。關于合并自然村會否違背農民意愿，實際上通過一些制度上、政策上的約束就可以避免。比如有的地方成立一個五老理事會，就是由農村的老干部、老黨員、老權威、老教師等比較受尊重、有一定群眾代表性但又不當干部的人成立一個理事會，所有合并自然村的決定都由他們來做出，有不同意見的話村干部也找他們商量，農民也找他們反映。

    根據蔡昉在“CCER中國經濟觀察”第五次報告會上的發言內容整理而成。

　　(董兵兵、李中海、唐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