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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勇
4月29日，美國，麻省，坎布里奇，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Galbraith)與世長辭了，享年97歲。
很久以前，英國政治家埃德蒙德·伯克曾經有句著名的預言：“騎士時代已一去不
返了；而詭辯家、經濟學家和精于計算的人如日中天，歐洲的(騎士)精神灰飛煙滅了。”多年之后，與馬歇爾同時代的英國作家托馬斯·卡萊爾把經濟學稱為“沉悶的科學(dismalscience)”。長期以來，上述對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典型看法深入人心。然而，無論是伯克還是卡萊爾，都沒有預見到加爾布雷斯的橫空出世。
加爾布雷斯，1908年10月15日出生于加拿大一個小鎮的農場中，他的一生豐富多彩。二戰期間曾任美國物價管理局局長、戰略轟炸調查團團長，上世紀60年代，由于在哈佛大學時與肯尼迪兄弟的友誼，出任肯尼迪競選顧問，他還是羅斯福和約翰遜政府的高級顧問，以后又擔任美國駐印度大使，他是民主黨的元老級人物之一，要不是已經太老，他肯定會在克林頓政府中任職。他曾擔任《幸福》雜志編輯，并為多家報刊撰寫專欄文章。他還在普林斯頓、哈佛、斯坦福、伯克利等大學教授經濟學與政治學。
豐富的人生經歷，使他對美國社會有更深刻的認識，更加關注各種現實問題。同時，這也無疑是他另類觀點形成的社會背景。他寫作的范圍寬闊得令人費解，除了嚴肅的經濟學著作與暢銷書外，他還出版了小說與劇本，其中一部被搬上了百老匯，版稅超過了他多年來教授收入的總和；他還具有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幽默感與嘲諷精神，他是個天生的“非正統”角色。
正是這種特質，使他贏得了公眾的普遍珍愛。在長達幾十年時間中，加爾布雷斯一直被公認為是當今世界上最著名的經濟學家，這一點常常招致學院派同行的憤憤不平。民眾可不管這些。加爾布雷斯多達40本的著作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專欄文章膾炙人口，所有這些使得他成為最為卓越的公眾知識分子。對許多人來說，尤其是美國的左翼人士來說，他的地位和成就還遠遠不止這些。加爾布雷斯復興了對市場主義的普遍懷疑，并且成為上世紀60年代當之無愧的弄潮兒；那是自由主義的黃金時代。
就經濟學傳統而言，加爾布雷斯是凱恩斯思想薪火的繼承人。凱恩斯對經濟學范式的貢獻因為其后的經濟學家(雖然很多是他的信徒)沉浸于數學模型而被大大低估，加爾布雷斯的意義在于，他繼承了凱恩斯處理公共政策的技巧，并再次證明經濟學家能夠并且應該同公眾有效地交流；甚至他們所秉持的優美而尖銳的文風也如出一轍。
應該承認，加爾布雷斯沒有發展出堅實的經濟學理論，凱恩斯傳記的作者羅伯特·斯凱德爾斯基就認為：“加爾布雷斯缺乏理論睿智，或許根本沒有理論興趣。”實際上，加爾布雷斯十分厭惡經濟學的純理論方法。他認為，經濟學的最大問題在于“經濟研究狹隘地排除了權利和政治利益的因素”。在一個理想的完全競爭的世界中，經濟學理論在前提假設上就忽視了推動社會演變的制度因素。
與其說加爾布雷斯是一個經濟學家，還不如說他是一個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加專欄作家的綜合。他三本最為著名的書是美國各個時期的寫照。在1952年出版的《美國資本主義》中，巨型企業與一些相反的力量，尤其是工會，針鋒相對；在1958年的《豐裕社會》中，大規模的物質消費與驚人的浪費并存；而在1967年的《新工業國》中，生產者主權取代了消費者主權，商業競爭下降。隨后的幾十年時光里，證明了他的這些預言。
能夠顯示加爾布雷斯對美國社會影響力的一個表征是，他給公眾思維添加了許多新的元素。“豐裕社會”不僅改變了美國打量自己的方式，還造就了一些詞匯風行至今：“傳統的智慧”、“私人富足而公眾貧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經濟學家亞馬蒂亞·森說，讀加爾布雷斯的作品就像品讀“哈姆雷特”，“你會明白所有引語的出處。”(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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