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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梁小民談新型工業化中的技術突破
本報記者 趙杰 發自北京
63歲的梁小民語速總是很快，言談間的詞匯中除了經濟，還有哲學、歷史、古今中外典故等，他說這和他每個月堅持讀十幾本書有關。
4月23日下午，作為清華大學EMBA特聘教授的梁小民，在清華大學“EMBA首屆校友返校日”歡迎儀式上，十余分鐘的講話引得不時的哄堂大笑和如雷掌聲。儀式結束后，在清華偉倫樓外的草坪邊，他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
制造業必須發展成完整產業鏈
《第一財經日報》：無論經濟學界，還是政治學界，很多人都在討論中國轉型期的問題，由此還在去年底今年初引發了吳敬璉和厲以寧之間激烈的爭論，你怎么看待這種爭論？
梁小民：我留意了很多爭論，實際上他們誤解了對方的意思，尤其是誤解了吳敬璉先生的意思。有些經濟學家堅持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不可能避免重工業階段，那么中國經濟的發展要以發展重工業為中心；吳敬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的觀點認為，我們不能再發展重化工業，而是應該走一條新興工業化道路。
好多人將吳先生的觀點誤讀了，他們認為，吳先生主張不能發展工業了，只能發展服務業，可是服務業在中國的條件并不成熟，所以會以為他是反對工業化道路。
其實，吳先生并非反對制造業，他所強調的中心就是中國要實現的工業化應該是新型的工業化，而新型工業化的核心不是以增加投資、數量型增長為優勢，而是要通過技術進步來實現經濟增長。這是吳先生所講的一個很中心的觀點。
《第一財經日報》：在你看來，中國的新型工業化實現過程中，制造業的發展之路應該是怎樣的？
梁小民：我從來都不把重化工業發展作為拉動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我認為我們國家將來發展制造業是一個完整的產業鏈，這個產業鏈的上游是重化工業，然后是制造環節，再是制成品，然后是為制造業服務的行業。
制造業必須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行業，而這個完整的行業里面的核心也是要實現技術進步。
《第一財經日報》：中國目前這些環節都并不成熟，或許這也是引發爭論的一個重要原因？
梁小民：爭論的核心其實就是未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問題。但從制造業整個環節來看，我們需要改變的正是增長方式。
我國目前制造業發展的三個環節都亟待進步。從重工業的角度來看，以煉鋼業為例，目前我國的企業產出了很多鋼，但又有很多鋼是低層次的。我們要改變的是增長方式，只有實現技術進步了，才能煉出高品質的鋼，也就能占領市場了。
從制造業的設備來看，我們目前的技術生產不出先進的設備，比如汽車、手機等。很多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實踐證明向國外要技術或者以市場換技術，實現不了我們的技術進步。
從制造品來看，我們現在雖然有20多種產品在世界上的份額占到70%以上，但都是在低檔品市場，沒有技術含量，沒有品牌。
最缺的一環是制造業的服務業，比如物流、銷售網絡、人才培養、信息、工業設計等，這一環節的發展還需要企業、政府共同完成。
我們要走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就是要實現一個中國自己完整的制造業的產業鏈。
《第一財經日報》：技術創新和突破早就從各個層面提出很久了，現在再次提出來應該怎么做才能避免空喊口號不落實？
梁小民：技術突破可以說是從上世紀50年代就提了，但是一直沒有實現，現在還停留在紙面上。這里的一個根本問題應該是制度問題，也就是技術突破靠的是制度，制度最核心的是產權保護。
以英國和西班牙為例，當時西班牙是世界上最有錢的國家，但是工業革命為何沒發生在這個國家而是發生在了英國？因為世界上第一個成文的《產權保護法》出現在英國。
這是對政府的要求。
我們現在缺的是產權保護。對企業而言，要實現技術創新，只有依靠大企業。因為投資、風險都只有大企業才能承擔。而我國現在的企業都過小，尤其是民營企業，沒有能力創新。華為等企業做得好的原因在于企業規模大。
一個經濟體中，不能都是大企業，但必須有幾個成為經濟骨干帶頭領跑，然后中小企業才能生存。
國家應更多投資科學而非科技
《第一財經日報》：說到企業，和中國轉型期的話題結合起來，必然產生新老企業更替的問題，你認為新一代企業的發展與上一代企業相比，更應該突出哪些方面？
梁小民：中國企業發展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和中國的粗放式經濟增長相關，當時企業的優勢就在于低成本、低價格占領市場，而且那時候的市場總體上是供小于求，那個時候賺錢顯得很容易。
現在的企業面臨著很多改變：第一，總體上說暴利時代過去了，市場上總體供大于求，過剩經濟出現，尤其是資產內部的過剩；第二就是低成本的狀況很難再持續下去，勞動力不可能那么廉價了，尤其是《勞動法》等相關法律的公布，材料價格都在上升，而且低成本產品在全球范圍內受到抵制，也就是反傾銷問題；第三，中國加入WTO之后，企業面臨的風險更多了，首先，國內的政策風險，行政力度過大；其次，國際上風云變幻，市場非常不穩定。
多重因素決定中國企業必須朝第二個階段轉型，首先要從制度上轉型，怎么轉向產權明晰、合理的公司制結構，其次就是隨著國家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企業就要靠技術突破來實現發展壯大。
《第一財經日報》：剛才說到中國尚沒有能夠領跑的大企業，所以轉型期需要這類企業出現，那是否意味著整個國家和社會都必須支持它們，甚至在一些方面為它們開綠燈？
梁小民：不是這樣。企業必須在市場競爭中，通過兼并等方式來擴大規模。讓它們自己在競爭中實現優勝劣汰，這還是市場本身的問題。但是政府要為它們創造條件，比如金融開放，只有金融開放了，企業的發展才能更有力。國家應該更多地投資于科學而非科技。
技術創新的主導是企業，政府是不可能主導技術創新的，政府的作用在于服務。但這是政府的問題不是企業的問題，政府不管，企業怎么可能自覺來解決？這不可能，特別是中小企業，更不可能。我們的政府應該為企業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企業才可能逐漸增強法律意識。
需要什么樣的企業家
《第一財經日報》：企業是主體，它們也應該承擔責任吧。現在很多人在指責中國的企業對于社會責任承擔不夠，你怎么看？
梁小民：我最反感的一點是動不動就拿西方企業來作對比，說它們捐贈了多少錢。現在的問題在于，中國的企業遠沒有發展到那個階段。西方企業現在的實力和中國企業的實力懸殊太大。何況類似于英特爾等大企業之所以在中國倡導企業社會責任，它們最早也是被管出來的，沒有管理和約束，它們不可能自覺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中國企業真正的責任是在現有的條件下生產出能夠主導市場的好產品。更確切地說，這是企業家的責任。
《第一財經日報》：在你看來，這類企業家出現了嗎？
梁小民：很少。中國的企業家中，民營企業家第一代很多都不是知識型的；國有企業不叫企業家，而叫官員。
《第一財經日報》：新型的企業家應該是哪種類型？
梁小民：起碼應該受過非常好的教育，同時要有科學的企業管理經驗。企業家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作為股東的；一部分是作為職業經理人的。而中國目前最需要的應該是職業經理人這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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