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奇：全球化與不信任 美中關系面臨風險

　　史蒂芬·羅奇

　　美中經濟關系可能是21世紀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可是這一關系發展并不順利。全球化帶來的壓力與矛盾為兩國的相互關系平添緊張，使兩國關系愈發變化莫測。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主義的風險不斷擴大。也許更為嚴重的是，美中關系之間正滋長著一股具有侵蝕性的不信任情緒，如果任由它蔓延而不加制止，它將虛耗兩國未來幾年的無限商機，且不談對

更廣泛的全球經濟的影響。

　　美國的角色

　　美國向保護主義勢力傾斜，盡管目前其對外國資本的需求是前所未有的。角力中的是易燃性極高的宏觀經濟與政治勢力。美國儲蓄短缺導致該國出現龐大的貿易逆差，而中國是最大比重的貿易順差國。與此同時，籠罩著美國中產勞工階層的焦慮情緒日漸增長。中國成為替罪羊面臨越來越多的指責，一場典型的政治指責游戲方興未艾，責難中國的聲音越來越響。

　　在這一爭論上，一個非常簡單和極有力的宏觀要點卻為人所忽略：美國內部已沒有能力滿足其經濟急速發展對資本的需求。由于出現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國民儲蓄不足情況，美國日益依賴外國輸入盈余儲蓄以填補缺口。美國的國民凈儲蓄率，即扣除折舊后的包括個人、商界和政府部門的綜合儲蓄率在2005年下旬跌至占國民收入的-1.2%。換言之，美國人的儲蓄量尚不足以應付置換折舊資本。這是自

　　面對國內儲蓄短缺，國家一般有兩個選擇，縮減經濟增長或向世界其它國家借入資本。首個選擇對于一個物資豐富的國家來說難以直到作用�？偟膩碚f，美國(特別是其消費者)把經濟快速增長視為理所當然。所以，除了第二個方案，美國別無選擇，需從世界其它國家大量輸入盈余儲蓄以滿足其經濟增長所需。華盛頓極不愿意接受這一事實，而這恰恰是目前中國在美國宏觀經濟中扮演的角色。

　　儲蓄短缺兼貿易出現逆差國家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它被迫擴大經常賬赤字以引進所需外資。就美國而言，外資需求幾近一年8000億美元，或每個營業日需輸入約30億美元，經常賬失衡主要體現在巨額的貿易逆差上。2005年，產品和服務貿易赤字共占經常賬總逆差的93%。

　　對外資的急切需求不可避免帶來了地緣政治上的得失參半。感謝中國，美國實際上在2005年美元貿易赤字中已占有很劃算的交易優勢，凈結余2000多億美元的中國產品成功地提高了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假如華盛頓政客選擇不跟中國進行貿易，向中國產品征收重稅或迫使中國貨幣大幅升值，這是美國參議員舒默和格雷厄姆動議立法的內容，這些行動將會帶來反效果。

　　儲蓄短缺的美國經濟，不會因為把中國供應線切斷，便能如民粹主義政客所聲稱的那樣縮減貿易赤字。相反，由于美國對外資的需求龐大，貿易赤字將繼續高企而且只會向另一個外國生產商傾斜，很可能是一個成本結構較高的生產商。如此的美國外部供應變動，其影響將相當于向美國消費者征收稅金。

　　只要美國一日停留在國內儲蓄不足的軌道上，它便日益依賴“好心的陌生人”向其提供經濟發展所需,包括外國制產品和金融資金兩方面。針對個別國家的保護主義行動，只會“成功地”把美國的貿易逆差和為其提供資本的對手國轉移到其它國家。

　　近期在美國崛起的保護主義勢力還有更陰暗的一面，尋找替罪羊的拙劣政治手法。這解釋了為何政客們都把矛頭指向中國，要中國為備受困擾的美國工人所面臨的與貿易有關的壓力負責任。隨著美國中期競選活動的展開，這類保護主義活動在未來幾個月將會更趨激烈。

　　歸根結底，美國儲蓄短缺是造成資金和貿易流通不穩定的潛在源頭，是美國政界有意識選擇的一個副產品。聯邦預算赤字是過去6年導致國民儲蓄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因素，這不是由于北京而是由華盛頓一手造成的。個人負儲蓄率在某種程度上是鼓勵消費的稅務政策所致，同樣是華盛頓一手造成的。美國的民選代表是拒絕進行稅務改革(比如實施有助于解決個人儲蓄不足問題的消費稅等)的力量源頭。當然，政客們從來不會承認這是他們的問題。相反，他們喜歡把責任推在別人身上。在這個問題上，是中國。另外，在近期政界齊聲反對出售東岸船務設施的問題上，是迪拜。

　　華盛頓冒著被指在經濟和政治立場上雙重標準的風險。一方面，要求中國升值人民幣、限制輸美出口、放棄收購優尼科(Unoca])，但又不阻止中國大量買入美元金融資產。與此同時，它向阿聯酋表示歡迎把其賣油所得美元用來購買 美國國庫券，但不能購買美港口設施。還有，美國并沒有就國內儲蓄嚴重短缺的問題承擔應負的責任。依我所見，如此的政治姿態將引來嚴重后果。美國越是逃避解決儲蓄問題而把責任歸咎于他人，經常賬財務將以悲劇收場的風險便越大。

　　儲蓄短缺的美國是不可能有權細心挑選貸款人并在大型外部融資項目的條款制定上擁有決定權。也就是說，乞丐是沒有選擇的——他們不能讓外部支持系統承擔過多的壓力。來自華盛頓的保護主義勢力越是來勢洶洶，金融市場作出反擊繼而給美元和美國實際利率造成沖擊的風險越大。經濟和市場也許已日益全球化，但政治仍然十分本地化。這是全球化進程最不協調之處，也很可能是最令人生畏的一個挑戰。

　　中國的角色

　　每個故事都有兩面性。在分析美中兩國間的經濟矛盾時，我們不應抹黑美國，也不漂白中國。問題是雙方造成的。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問題上肯定有需要改善之處。對于像美國以知識為導向的經濟體而言，這方面尤其容易引起爭議。還有，在與美國就一系列國際事務(比如國際關注的人民幣匯率、收購美國公司、零關稅開放市場等問題)進行談判時，中方在政治立場上也帶有幾分天真。面對美方，中方在這些問題上應可以有更好的表現。

　　然而對于美國，中國最大的問題可能是一個較為根本的，就是其強有力增長模式的獨特性質。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是過去25年推動著中國發展的兩大主要板塊。這兩大板塊共占中國1970年GDP約30%。到2005年，兩大板塊的綜合貢獻已飆升至70%到80%的水平。單是出口已從25年前的占GDP的3%上升至35%，使中國晉升成為全球第四大出口國。

　　中國由出口和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堅決推行改革的自然結果。隨著中國加大力度對國有經濟結構進行改革，它越來越倚重于“資源調動”戰略，以求給經濟增長和就業市場提供所需的支持。這涉及把大量的國內儲蓄再循環，投入到基本設施和新生產設施的建設上，此乃以出口為導向的生產平臺的核心。中國還為外資跨國公司提供了一個低稅務環境，再加上先進的基礎設施，無疑成功吸引了不少外國直接投資資本。如此的增長勢頭持續不斷，年復一年。中國越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經濟就越發依賴出口作為增長的動力來源。而中國的出口實力擴張越快，對投資的需求便越大。

　　然而中國推行改革也產生了另一個嚴峻后果，強勢的宏觀趨向壓抑了私人消費市場的成長。中國針對削減國企員工數目的改革越是深化，人們對可能失去工作和收入的顧慮越大。根據官方數據，自1997年起計，國營企業下崗工人超過400萬，另外地方政府屬下的集體企業裁減了200萬個崗位。沒有一個保障如此龐大數量下崗工人生活的安全網，同時缺乏創造新崗位的新資源，中國工人日益憂慮下一個失業的可能就是他。因此，積谷防饑成為生活中的重要一環，重要得足以把中國的家庭儲蓄率推高至現行的約35%。個人儲蓄率提高的另一面就是占中國GDP比重的穩步下降，2005年創新低至約50%。

　　缺乏來自私人消費的內部支持，但又需要快速的經濟增長以緩沖改革帶來的沖擊，中國除了轉向出口和靠出口帶動投資，別無他選。不幸的是，在時常容易引起爭議的地緣政治領域里，時機就是一切。近年的中國增長同時遇上全球化進程步伐加快以及伴隨大規模全球勞動力套利而來的壓力。后者帶來的影響嚴重擠壓著曾一度所向無敵的美國勞動市場的就業狀況和實際工資增長，使美國工人陷入焦慮的情緒中。因此，就在中國改革通過出口成功拉動增長的同時，美國勞動市場面臨異常巨大的壓力。這些情況的同時發生是觸發美國保護主義勢力抬頭的關鍵所在。在全球化進程持續給美國勞動力市場帶來很大壓力的背景下，中國繼續奉行出口和投資主導增長的戰略越久，美中雙邊貿易關系持續發生摩擦并受到保護主義勢力攻擊的機會便越大。反過來說，如果中國越早改變其經濟的宏觀組合成分，把其更大部分的增長動力轉移到私人消費上，其從根本上減低來自美國保護主義壓力的機會就越大。

　　全球化的悖論

　　長期以來，全球化浪潮一直被描繪成無所不能的推動力量。在這一大潮中有著令人意外的情況， IT激活(IT-enabled)的來勢迅猛的連通性使全球勞動力套利活動向價值鏈的上端發展。只有高端職業階層的高學歷精英還沒有受到越來越殘酷的壓縮薪酬壓力。事實上，富人是越來越富，而不斷增加的其它勞動者群體卻沒有富起來。這意味著收入分配差異在拉大，這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是如此。對任何國家來說，這都會加劇國內和國外的政治緊張關系。該因素說明了同時產生國內社會動蕩和國家之間摩擦的可能，這將使美中關系更加緊張。

　　美國和中國體現了會給全球收入分配造成影響的各種壓力。美中兩國的人均收入分別為42000美元和1700美元，處于全球收入分布范圍的兩端，然而兩國在各自收入分配的內在組合上卻有極大的差異。從所謂的基尼系數就可以看出，美國(41)和中國(45)的最新基尼系數是世界上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這表明不平等的影響范圍要大大高于收入分配較為平均的經濟體譬如日本(25)、歐洲(32)、甚至印度(33)。

　　雖然美國和中國的問題各不相同，但在這兩個國家，任何經濟問題的政治敏感度都比不上收入不均的問題。兩國都面對很高程度的收入不均情況，但就政治應對措施而言，預計兩國都不會退縮。在兩國貿易關系在加劇緊張的情況下，這有可能成為令人不安的難題。民粹主義色彩越來越濃的美國政客是以保護主義的辦法來應對美國收入分配和實際工資停滯問題，把中國描繪成給美國中等收入勞動者造成壓力的罪魁禍首。我一直認為這一觀點是絕對錯誤的，但即使如此，中國目前似乎不能馬上擺脫華盛頓越來越強烈的政治怨恨。

　　從中國目前的情況看，內部主導的改革使收入差距拉大，而外向型增長則弓I起了保護主義的激烈反應。中國領導層在應對這一情況時，采用了漸進式的中央調控來尋求解決辦法，即逐步改變其貨幣政策，以緩解外部的壓力，同時采取有針對性的收入支持措施，為本國鄉村農業提供內部支持。時間是檢驗其正確性的惟一方式。

　　收入分配上的差異一直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的致命弱點。在IT激活的全球化年代，這一問題似乎更加突出。歷史告訴我們，收入差距擴大的壓力往往會波及到政治領域。愈演愈烈的保護主義就是令人感到不安的明證。也許，對目前全球化傾向最大的嘲諷就是跨越國境的一體化暴露了不同文化之間的摩擦。世界通過貿易、資本和信息的流動變得越緊密，世界各領域中出現的不適度也就越大。目前在美國和中國，這種情況尤為明顯。

　　全球再平衡的意外后果

　　華盛頓一直在向中國施加壓力，要求重估人民幣。但我們一定要認識到，如果采取這一行動，將會產生什么后果。明顯和直接的影響是，貨幣走強將會使中國的出口主導增長模式受到重創，除非中國愿意以延緩改革來回應。我認為這一選擇是中國領導層無法接受的。否則就需要為經濟尋找新的支撐。鑒于上述原因，私人消費是可以在中國出口放緩時填補空白的首選領域。

　　對中國和其主要貿易伙伴來說，這確實是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以消費為主導的增長模式不僅可以啟動早就該進行的中國經濟再平衡，而且還可以促進中國對進口產品的需求，從而為海外經濟體提供重要的外部刺激。事實上，中國領導層并不反對向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轉型。這是中國國內目前大辯論中的一個明確焦點，也是溫家寶總理最近在閉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工作報告中所強調的一個重點。

　　然而，作為從事宏觀問題研究的人員，我們必須考慮中國經濟成功再平衡會產生的各種影響。隨著消費者文化的逐步形成，中國將著手降低過高的儲蓄和經常性項目的順差。這將會使中國減少在以美元計值的資產上的過高資本投入，從而使美國經常賬巨額赤字的資金融通更加困難。中國將不是惟一走這條路的國家。日本和德國也可能會出現類似的情況，這兩個國家的經常性項目順差目前排在世界第一和第二，其次是中國。

　　如果世界上儲蓄率最高的這三個國家現在都毅然地選擇促進國內消費并降低其經常賬順差，那么儲蓄不足的美國經濟馬上就會發現自己失去了一個外國資本的重要來源。這很可能會使美元面臨貶值的壓力。隨著美國貸款人尋求貨幣風險補償，美國的實際利率也會面臨上調壓力。這會給儲蓄不足、負債過高和依賴資產的美國經濟造成很大的麻煩。換言之，華盛頓需要非常認真地考慮自己希望得到的東西。

　　重建信任

　　最后，只有在美國和中國都愿意妥協的情況下，雙方緊張的關系才能修復。這樣的決心需要體現在經濟和政治方面。在兩國的儲蓄差異很大的情況下，注重和諧的經濟理論可能是最適用的。事實上，美國需要再次開始儲蓄，而中國則需要減少儲蓄。儲蓄率逐漸接近還需要很長時間，同時還需要改善兩國之間出現的宏觀層面的緊張關系。

　　就美國而言，只須大規模行動促進國內的儲蓄，這是減少貿易逆差壓力最有效的宏觀選項。這需要降低公共部門的負儲蓄(即巨額的聯邦預算赤字)和實行某種形式的消費稅。國內銷售稅是最簡單和最有效的方法，但中低收入的家庭要享有豁免。這將會降低消費意欲，節省下可儲蓄的收入，而且這還會有助于降低聯邦赤字�？上У氖牵�我們沒有什么理由樂觀地認為，華盛頓將會采納有利于儲蓄的政策。預算赤字目前不降反升，而且稅制改革缺少政界的支持，任何對立即實行鼓勵私人儲蓄措施的希望都會化為泡影。

　　華盛頓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政治上的權宜之計與上述長期的競爭和儲蓄解決方案之間尋求更好的平衡。

　　就中國而言，中國也需要采取重大的政策措施，以啟動消費拉動的增長。這是一個必要的戰略舉措，既是為了實現國內的更好平衡，也是為了減少與主要貿易伙伴，如美國的對外緊張關系。中國需要從兩個方面做工作：建立社會保障安全網，以解決因國有企業改革所帶來的工作與收入問題上的不安全感；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特別是在欠發達的服務業，以提高中國眾多人口的購買力。中國領導層很重視把增長方式轉向私人消費。目前已經確定了建立社會保障安全網的試點項目，比如遼寧省的試點。而且，按照中國加入WT0的條款，國內服務業在零售和保險等領域向外國投資者開放的進程在今后3-5年內可能會加快。中國領導也沒有抗拒調整其經濟的宏觀增長方式。溫家寶總理最近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強調了中國國內消費的必要性。

　　與美國一樣，中國也需要采取行動，緩解兩國之間出現的政治緊張關系。盡快遵守以前商定的入世條款將是有益的，尤其是在知識產權和進一步開放中國國內市場等方面。進一步加快貨幣重估和資本項目放開的步伐，也可以緩解兩國之間的緊張關系。雖然有些讓步對中國來說是痛苦的，但這些讓步要比貿易磨擦和保護主義好得多。對以華盛頓為首的指責中國的這顆政治定時炸彈，一定要不惜一切代價拆除，而且要盡快拆除。

　　盡管華盛頓一再進行威逼，但保護主義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危險。最可能出現的危險是，工業化強國對于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國家越來越不信任,即更多地看成是經濟對手，而不是戰略合作伙伴,這將是最不幸的結果。這樣一個互不信任的世界很可能會錯過全球化的巨大商機。對我們大家都很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有重新建立全球化世界所需的信任的政治意愿。這很可能是全球經濟未來幾年內必須要面對的最重要的考驗之一。我們要靠我們自己，要靠這個世界去尋求全球化真正需要的共同點,現在還來得及。

　　(作者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