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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夢奎
中國社會經濟政策的主調
(一)持續20多年的快速增長使中國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2001-2005年的第十個五年規劃已經完成，從2006年起執行第十一個五年規劃(2006-2010年)。
根據2005年年底發布的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2004年GDP比原先的統計增加16.8%，經濟結構和經濟運行狀況，總的說比原先統計數據所反映的要好。2005年經濟增長9.9%，GDP達到18.2萬億元人民幣，按現行匯率為2.2萬億美元左右。中國經濟總量有可能已經超過英國而居世界第四位。人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普遍增長是有理由的。
觀察中國經濟，不僅要看經濟總量，而且要看人均。中國有13億人口，人均GDP只有1700美元，而且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發展很不平衡。2005年，農民年純收入低于683元人民幣的貧困人口有2365萬，年純收入在844-944元人民幣的低收入人口有4067萬，城市貧困人口有2200多萬人 ，三者合計有8000多萬人，生活還很困難。從總體上說，中國目前所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中國現在是、在今后相當的時間內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實現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按照中國的發展戰略構想，要再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到21世紀中葉，才能基本實現現代化。這個基本判斷，是現階段中國社會經濟政策的基本出發點。
(二)根據社會經濟發展中實際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即資源和環境的制約，發展的不平衡，以及經濟體制和社會轉型中的社會矛盾，中國提出貫徹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目的是實現可持續發展與社會和諧。這是總結中國發展的經驗，并且借鑒國際經驗，所做出的現代化道路的理性選擇。促進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以及為此而進行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是當前乃至整個現代化建設時期社會經濟政策的主調。
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同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是一致的。 用20年時間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現在剛過去5年。即使實現了全面建設小康的目標，也還要堅持走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的道路。這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需要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現在所取得的進展還是很初步的。
注重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可持續發展
(三)實現平穩較快和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根本問題。
中國第十一個五年規劃(2006—2010)的預期目標，是GDP年均增長7.5%左右，明顯低于過去5年實際達到的年均9.5%的增長速度。這表明對經濟增長速度適度回落的預期，也反映出注重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導向。實現了這個目標，按2005年不變價格計算，2010年GDP將達到26.2萬億元，屆時總人口13.6億，人均19270元，超過比2000年增長1倍的預期目標。 5年間，城鄉居民收入預期目標為年均增長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0493元增加到13390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3255元增加到4150元。這表明城鄉人民生活水平將會明顯提高，也反映出注重城鄉協調發展的政策導向。
根據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分析，2010年之后仍有可能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如果保持7%左右的增長率，2010-2020年實現經濟總量翻一番，2020年GDP將達到52.4萬億元人民幣，按現行匯率計算，相當于6.4萬億美元，人均超過4500美元，經濟總量和人均都將再上一個很大的臺階。隨著經濟總量的增長，人均GDP絕對量的增長趨快，每增加100美元或1000美元所需時間將會縮短。
未來5-15年中國經濟發展有許多有利條件，也有不少不利條件、制約因素和困難。這往往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例如：
——現在物質技術基礎比過去雄厚得多，但經濟規模越來越大，能源和其他重要資源需求急劇增長，資源約束和環境壓力也比過去大得多，經濟增長的成本會持續上升。
——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是優勢，但就業壓力大是困難，勞動力素質不適應技術進步要求也是困難。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 大學畢業生就業難成為特殊的社會問題。
——工業化和城市化加快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但不論是在經濟還是社會發展中，都面臨許多兩難的政策選擇。
——20多年來經驗的積累和國力的增強有利于推進改革，但新階段改革更具綜合性，而且往往會觸動更復雜的利益關系，難度隨之增加。
——社會政治穩定為發展和改革提供了好的環境，但經濟體制、經濟增長方式和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轉變也伴生有復雜的社會矛盾。
——外部環境總體上比較有利，但不確定和不穩定因素也在增加，加之資源短缺，以及一些行業產能過剩，在國際市場競爭中面臨強大壓力。
中國經濟現在處于發展機遇和矛盾凸顯并存的關鍵時期，需要采取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避免大起大落，防止快速增長過程被中斷的風險。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要注重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防止局部性的問題演變為全局性的問題。
(四)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困難，不在于增長速度，而在于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發展的可持續性。經濟工作的著重點，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在20世紀最后20年，中國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方面的成績是顯著的。集中的表現，是以能源消耗翻一番保證了經濟總量翻兩番。在1980-2002年的22年間，按照不變價格計算，每萬元GDP能耗標準煤從14.3噸下降到4.76噸，下降66.8%；每萬元GDP電耗從7200度下降到5200度，下降22.7%。根據國際能源機構提供的資料，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在1977-1999年的22年間，中國單位增加值能耗下降68%，而同期世界平均下降27.7%，歐洲國家平均下降11.2%， 亞洲國家平均下降32.3%。 從國際范圍看，中國的進步是明顯的。
同樣明顯的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遠未完成。隨著經濟規模迅速擴大，資源和環境的約束日益強烈，粗放的增長方式不能保證可持續發展。前述中國在能源消耗方面的明顯進步，是以過去過高的消耗為基數的；和世界先進水平相比，現在還有很大差距。1980-2000年，單位產品實物消耗指標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火電耗煤從32.5%下降到24.1%，鋼耗煤從70.4%下降到20.9%，水泥綜合能耗從50.2%下降到44%，乙烯能耗從83%下降到69.7%。這說明，差距在明顯縮小，但仍有不小差距，不過并不像按美元計算的單位GDP消耗差距那么大。按單位GDP消耗作國際比較的缺點，是沒有考慮到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產業結構的重大差異。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明顯偏低，而一般地說，服務業消耗能源是相對少的。
2001年以來中國能源消費增長率高于經濟增長率，能源消費彈性系數 大于1，明顯高于此前的20年，引起經濟界的普遍關注。能源消耗超常增長的直接原因，不是由于單位產成品消耗上升，而是由于經濟規模迅速擴大，以及重化工業的超常增長。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階段，對重化工業產品需求增長比較快有其必然性，問題在于合理的限度。需要討論的問題，一是消耗大量鋼材、水泥等高耗能產品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化進度是否過快；二是如何改造和提升傳統重化工業，實現合理發展和集約發展，同時控制高耗能產品和其他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大量出口；三是如何優化產業結構，改造和提高第二產業，發展第三產業，提高整體經濟效率。經濟普查顯示服務業比重比原先統計的高，并不改變產業結構不合理和服務業落后的基本判斷。
中國將長期面臨經濟增長同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之間的矛盾。今后5年，要以節能降耗、減少污染排放為重點，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目標是，2010年單位GDP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這意味著，年均節能率達到4.4%左右，這低于1980-2000年的4.6%，而高于1980-2004年的4.1%。達到這一要求有難度，但是能做到。即使達到這樣的要求，資源形勢依然是嚴峻的。
除降低能源消耗外，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對其他重要自然資源的節約和環境保護也做了比較全面的規劃。 2010年和2005年相比，每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從167立方米減少到117立方米，降低30%；農業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數從0.45提高到0.5；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從55.8%提高到60%；主要污染物 排放總量減少10%；城市污水處理率由48.4%提高到70%；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由52.1% 提高到60%；森林覆蓋率從18.2% 提高到20%。耕地保有量為18億畝(1.2億公頃)。 可見，“十一五”規劃是一個追求可持續發展的規劃。
不論是傳統工業的改造，還是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變，歸根到底，都是以技術進步為基礎的。根據羅馬俱樂部的報告，由于技術進步，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時間愈往后(從英國、美國、德國、法國到日本)，能源密集度(單位GDP能耗)的峰值愈低；到達峰值后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下降。中國要利用后發優勢，通過技術跨越緩解資源約束，以較少的資源消耗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必須強調自主創新，逐步改變長期依靠低成本勞動力參與國際競爭的局面，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不久前頒布的《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體現了促進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精神。同時，我們也充分認識到，中國經濟技術發展不平衡，現在傳統產業還占絕大比重，必須實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用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并重的政策，處理好自主創新與技術引進、消化、吸收的關系，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關系。
資源浪費和增長方式轉變困難有深刻的體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要靠深化改革和完善政策來解決，包括投資體制、價格形成機制和財稅政策。
(五)中國現代化的最困難之點，是在農村。中國人均耕地面積1.41畝，不到0.1公頃，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13億人口，7億以上在農村，普遍實行家庭小規模經營。 滿足十多億人口對農產品的基本需求，并且要在全國農村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的目標，是艱巨的歷史性任務。
現階段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增加的困難，歸根到底，一方面，是由于人多地少，農業不容易形成規模經營，雖然土地產出率不斷提高，但農民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非常困難，而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需要經歷比較長的過程；另一方面，是由于非農產業總體規模還不夠大，而且效益不高，能提供的積累不多，國家又百業待興，支持農業的力量終究有限。 即使工業化和城市化進展順利，農村人口2010年仍有6億以上，2020年仍有5億左右，始終不能放松對農民和農村經濟問題的高度重視。
鑒于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期，以及城鄉發展嚴重不平衡的實際情況，中國提出統籌城鄉發展，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性任務。近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加大對農村發展的支持力度。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在加強，例如，2003-2005年，國家投資500億元，建成農村水泥路、柏油路17.6萬公里，超過1949-2002年53年建設的總長度，全國99.6%的鄉鎮、92%的行政村通了公路。2003-2005年，國家永久性地陸續在全國范圍內免除了農業稅。農村義務教育已經全面納入公共財政保障范圍。農村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政府投入增加也比較快，雖然還是低水平的。還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政策，例如改革土地使用制度，使農民在土地轉讓收益中得到更大份額。據國土資源部課題組估計，地方政府在農地轉用中獲得60%以上的收益。據江蘇省調查，全省農地轉用增值分配，政府得60-70%，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得25-30%，農民只得5-10%。對農民土地的低價征用是近年來工業化和城市化低成本快速推進的奧秘之一，提高農民在土地轉讓中的收益會提高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成本，但會促使增長方式轉變，也會緩和因為農民失去土地而就業又沒有著落所產生的社會矛盾。
農村建設的總體要求，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就是說，不僅要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的物質生活水平，而且要進行精神文明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逐步使落后的農村得到根本性的改造。這是伴隨現代化全過程的長期任務，要經過幾十年，有的地方甚至要上百年時間的努力，才能完成，不可能一蹴而就。當前要注重穩定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加快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和文化建設，教育以及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步伐。農村改革要注重發展新型農民合作組織，提高農民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組織化程度。政府要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把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重點逐步轉向農村。政府的財政投入要發揮先導作用，但對農村建設不可能大包大攬，還是要靠廣大農民的努力。全國農村發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發展好一些，有的地方還很落后，要從各地的實際情況出發，在符合農民意愿的條件下穩步推進，不能超越農村經濟發展和國家財力制定過高的目標，不能一哄而起，勞民傷財，搞形式主義。
(六)城市化是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的二十多年時間里，中國城市化進程非常緩慢。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2005年城市化率達到43%，近5年提高6.8個百分點，比1957-1978年21年總計還多4.3個百分點。
城市化是社會經濟結構的根本性變遷，是漸進的過程。中國的城市化，要實現幾億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變、鄉村人口向城市轉變，其規模是世界上空前的。目前中國城市化率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0%左右)，但近幾年發展速度是很快的，長時期形成的城市化滯后的狀況，不能要求在短時間完全改變。把握城市化的適當進度是實現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條件。 目前一些地方社會矛盾突出，和城市化的盲目無序擴張有關。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城市化率不能相互攀比，也不能作為政績考核指標。現在廣東已經達到60%，西藏只有20%，將來各地也會有差別。
要把城市化和解決農村問題結合起來，使之成為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和改變二元經濟結構的推動力，讓農民更多地享受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實惠。這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也是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的一條根本出路。最重要的，是為農民轉入非農產業創造就業機會和生存條件。由于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和非農用地的過度擴張，失去土地而又沒有新的謀生出路的農民越來越多，是社會安定的一大隱患。 目前討論很多的進城務工農民轉為城市戶籍問題，實質上是城市公共服務資源的分配問題。 農村人口轉為城市人口是發展趨勢，但只能逐步放開。戶籍制度要改革，對進城務工農民的歧視要廢除，但如果大量農民擁入城市而又沒有就業機會，農村貧困就會轉化為城市貧困，帶來新的社會問題。何況，目前多數進城務工農民的收入還比較少，不足以在城市養家糊口。還要考慮到，有些工種具有季節性的特點，有些職業具有流動性的特點，例如，2008年奧運會之后北京大量的建筑工人就需要轉移到其他地方去。和發達國家比較穩定的社會結構不同，中國社會結構正處在大變動之中，農民在職業轉變過程中的流動現象有其合理性，將會在相當長時期存在，認識和政策不能簡單化。
城市建設關乎國家未來面貌，需要認真規劃。現在不少城市缺乏特色，空間布局不合理，功能不健全；不少城市不注重培育發展優勢而競相發展一個或幾個相同產業；不少城市污染嚴重，交通堵塞，能源和水資源短缺；不少城市不注重保護自然資源和歷史文化遺產。認真解決這些問題，對于提高城市化的質量，對于建設立足當前而又能面向未來的大、中、小城市，具有重要意義。在這方面，國際上不少好的經驗可以借鑒。
(七)地區發展不平衡是大國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也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古代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隴中苦瘠甲天下”的說法。自19世紀中葉開埠通商和發展近代工業以來，雖然社會制度和經濟政策迭經變遷，地區發展差距總體上呈擴大趨勢。改革開放前20多年奉行地區平衡發展戰略，地區差距并沒有明顯縮小。現在差距擴大更是不爭的事實，需要重視差距持續擴大帶來的社會影響。正確處理這個問題是實現國家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和諧的關鍵之一。
國家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總體戰略布局是：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有些方面的政策還需要具體化。
分析地區差距，現在大多局限于東、中、西部省、自治區之間人均GDP的比較，這是不夠的。因為：
第一，中國的省和自治區，有的面積超過100萬平方公里，有的人口近1億，省、自治區內部不同市、縣之間也存在著很大差距，這種差距甚至大于省、自治區之間總體上的差距。這說明地區差距存在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也說明省、自治區甚至市、縣政府同樣面臨著地區差距和協調發展的問題。
第二，決定不同地區實際生活水平差距的，不僅是人均GDP，還要考慮到物價水平的差異， 以及國家在發展社會事業方面的投入和其他方面轉移支付的影響。一般說來，實際生活的差距要小于人均GDP的差距，因為中央政府對落后地區有比較多的財政轉移支付。
第三，按現行統計方法，地區人均GDP沒有剔除大量人口流動因素的影響，就是說，實際地區差距比統計數據所反映的要小一些。
地區差距是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平衡的反映，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城鄉差距的問題。
影響地區差距變動趨勢的，是起相反作用的兩種因素，有利于縮小差距的因素和導致差距擴大的因素并存。綜合判斷，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期，地區人均GDP差距難以縮小，只能努力緩解差距擴大的強度。統計資料表明：2000年以來，東、中、西部差距擴大的速度有所減緩。原因是：國家對經濟落后地區投入增加，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國家對農村經濟發展支持力度加大有利于縮小地區發展差距；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部沿海地區經濟拉動作用減弱的程度大于中、西部地區。由于受多種復雜因素影響，現在還很難說地區差距擴大的速度已形成持續下降的態勢，但至少可以說明，政府在減緩地區差距擴大的趨勢方面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進一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以下幾點是重要的：
第一，推動全國統一市場建設，在發揮地區優勢的基礎上形成區際分工合作體系，實現良性互動。
第二，發揮先發展地區的輻射和帶動作用，改善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條件，促進勞動力流動和產業轉移。
第三，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支持落后地區社會事業發展，縮小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
(八)中國經濟發展外部環境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加入WTO過渡期結束。在擴大開放的環境中謀發展，要解決外部資源穩定供給的問題，擴大國際市場的問題，提升在國際分工中地位的問題，創造良好外部環境的問題。這些都是關系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大問題。
世界經濟大國的發展歷史，除蘇聯的特殊歷史條件外，沒有哪一個國家是僅靠國內市場實現工業化的。當其工業化巔峰時期，在全球制成品貿易的市場份額都占很大比重，英國和美國在20%以上，日本在10%以上。對外貿易增長速度超過經濟增長速度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表征，中國對外貿易增長在比較長的時期會繼續高于經濟增長速度，外貿依存度提高是其邏輯的必然結果。 1996—2004年，全球GDP增長27%，出口額增長78%；同期中國GDP增長108%，出口額增長299%。2001-2004年，中國占國際市場的比重從3.9%上升到6.7%，2010年可能達到10%。經濟全球化提供了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的可能性，包括吸引境外投資和承接國際產業轉移，這是中國現代化難得的歷史機遇。
工作的著重點是提高質量。從統計數字看，在中國的出口產品中機電產品占50%，高新技術產品占28%，但許多是勞動密集型的組裝加工，附加值不高，而且多數產品的品牌、關鍵技術和銷售渠道掌握在跨國公司手里。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機電出口企業擁有自主品牌的不到20%，自主品牌占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不到5%。中國出口服裝85%左右是貼牌，自主品牌不到10%。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廣義地說，包括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以及提高吸引外商投資的綜合效益，改變不計土地和環境成本和過分依賴優惠政策的做法。只有實現從偏重量的擴張到注重質的提高轉變，從單純技術引進到注重消化吸收和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轉變，從依賴優惠政策到注重市場公平競爭轉變，才能真正提高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來自外部的風險隨經濟國際化程度加深而增加，這種風險往往帶有突發性，包括國際金融風險，以及在國外資產安全、資源和國際運輸保障等方面的風險。健全風險防范機制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和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條件。
中國是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在同其他國家互利共贏中實現自身發展。伴隨商品出口迅速增長、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增加，貿易爭端以及要求中國分擔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成本的壓力也隨之增加。在國際經濟關系中遇到的矛盾和競爭，不僅有同發達國家的，也有同發展中國家的。這是國際經濟貿易關系發展中的正常現象，在WTO的框架內，按照互利的原則，通過平等協商和談判，是可以解決的。世界有識之士都看到，中國經濟發展是對世界經濟增長的積極貢獻。據世界銀行公布的研究結果，1980-2000年，按購買力平價法(PPP)計算，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14%，僅次于美國的20.7%，最近幾年在進一步提高。國際上某些人往往專注于中國商品出口的增長，而沒有注意到：中國已經成為亞洲最大進口國、世界第二大進口國，進口規模僅次于美國。
在發展中實現社會和諧
(九)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標志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非常明確地由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三位一體，擴展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這是中國治國理念和實現現代化戰略的進步。
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各方面存在著種種矛盾，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主要矛盾貫穿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全過程。解決矛盾的根本方法是發展社會生產力，所以中國各方面的工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的確立，為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條件。中國把發展經濟作為解決社會問題和實現現代化的基礎，這是堅定不移的。但是，這決不意味著可以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而不重視社會發展。實現社會和諧是中國實現現代化不懈追求的目標，也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中國所說的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不單是指經濟發展，也包括社會發展，也就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全面進步。
(十)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城鄉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長期困擾著中國的幾億、十幾億人口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現在生活還有困難的人們生活也比過去有所改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2365萬。教育快速發展，到2002年，在全國91.2%的人口居住地區，實現了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和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目標。中國的人均壽命，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的35歲、1957年的57歲、1981年的67.9歲，增加到2000年的71.4歲。中國社會的進步是全世界公認的。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發布的《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2005年中國人類發展指數名列第85位，比1990年前移20位。
既然如此，為什么現在突出地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問題呢？這是因為，在新的發展階段，中國追求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的更高的目標，實現新的發展目標必須解決現代化進程中存在著的大量社會矛盾和問題。
中國現階段社會矛盾產生的深刻根源是：經濟體制改革引發社會利益關系的重大變化；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和市場競爭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分化；二元經濟結構轉變伴隨著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和人們職業的變化不定；城鄉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帶來的矛盾和問題；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科技、教育、文化、環境保護等社會事業的發展和社會建設滯后于經濟發展所積累的問題； 溫飽問題解決以后公眾社會需求的提高和多樣化；對外開放的影響、信息傳播手段的進步和各種社會思潮的激蕩。——所有這些，都對經濟、社會和人們的思想產生深刻的影響。社會矛盾在一些方面相當尖銳，確實到了突出地提出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時候了。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矛盾和問題，是發展和改革進程中的矛盾和問題，也要在發展和改革進程中解決。“十一五”規劃體現了注重從體制上和政策上，用更大力量解決社會問題的指導思想。新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協調社會利益關系，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動員社會各階層人民，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而共同奮斗。
(十一)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矛盾和問題，有長期歷史積累的，也有新的條件下產生的；其原因，不僅有經濟體制和政策方面的，也有社會政治方面的，有些甚至和思想文化傳統有關，往往帶有濃重的中國色彩。因此，解決社會問題和促進社會和諧，必須從現階段中國國情出發，從解決廣大群眾最關心的現實問題入手。要著重解決的主要問題是：
——擴大就業。采取更積極的擴大就業的政策，城鎮新增就業，在過去5年4200萬人的基礎上，爭取達到4500萬人；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在過去5年4000萬人的基礎上，爭取達到4500萬，合計9000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5%以下，略高于過去5年的4.2%。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人數 從1.74億增加到2.23億。鞏固和完善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標準。發展農村社會救助，有條件的地方逐步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健全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加強公共衛生建設，健全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機制，提高疾病預防控制和醫療救治能力。政府投入重點支持公共衛生、農村衛生和社區衛生。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從23.5%提高到80%， 嬰兒死亡率23.3‰下降到17‰，孕產婦死亡率從45/10萬下降到40/10萬。
——繼續普及和鞏固義務教育。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人口覆蓋率要接近100%。健全義務教育經費保障制度，全部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對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和補助寄宿生活費；增加農村地區義務教育階段的公用經費；實施農村教師培訓計劃，使中西部地區50%的農村教師得到一次專業培訓。中等職業教育年招生數量從647萬人擴大到800萬人。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從8.5年提高到9年。
——繼續減少貧困。根據不同情況采取扶貧措施。 具備基本生存條件的地區就地扶貧，改善基本生產和生活條件；生存條件惡劣的地區，在過去5年搬遷120萬人的基礎上繼續實行易地扶貧；對有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實行技能培訓，幫助他們就業；對不具備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實行救濟和救助。注重對貧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扶助。鼓勵社會各界積極參與扶貧工作。
——調節社會收入分配。推進社會分配制度改革，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注重社會公平，緩解收入分配差距大的趨勢。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加強對個人所得稅的征管。
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到發展和改革的成果，是實現社會和諧的基礎。近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加大了解決社會問題的工作力度，包括增加財政資金的投入和實際工作中的協調，在這方面還有不小政策空間，還可以解決更多的問題。需要注意的是，社會福利具有很強的剛性，中國人口多，即使增加少量的按人均支出的社會福利，支出總量也是巨大的，必須考量現階段經濟力量能否支持，是否能夠持續。只能提出和解決經過努力能夠解決的問題，答應了的不能失信于民，實在做不到的不能輕易許諾。經濟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對緩和社會矛盾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過高的標準使一些國家為“福利陷阱”所困而難以自拔。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更要量力而行。
(十二)實現社會和諧需要改革社會管理體制，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單位”管理是以往中國社會管理的一大特點，許多制度和政策和“單位”有關，要通過“單位”實施。現在發展市場經濟，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越來越多的人由“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以計劃經濟體制和過去那種權力構架為基礎的社會整合功能削弱，傳統的社會管理體制和方法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結構的變化。農村社會管理也有不少體制和組織方面的空白。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是改革進程不平衡的表現。改革的目標，是實現社會有序變動，既增強社會活力，又維護社會安定。要從體制和政策上疏通渠道，以利于不同社會階層之間“能上能下”、“能進能出”，使處于社會下層的人經過努力能夠改善處境甚至進入上一個階層，使因競爭而失去既得利益的人得到安撫而不致鋌而走險。
社會管理體制演變的一個重要趨勢，是介乎政府與市場之間的民間組織，包括城鄉自治組織、行業組織、社會中介組織以及公益慈善和基層服務性組織，在迅速發展。據民政部2005年末的統計，全國各類民間組織有31.5萬個，其中，社會團體16.8萬個，民辦非企業單位14.6萬個，基金會999個。發揮這些社會組織在提供服務、協調利益、化解矛盾、反映訴求方面的積極作用，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組成部分，但要注意防范非良性組織趁機萌發及其破壞作用。
在進行常規性制度建設的同時，需要建立風險防范和危機處理機制，應對包括天災、傳染病、恐怖活動以及社會騷亂等突發事件。在當今世界，這對所有國家都是大事，對于中國這樣處于社會大變動時期的國家更具有重要意義。
(十三)實現社會和諧需要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是現代社會結構的重要環節，不僅要追求利潤，對投資者負責，而且要對企業雇員負責，依法保護雇員權益，包括勞動條件、安全生產、工資福利和基本人權等。妥善處理勞資關系對于實現社會和諧有重要意義。在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和市場經濟體制下，各種所有制企業都需要實現“勞資兩利”。國家要完善勞動立法，實行勞資兩利政策，建立“勞-資-政”三方協調機制，支持工會在維護工人權益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企業改革要建立對各個階層都既有激勵、又有約束的企業治理結構。
企業還要對社會負責，包括誠信經營、依法納稅和交納各項基金，以及保護環境和維護消費者的權益等。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會提高，但良好形象是企業的無形資產。
近年來，由西方國家非政府組織所發起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逐漸成為國際潮流，已經影響到中國沿海地區的部分企業，看來有繼續擴大之勢。中國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采取積極的態度，因為督促企業保護勞動者權益，履行社會責任，有助于實現社會和諧，和中國以人為本本的發展宗旨是一致的。問題是，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繁瑣的審查認定會增加企業的負擔，過高的標準會成為對中國出口商品采取保護主義措施的口實，甚至可能利用企業社會責任中有關說法干涉內政，這是中國所不能接受的。
(十四)實現社會和諧不光是政府的責任，也要提倡公民的社會責任。要進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教育，引導各階層群眾正確認識和處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增強主人翁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同時要進行公民道德教育，培養社會公德和法制精神。要加強基層建設，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在劇烈的社會經濟變革中，不同社會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是難以避免的，社會各階層都要按照法律和政策，以理性的方式表達訴求，維護社會安定團結。目前中國的社會矛盾，總的說還是由發展和改革進程中經濟利益的訴求引起的，在現行大的體制和政策框架內是能夠解決的。
為實現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提供體制保障
(十五)2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成就得益于改革開放。未來5年，要以政府職能轉變和深化企業改革、財稅金融改革為重點，為實現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提供體制保障。不同時期經濟改革的重點有不同，促進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的宗旨應該一以貫之。有體制保障的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將使我們能夠減少困難而比較順利地實現現代化。
和諧社會應該是制度健全和有章可循的社會。現在發展模式和管理體制還在形成過程中，具有某種過渡形態或者說不確定的性質，正是樹立規矩的關鍵時期，制度建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正確的選擇將為現代化的順利進行提供體制保障，如果走上某種不適當的發展軌道，就會發生所謂“路徑依賴”，“一步走錯，萬腳難還”，改弦更張代價很大。
(十六)目前中國經濟體制中存在的矛盾錯綜復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還很不完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尚未完全消除，而當時在社會發展方面所取得的積極成果在體制轉軌中有所流失；市場經濟體制在顯示活力的同時，其負面影響開始顯現出來。當前影響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的，有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發展階段方面的根源，也有大量的體制性障礙，深化改革仍然是發展的動力。
20多年來的經驗證明，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正確的選擇。深化改革和解決社會問題要在這個大方向下進行。
例如，社會政策必須注重社會公平，這是新的發展階段一個重要的政策著力點。但是，現階段可能做到的，只能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社會公平，不是回到計劃經濟時期的平均主義。公平和正義一樣，是歷史的和具體的，而不是超歷史的和抽象的。把市場經濟在提高效率方面的優越性和社會主義追求社會公平的本質屬性有機結合起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也許，永遠達不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但經過努力可以不斷趨近這個目標。
又如，必須高度重視收入差距擴大的事實，積極解決由此引發的社會問題，這也是新的發展階段一個重要的政策著力點。同時又要清醒地看到，收入差距擴大甚至社會在某種程度上的分化，是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和市場競爭的難以避免的結果。問題在于把握合理的限度。對于反映收入不平等狀況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的應用，要考慮中國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期的實際情況，不宜簡單類比。 政策選擇是保護合法收入，杜絕灰色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幫助低收入階層。這些方面的工作做得好，會被社會廣泛地理解和接受。
為了破除計劃經濟體制，過去宣傳上偏重于強調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但是，對于市場經濟體制所固有的消極方面關注不夠，防范和救治措施不夠有力，這種狀況是應該改變的。改變這種狀況，并不是否定市場經濟體制而回到計劃經濟體制，那樣做弊病更多，實際上也不可能回去。世界上沒有純利無弊、完美無缺的體制和制度，只有每個歷史時期可行的、相對好的體制和制度，可供人們選擇。不能對市場經濟體制提出它力所不及的要求，它的消極方面只能靠發揮政府的作用和其他途徑加以彌補。
(十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根本問題。強調轉變政府職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是正確的，這方面的改革要繼續進行。過去的不足之處，是偏重于強調“放開”和“退出”的方面，而對于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職能應該加強的方面，例如在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醫療以及社會保障方面應該承擔的更大責任，沒有足夠重視，在公共財政投入和實際工作安排方面甚至相對地削弱了。這是群眾不滿意的地方，也是目前社會矛盾比較突出的一個重要原因。加強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是下一步改革的著重點之一。國家的經濟實力和財政收入在迅速增長，根據現在的財力物力，工作做得好，許多問題是可以得到更好解決的。
在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解決社會問題，不能不受到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深刻影響，很多要通過市場化的運作方法施行，有的部分甚至要直接進入市場。但社會事業具有很強的公益性，必須注重社會公平，不能照搬經濟領域，簡單地采用“產業化”和“市場化”的做法。要認真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文化教育、科學技術、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社會保障以及其他社會事業健康發展的問題。市場競爭不可能自發地達到社會公平的目標，這是政府應該負起的責任，現在的問題有許多正是由于政府職責的“缺位”造成的。
(十八)新階段的改革，要堅持多年積累起來的行之有效的經驗，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很重要的一條，是妥善處理發展、改革、穩定的關系。現在強調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更需要妥善處理發展、改革、穩定的關系。就是說，要通過科學發展和深化改革，解決發展和改革進程中的矛盾和問題，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同時在社會穩定與和諧的環境中推進發展和改革。所謂統籌兼顧，包括發展、改革和穩定的統籌兼顧。事情非常明顯：三者兼顧可以三者俱得；只注重一個方面而偏廢其他方面，則一失而三者俱失。20多年來的經驗證明，雖然實際政策有許多兩難選擇，但只要實際情況把握準了，思想認識清楚了，三者兼顧是能夠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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