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雨綢繆化解滯脹隱憂

　　嶺南財經觀察

　　近來，不斷有研究機構和學者指出，中國面臨滯脹威脅。“滯脹”是什么，它會給中國經濟帶來什么影響？本期特刊發一組分析文章，供讀者參考。

　　以“不適指數”衡量滯脹代價

　　周天蕓

　　目前世界油價高企正在引發全球性通貨膨脹，而經濟增長似乎正在放緩，于是多年后世界再次感受到滯脹的危險。

　　隨著世界石油價格的持續攀升，中國經濟運行已經悄然發生變化，成本推動型的通脹壓力越來越大；而政府早先對中國經濟增長引擎的汽車、房地產等行業的宏觀調控效果已經開始顯現，中國經濟增長呈現放緩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逐漸感覺到滯脹可能成為中國面臨的最主要問題。

　　所謂滯脹(Stagflation)是指經濟停滯(Stagnation)與高通貨膨脹(Inflation)并存的經濟現象，其典型特征是價格持續上升和社會失業率高企。

　　上一次大規模出現滯脹是在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資本主義世界普遍爆發滯脹并持續近十年，原因是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后，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將

　　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對人民的影響非常嚴重。

　　通貨膨脹影響收入和財富的分配。首先，通貨膨脹改變了固定名義資產的實際價值，價格水平上漲了3倍，使以不變貨幣價格衡量的所有債權或者資產的購買力減少到1/3。比如一個人在2006年購買10年期的政府債券，預期在2016年到期以不變購買力收回本金1000元，但事實上，2016年1000元以2006年元計算的購買力可能僅為333元；其次，由于人們所持資產和負債的種類差別，通貨膨脹將財富從債權人轉移給債務人。如果欠別人的錢，那么價格急劇上升對他們而言就是意外收益。假如你為買房貸款10萬元，每年償還的固定利率抵押貸款1萬元，倘若大幅度的通貨膨脹將收入翻番，那么你所償還貸款的實際成本只有原來的一半。這種大幅度的通貨膨脹使你的抵押貸款的實際價值減少一半，從而增加你的財產。假使你是債權人，并且持有固定利率的抵押貸款或者長期債券作為資產，那么你的處境就完全相反。

　　經濟停滯則導致失業率上升。經濟學認為，要素的投入會促進經濟的增長，經濟的發展也會增加對要素的需求，勞動力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與經濟增長也存在這種相互促進的關系。當經濟發展較快時就會擴大對勞動力的需求，導致就業的增加；當經濟停滯或衰退時就會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導致失業的增加和失業率的上升。

　　如果滯脹成為經濟現實，那么人民將承受通貨膨脹和失業的雙重痛苦，由于不能相互替代，其對人民的影響則更為深刻。西方自1970年開始編制“不適指數”(Miseryindex)，不適指數等于通貨膨脹與失業率之總和，表示一般大眾對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感受到的痛苦程度，衡量令人不安的經濟狀況。在美國，正常經濟增長時期，不適指數大多低于10%，但20世紀70~80年代的滯脹期間，美國公布的不適指數超過10%，最高達到20.6%。(作者是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副教授)

　　省社科院專家座談“榮辱觀”

　　“弘揚社會主義榮辱觀，要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從身邊事做起。”這是日前舉行的“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專家座談會”發出的呼吁。與會者認為，“八榮八恥”的榮辱觀，是新時期社會主義道德的系統總結，抓住大家普遍關心的社會現實問題，體現了干部群眾的共同愿望。榮辱觀既體現于大是大非，更體現于大量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比如過馬路，有的人見到紅燈照樣沖，不以違反交通規則為恥，反而笑那些停下腳步的人傻。這些被顛倒的糊涂觀念，必須重新顛倒過來。要以“八榮八恥”為標尺，糾正社會上一些人對善與惡、美與丑、是與非的認識偏差，從一點一滴事情做起。與會者強調，良好的行為習慣和社會道德，來源于日常生活的日積月累，努力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事關每一位社會成員，只有把道德建設與本職工作和日常生活結合起來，才能收到實效，促進道德建設扎扎實實地深入開展。座談會由廣東省社科院、省精神文明建設研究中心舉辦。(東江)

　　治理“滯脹”：美國的經驗與我國的出路

　　蔡榮鑫

　　我國經濟是否正面臨“滯脹”威脅，學界尚無定論。但我國可能將經歷糧食、原材料和能源價格持續上升時期，從而引發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進而抑制企業投資，影響經濟增長。

　　“滯脹”并非新生事物，早在1960年~1980年間，美國就曾出現過三次“滯脹”。實際上，整個西方世界在20世紀70年代初均陷入了“滯脹”的泥潭。西方七個主要發達國家的平均年增長率為2.4%，失業率為5.3%，消費物價指數年增長率為9.4%。而在此之前的1968年~1972年，這些國家的平均增長率為4.3%，平均失業率為3.2%，物價平均上漲率為4.8%。

　　美國之所以能最終走出“滯脹”，首先源自學界對既有理論的反思和批判。一度在宏觀經濟學領域居于正統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理論，由于無力解釋“滯脹”的成因和無法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受到了來自貨幣主義學派和供應學派的猛烈攻擊。貨幣主義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弗里德曼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在短期當中，當局也許可以依循凱恩斯主義理論，在經濟增長減緩、失業率上升時，以通貨膨脹為代價刺激經濟增長，降低失業率，但在長期當中，這種替代關系并不成立，物價水平最終會螺旋式上升，同時失業率依舊。他認為，傳統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對美國當時的滯脹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美國1961年~1985年的通貨膨脹和失業率數據為弗里德曼的這種批判提供了有力的證明。在貨幣主義學派眼中，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只要管住貨幣供應及其增長率，堅持采用單一的貨幣管理規則，人們對通貨膨脹最終會形成穩定和清晰的預期。

　　對凱恩斯理論的第二個重創來自供應學派。傳統凱恩斯理論側重總需求管理，強調國家干預經濟運作的必要性并為此提供理論基礎。供應學派則認為，美國當時的困境來自于儲蓄率下降、技術革新速度放慢等原因所導致的商品競爭力下降，這是國家干預政策破壞了市場自我調節機能的結果，因此主張減少國家干預，降低稅率，以便鼓勵生產，刺激供給的增加。

　　里根政府明確表示贊成貨幣主義和供應學派的主張，并通過抑制貨幣增長的方式來降低通貨膨脹；通過減稅和壓縮政府開支或者至少是減緩開支的增長速度同時并進，以便平衡預算。里根政府的這一套宏觀經濟政策在降低通貨膨脹和失業率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效果：消費物價指數在1983年以后大幅度回落，1986~1989年下降到3%~4%。同時，經濟增長方面，1984年增長高達6.8%，為戰后之最。失業率1983年以后連續下降。美國經濟基本擺脫了“滯脹”。

　　我國當前是否正面臨“滯脹”威脅，學界尚未有定論。但我國經濟運行中確實正面臨著一些可能導致“滯”和“脹”的問題的困擾。首先，我國可能將經歷糧食、原材料和能源價格持續上升的時期，從而引發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并抑制企業投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例如，出于對解決“三農”問題的考慮，我國政府也許會在一定時間內確保糧價高企的現實和社會預期；此外，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已經并將繼續造成對石油、鋼鐵、礦石、天然氣等原料和能源需求大增，并大量依賴進口。目前我國仍對石油等能源價格實施管制，從而產生進口成本價格高于國內銷售價格的所謂“倒掛”問題，但由于受到財政補貼能力的制約，以及基于逐步恢復能源的市場定價機制、優化資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的考慮，我國政府遲早將釋放能源價格“倒掛”的壓力，最終實現能源價格與國際接軌。因此，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企業的生產經營可能將面臨能源及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壓力，而居民也將面臨水、電、煤氣、石油等資源品物價持續上升的過程。這種情況與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滯脹”的形成與發展有類似之處。

　　其次，由于改革思路的偏差以及政府監管調控不到位等因素，導致教育、醫療、住房支出或價格連年攀升，增加了居民的生活負擔和壓力，促使居民維持較高的儲蓄水平，從而大大抑制了居民的消費意欲，導致市場增長乏力，并進而影響到企業獲利前景和投資意向，這些問題均可能成為導致經濟增長放緩的因素。這一點為中國人民銀行最近公布的2006年一季度全國城鎮儲戶問卷調查再次證實。央行的調查結果顯示，在當前物價和利率水平下，認為“更多消費(包括借債消費)”最合算的居民人數占比為28.6%，較上季和上年同期分別降低0.9和1.8個百分點，居民的消費意愿在連續三個季度下降后，本季更跌至歷史新低。央行認為導致居民消費愿望走低的首要原因是居民對未來某些開支的不確定性感到擔心。居民考慮到未來生活需要，只好進一步控制當前消費，增加儲蓄。

　　顯然，我國的確存在“滯脹”的隱憂，幸運的是，由于必須充分考慮企業和居民的承受能力，因而上文所提及的我國能源和資源價格市場化的過程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如果在此壓力下，我國企業能重視研究開發，培養和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不斷提高生產效率，減少資源和能源消耗，消化成本上升的影響，顯然有助于降低通貨膨脹的壓力。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中，經歷了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持續下降的過程，與這一時期該國信息網絡技術創新和發展密切相關。我國當前強調科學發展觀、重視自主創新和建設“節約型社會”，如果有相應措施并有效貫徹，并在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方面有實質性進展，顯然有助于控制資源和能源需求。當然，從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考慮，當前我國政府也應該千方百計地保證國內能源生產和供應，鼓勵企業以多種方式參與國外能源和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以確保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應和價格穩定，并滿足國內持續經濟增長的需求。至于在教育、醫療、住房等領域，政府一方面要厘清改革和發展思路，另一方面應明確政府在這些領域的責任并確保相關投入。此外，政府應該采取措施、有效監管，維持市場各方合理的力量均勢，當前尤其要重視保障作為弱勢方的居民的合法權益，防止社會資源向上述產業或部門過度集中，影響到居民對其他行業和部門產品或服務的需求，并由此阻礙這些行業和部門的發展，進而影響整體經濟表現。(作者是中山大學嶺南學院金融系講師、院長助理)

　　增長回落調整并非滯脹表現

　　徐現祥

　　進入新千年后，我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期。從波動的角度看，我國在2006年乃至今后一段時間經濟增長將進入一個小幅回落調整階段，而這種增長回落調整顯然并不是滯脹的表現。

　　滯脹緣何而起？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這被視為宏觀經濟之謎，現在人們傾向歸因于經濟體遭受了不利的供給沖擊。供給沖擊是改變生產產品與服務成本從而改變定價的沖擊。供給沖擊直接影響價格，所以有時也稱為價格沖擊。根據價格變動方向的不同，人們通常把供給沖擊分為兩類：不利的供給沖擊，即沖擊提高了生產成本，價格上升，短期總供給曲線向上平移；有利的供給沖擊，即沖擊降低了生產成本，價格下降，短期總供給曲線向下平移。當經濟體遭受了不利供給沖擊后，經濟體的總需求不會發生變化，但短期總供給曲線卻向上平移，結果經濟體均衡的價格水平將上升；均衡的產出水平將下降。這時經濟體里低增長與高通脹并存，出現了滯脹。

　　不利的供給沖擊有好多種，到目前為止最具有破壞性也是最常見的不利沖擊是石油沖擊。在20世紀70年代初，歐佩克協調一致，限產提價，從1973年10月1日至1974年1月1日，世界油價從每桶3.11美元上升到11.65美元，結果多數工業化國家出現了滯脹。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歐佩克再次限產提價，從1978年年底到1980年年底，世界油價從每桶13.34美元上升到43美元，結果美國經濟再次出現了滯脹。

　　進入新千年后，世界油價一路高漲，到了2006年年初世界油價曾一度突破每桶68美元，并保持在每桶65美元左右的高位。盡管世界油價不斷創下歷史新高，盡管許多機構不斷預言滯脹將再現，但是滯脹至今未出現。原因有二：一是，人不可能多次被同一塊石頭絆倒。石油儲備的努力和技術進步已經使經濟體對石油沖擊的應付能力不再那么脆弱，在過去的30年間每單位實際GDP消耗的石油已經下降了40%。另一個是，到目前為止，這輪的石油沖擊還不夠大。盡管世界油價目前不斷創下歷史新高，但其變化幅度不如70年代初期和80年代初期的那么大了。

　　明白了滯脹緣何而起，我們不妨考察滯脹是否會成為我國2006年乃至今后一段時間里的主要趨勢。由國家統計局在2006年2月28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0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可知，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在2001年~2005年間的增長速度分別為8.3%、9.1%、10%、10.1%和9.9%。這表明，進入新千年后，我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期，持續快速增長。從波動的角度看，我國在2006年乃至今后一段時間，經濟增長將進入一個小幅回落調整階段，而這種增長回落調整顯然并不是滯脹的表現。總之，在沒有遭受不利的供給沖擊的情況下，我國出現滯脹的可能性在目前看來還是很小。當然，預防一些可能出現的不利供給沖擊絕對是必要的。(作者單位：中山大學嶺南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