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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新村運動的嚴重誤讀(上)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3月20日 17:11 新浪財經

  華生

  韓國是我國的近鄰,資源匱乏、人多地少比我國還嚴重得多。人均國土面積和人均可耕地大約都是我國的三分之一左右。韓國60年代從與我國相同的低起點起步,在短短的40多年間,人均GDP從1962年的87美元上升到本世紀初的1.5萬美元,從一個典型的農業國躋身于世界發達國家之列,成功地實現了國家工業化和農村現代化。這樣一個歷史背景、資源占有
和文化傳統都和我國相近的鄰國,當然是我們研究和借鑒的難得樣本。因此,近年來,不少人援引韓國70年代新村運動的經驗,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借鑒。我國有關方面也組織了多部委的聯合考察。據他們介紹,韓國政府依靠政府推動和財政投入,大力開展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農民增收和農村發展。韓國新村運動使工業化過程中城鄉差距沒有擴大,得到了比較協調的發展。他們認為韓國的新村運動成功經驗說明,對農村基礎設施的大力投入和發展不僅不會延緩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相反可以避免城鄉收入拉大的現象,有助于加快現代化步伐,是我們可以借鑒的成功發展道路。韓國新村運動的這種版本和介紹,對苦于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農村發展嚴重落后的國人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在國內,也有人幾年前就主張開展以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中心的“新農村運動”,作為解決內需不足的重要手段。中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究竟怎么搞?把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轉向農村是農村現代化建設的成功之路嗎?認真審視和借鑒韓國新村運動及其農村現代化的經驗,確實會對我們有積極的啟示。

  韓國新村運動始末和評價

  韓國的新村運動是由1961年通過軍事政變上臺的樸正熙總統發起。樸正熙是出身于農民家庭的兒子,對改變當時韓國農民普遍住茅草屋,絕大多數村莊還沒有通電的落后狀況具有強烈的愿望和抱負。在20世紀70年代初,樸正熙政府實施了財政扶持的社會發展項目,引導農民參與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并提出了“勤勞、自立和合作精神”的新村運動口號,推動傳統村莊的物質和文化轉變!靶麓暹\動”最終涉及的項目包括村莊道路的硬化改造、農民住房的瓦房翻新、自來水、農村電氣化、改良新品種、農戶家庭節儉運動、村莊會堂的建設以及大規模培訓村莊領導人!靶麓暹\動”既注重物質,又注重精神,變成了一種推動村莊乃至部分城市社區自立、合作、追求美好生活的倫理運動,對推動韓國農村的現代化轉變顯然起了積極的作用。只是在新村運動后期,韓國政府大力鼓勵的農村工業,后來證明并不成功。

  韓國的新村運動從1970年開始,在其后的幾年中達到頂峰,1979年11月樸正熙遇刺身亡后,新村運動日漸式微,80年代就很快完全衰退了。韓國70年代的新村運動作為一場政府倡導的農村建設和文化運動,和韓國半個世紀以來農村現代化的其它努力一樣,作用肯定是積極和正面的。但是新村運動對韓國整個農村現代化的真正推動,在時間上和力度上都是相當有限的。新村運動在中國的推介者顯然過分夸張了它的作用和功效。

  首先,新村運動并沒有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產生多大影響。由于韓國在50、60年代實行了比較徹底的土地改革,農戶普遍自己擁有土地,加上鄉村向城市的遷移沒有人為的障礙,城鄉收入差距從來就不大。在新村運動開始的1970年,韓國城鄉家庭的平均收入比為1:0.84。到新村運動后期,據說多少有點縮小,80年代后又有所擴大。但在整個農村現代化過程中,這個很接近的比例基本上沒有什么大的變化。所謂新村運動的成功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城鄉協調發展純屬主觀臆斷和誤傳誤信。

  其次,新村運動雖然是由政府推動,但是實際上政府財政資金投入微乎其微,更根本談不上什么投資重點轉向農村。新村運動中政府財政扶持的主要形式是提供水泥和鋼筋。按韓國人自己的測算,從1971—1978年的8年中,政府總共給每個村莊提了約2000美元的水泥鋼筋,相當于每個農戶8年間共得到35美元,每年得到4美元多一點的財政資助。韓國的新村公共設施建設主要是靠村民自己無償捐贈土地和農戶無償出工支持,政府所給的,實在只是一點誘導性資金。即使按照我國有關考察團自己的數字,在新村運動期間,韓國政府所提供的資金只占同期財政支出的1%。由于韓國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制,新村建設完全要靠村民的自愿組織和參與。農民不情愿什么事情也做不了。這與我們今天一講新農村建設,所有人都問錢從哪里來,指望政府出錢、層層擠錢搞基礎設施投資、鄉村干部操刀建村并村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梢,任何出國考察,如果只是為了迎合設定的口徑和想法,結果往往適得其反。

  既然韓國的新村運動并沒有對工業化過程中的城鄉收入差距產生什么影響,極為有限的政府投入加上村民參與也不可能根本改變農村現代化的進程,資源稟賦比我國更為窘迫的韓國人是靠什么在短短的40年間實現農村乃至整個國家的現代化,在高速工業化的過程中又靠什么保持了城鄉相對差距不大的發展呢?特別是當我們淺嘗輒止的城市化已經遭遇城里人買不起房的難題和尷尬,韓國人又是怎么讓其大量涌入城市的“農民工”及其親屬不僅就得上業,而且住得上房,使農業人口竟然這么快下降到占總人口的5%呢?這現在倒確實成了新村運動背后我們最感興趣的地方。(未完待續)

  (本文作者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燕京華僑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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