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改革不可逆轉

　　文/張文魁

　　最近，關于改革的討論似乎比較熱烈，一些傾向改革的學者和評論人士擔心改革停滯甚至憂心改革倒退。我認為，討論十分正常，擔憂則大可不必，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想停也停不了。

　　目前改革停滯了嗎？所有制改革可以說是我國經濟改革中最重要最關鍵的領域之一，不少人覺得國有企業改革基本停擺、民營經濟受壓，甚至有些人認為2006年將是民營企業的賣身年或者是國進民退年，等等。其實現實情況與輿論感知并不一樣，有時候現實是靜默的，而輿論所感知的是喧嘩的。

　　過去一段時間里，許多地方都加快了國有企業改制的步伐，像東北三省這些國有企業比較集中的地區，以及北京這些國有企業改制比較遲緩的地區，都在2005年加快了改制，而且現在連大型國有企業的改制也在推進，比如徐工機械這樣的大型企業，甚至可以算得上是行業的龍頭企業之一，也在2005年邁出了改制的實質性步伐，計劃把85%的國有股出售給境外的投資者，這在若干年前是難以想象的。不少已改制企業也在不斷進行深度改制，即那些已經實現改制但保留了國有股的企業也在根據情況繼續減少國有股的比重。

　　民營經濟發展的確受到了2004年

　　有了所有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市場化的進程當然就不可逆轉了，而所有制改革無疑是放松政府管制的最直接最有力的力量，就像胡戈的饅頭解構陳凱歌的無極一樣，有一些叛逆、輕佻和冒犯，但解構本身的流行，沒有人擋得住。想想吧，歷史上當政府要求鄉鎮企業不要同國有企業搶原材料、要求私人糧商不要擾亂流通秩序的時候，我們是多么悲觀，而現在的結果是什么呢？是管制被解構了，是市場化了。現在還有那么多的審批和管制，的確不利于市場經濟的建立，但我們不擔心審批和管制能否被解構掉，而是擔心這樣的解構方式是否會導致權貴市場經濟。

　　經濟改革向前挺進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為其推動力量來自于草根而不是來自于所謂的精英。那么有什么樣的強力能夠抑制如此蓬勃的草根力量呢？因此，現在的經濟改革是想停也停不了，但行政體系和社會體系的改革卻存在不確定性，而行政體系和社會體系改革又與經濟改革相關聯。我認為，行政體系和社會體系改革的不確定性及其所引致的經濟改革的不確定性，將主要來自于傳統精英利益集團的消解或轉型能否順利進行。

　　改革二十多年來的歷史，其實就是傳統精英利益集團不斷消解或轉型的歷史。所謂傳統精英利益集團，大概有這么幾層意思。第一，這些群體的人是傳統社會的精英分子。我說的傳統社會，指的是過去的農業社會、單通道官僚社會、計劃經濟社會、高度管制社會，等等。第二，每個群體有比較一致的利益和利益實現方式。第三，每個群體的人能形成集團，具有聯結紐帶和利益訴求手段，更具有抵制觸及他們利益的改革的辦法和較強的談判能力。如果傳統精英利益集團在其傳統利益受到損害時抵制改革，改革就會陷入膠著狀態，如果傳統精英利益集團能夠順利消解或者轉型，改革推進就快。

　　70年代末、80年代初推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改革所面對的傳統精英利益集團是大隊和生產隊干部，這是一個數量龐大的階層。盡管一些地方的農村基層干部發動了改革，但許多地方的農村基層干部卻不情愿“分田到戶”，很簡單，這削弱了他們的權力和利益。為什么“分田到戶”能夠全面實現？是因為這個集團被高層的強力和廣大農民的群力消解掉了，其中一部分人轉型成了鄉鎮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廣大農民的群力為什么那么厲害？首先是普通農民的人數比大隊生產隊干部人數多得多，其次因為“分田到戶”不過是回到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之前的本來狀態，農民覺得這是理所應當的。

　　在80年代給國有企業放權讓利的時候，改革所面對的傳統精英利益集團是行業主管部門的官員群體，當時有句話叫做“中阻梗”就是這個意思。這個集團現在基本上也實現了轉型，變成了控股公司和協會的人員。當然這個轉型的成本比較高，甚至以體制上的妥協為代價。而現在國有企業改制所面對的傳統精英利益集團不是別人，而是以管理層為代表的國有企業內部人。國有企業內部人也屬于傳統精英利益集團嗎？沒錯，他們在傳統社會里抱著“鐵飯碗”并有著明顯的優越感。過去幾年中小國有企業改制時，許多地方選擇了以內部人持股為主要特點的“內部型”改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樣有利于這個集團由名義上的主人翁和永久就業者轉型為股東，從而消除他們對改革的抵制，當然這種辦法的代價也包括賣價較低等問題。

　　現在，當改制越來越多地由“內部型”轉向“外部型”的時候，如何消除“內部人抵制”就成了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國有企業內部人都屬于傳統精英利益集團，而缺乏像普通農民那樣的數量龐大的不屬于傳統精英利益集團的利益相關者，所以國有企業改制當然比“分田到戶”麻煩得多。內部人對“三鐵”的留戀情結與社會上防止國資流失的呼聲可能會結合在一起而導致改制受阻，好在政府和國有銀行越來越不愿意給國有企業輸血，而且地方官員根據過去二十年的經驗已經對許多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不再感興趣，所以改制在大部分地方的完成是可以預期的。大型央企的改制當然會慢一些，但一定要破除壟斷、開放市場，并且停止不合理的扶持，這樣就自然會改革了。

　　而行政體系和社會體系中的傳統精英利益集團的消解或轉型要難得多。政府官員群體和事業單位職工群體都屬于傳統精英利益集團。特別是中國的事業單位有近100萬個，職工約3000萬人。這是一個高學歷、高職稱、高地位的群體，訴求能力、談判能力和話語權都非常強。政府官員應該從行使管制權力的群體轉型為恪盡服務責任和接受社會監督的群體，事業單位職工則更復雜一些，但他們的絕大多數應該轉型為一定程度要從市場取得收入并面對市場不確定性的群體。沒有政府官員群體和事業單位職工群體的轉型，教科文衛領域就仍然會是計劃經濟的堡壘，放松管制就仍然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是誰會更喜歡由國家包辦一切、國有體制一統天下的醫療衛生體制？表面上看起來會是老百姓，實質上會是醫療衛生系統的工作人員。所以他們能否轉型才是問題的關鍵。他們的轉型肯定需要與國家討價還價，這才是真正需要我們認真研究的問題。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