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談縮小貧富差距 認為沒有天生的窮人

　　前言：

　　兩會進程過半，討論最多的話題，就是如何讓更多的人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改革2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迅速，但同時也出現了社會貧富分化現象。作為國際衡量貧富分化的通用指標---基尼系數在中國已經達到了0.47。

　　從理論上來說，不平等分三類：機會的不平等、過程參與不平等和結果的不平等。談論貧富分化，公眾最容易遷怒于結果，但解決此問題，著眼于結果，則可能回到平均主義的窠臼。

　　因此，真正的平等在于賦予窮人機會的平等和過程的平等。讓他們可以有平等機會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富人。讓他們可以在透明和公正的規則下，與富人平等競爭，成為富人。

　　自古穩定的社會來自于社會階層流動的暢通，和財富獲得程序的公正，惟有如此，才會消除仇富的社會心態，構筑社會和諧共處的基石。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報告中表示今后將“更加注重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更加注重社會事業建設，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和社會穩定，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特別提出，將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和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階段上學困難的問題，讓每個孩子都有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機會。解決公眾看病難和看病貴的難題，讓每個人享受社會進步帶來的福利和成果。

　　解決貧富差距需要政府做出努力，但是，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應如何介入？怎樣界定政府與市場的職能？這是需要全社會群策群力的。

　　據此，21世紀經濟報道誠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副部長魏加寧、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工資所所長蘇海南、

　　(文/馬娟)

　　本報記者 劉巍 胡敬艷

　　北京報道

　　0.45未必是警戒區

　　主持人：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上，把縮小貧富差距當作重要的工作來抓。我們也看到，很多學者還有機構都很早關注了這一問題，中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到底是什么樣子？

　　魏加寧：關于貧富差距問題，我覺得目前普遍有以下幾點共識。

　　第一點共識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貧富差距在逐漸拉大，基尼系數從0.29左右，擴大到現在的0.47，這是一個共識。

　　第二點共識，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是0.47，而且這個差距還在呈繼續擴大的趨勢。

　　第三點共識，就是盡管現在貧富差距已經過大，但是總體來說還沒有到達兩極分化，尚未達到失控的地步。

　　第四點共識，多數人都認為造成貧富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是城鄉差距。

　　李實：如何衡量城鄉之間的差距呢？一般是按照國家統計局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進行比較，這個差距在2003年達到3.2∶1，2004年略有降低，2005年又回到了2003年的水平。

　　對這一數據，學界一直存有爭議，有高估和低估兩種看法。持高估觀點者認為，農民的生活費用比較低，同樣是一塊錢，在農村的實際購買力要比城里高。也就是說，如果換算為相同的購買力，農民的實際收入要高于其名義收入，而城鎮居民的實際收入要低于其名義收入。如果把城鄉之間的生活費用差異考慮進去的話，城鄉之間的實際差距可能達不到3.2倍。

　　而支持低估觀點者認為，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標準進行比較時，很多應該考慮的因素可能沒有考慮進去。城市居民享受很多實際的福利，比如說社會保障，實物性收入，這些應該視為居民收入的一部分。如果考慮這些因素，則城鄉之間的差距會更大。

　　蘇明：農村現在貧困人口的數量還是很多，根據年均收入低于668元的低標準計算，現在最新的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數據大約2640萬。如果按照國際上每人每天消費一美元的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就會達到7000萬-8000萬。

　　研究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還應該看城市的弱勢群體到底有多少，怎樣采取措施一步一步地解決這部分貧困人口的問題。

　　主持人：那么，基尼系數能在多大程度上說明中國的貧富差距狀況呢？

　　蘇海南：我認為一個時期以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居民之間四方面收入差距呈持續擴大的趨勢，且促使收入差距擴大的不合理因素突顯出來，需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并采取措施予以遏制。

　　其中，中國城鄉差距，特別是農民收入過低，對于中國啟動內需和發展經濟是極其不利的，畢竟中國有八九億農業人口，這部分人口收入不能提高，啟動消費、擴大內需就變為空談。如果貧富差距狀況持續擴大，勢必將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

　　但是，冷靜評估還沒有到整個社會分配嚴重不公的地步。因為從發展趨勢預測，今后幾年還有拉大差距的可能，但采取措施可望先降低其速度。如果將收入差距劃分為綠燈、黃燈、紅燈區，我以為現在大約處于黃燈區狀況。我們不宜簡單套用國外基尼系數的評估辦法，因為中國的情況跟國外的情況不完全具有可比性。

　　李實：我也認為中國的情況和其它國家情況不太一樣，很難用收入差距的指標來判斷社會穩定性。社會穩定的問題不僅僅是收入差距的問題，收入差距只是影響社會安定的一個因素，還有社會不公和個人權利受侵害的問題。

　　一般而言，收入差距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大家能夠普遍接受的差距，這種收入差距即使擴大也不會影響到人們的情緒；還有一種差距是不公平造成的，很容易引起老百姓的不滿。

　　中國1990年代后期以后，因為征地農民得不到合理補償，下崗失業人員缺少再就業機會和收入來源，少部分人利用權力和尋租機會大肆獲得暴利機會等各種各樣的因素，使大家感覺在整個社會差距擴大中很大一部分由于不公平帶來的。

　　我不太主張按照基尼系數作為劃分社會穩定不穩定的標準，還要看看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即使收入差距不大，如果其中的不公平因素很大，也會造成社會的動亂。

　　蘇明：近兩年來，中國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支助農村，比如減免農業稅等，但即使這樣，我國城鄉間的差距依然在擴大。

　　我認為現在中國貧富差距實際上是被低估。為什么呢？因為城市居民享受了除工資收入以外的社會福利，而農村這一切才剛剛起步。至于李教授提到的農村的購買力水平比城市高，我不同意。一元錢的購買力就是一定的。

　　還有就是現在對農民收入的計算，也有可能存在高估的問題。由于歷史上地方基層政府的提留款和統籌款與農民收入是掛鉤的，不排除地方政府官員為表明自己的政績或多留些地方基層財政收入，導致虛報農民收入的可能性。

　　沒有天生的窮人

　　主持人：從幾位嘉賓的分析判斷，中國的貧富差距、尤其是城鄉差距問題的根源是什么？

　　張曙光：既然講到貧富差距、分配不公的問題，我覺得有三個維度，即必須要從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三個方面考慮。我們現在討論的收入差距問題，實際上是在討論一個結果不公的問題。

　　但造成貧富差距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起點機會不平等，過程參與不平等所造成。現在可以看到城市繁榮，農村凋敝，這實際上是由于大家對城市偏好，削弱了農村和農民在機會和參與上的權利，因而正是當初一定程度上以犧牲農村為代價來、發展城市的結果。

　　李實：中國在初始分配過程中，很大程度上存在機會上的不均等，這個機會不均等來自于權利的不平等，比如基本的就業權利很大程度上沒有充分體現。這樣會導致勞動收入的分配存在很大的差異性。

　　另外，在再分配階段，涉及到政府公共財政政策，包括社會福利政策等等，也存在著制度上的區別對待，對部分人群的歧視，更多的財政資源用于城市而不是農村，更多的社會保障資源用于城市職工，而忽視了農民和農民工。

　　比如大量的外來人口或者農民工在城市里工作，卻沒有任何社會保障，不能同等地享有社會公共服務，造成他們與當地城市居民之間明顯的貧富差距。城市內部兩個群體之間的問題，是我們應該特別關注的一個社會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它會長期地困擾我們的社會和政府。

　　魏加寧：改革開放以來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是由三個方面造成的。

　　一類因素是市場機制本身所帶來的，是鼓勵競爭、追求效率的必然結果，是市場機制作用所導致的。改革開放初期這個因素的作用十分明顯。

　　第二類因素主要是源于計劃經濟體制，比如教育、醫療衛生等因素，主要是由于舊體制沒有能夠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及時進行改革造成的，是改革不到位然結果。

　　再有一個就是腐敗問題，這在計劃經濟時期也有，原因還在于“雙軌制”。

　　這種不同從人們的擇業取向上也可以看出來。1980年代、90年代初出現的“下海熱”，下海的人收入高，是對其承擔高風險的一種補償；而現在正好相反，是“考

　　總之，我們要把導致貧富差距過大的原因進行細分：看看哪些因素是合理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哪些因素是不合理的，是應該避免的，或者說是能夠避免的。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看不到貧富差距過大，忽視貧富差距過大所帶來的危害是錯誤的。同樣，如果根據當前貧富差距過大的事實就把過去二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都否定了，也是非常危險的。

　　主持人： 現在，在社會上產生了一種聲音，就是認為改革方向存在了問題，不知各位如何看待？

　　李實：關于收入差距的變化，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收入差距擴大的性質不一樣。1990年代中期以前，收入差距的擴大是大家收入共同增加的過程，只是低收入人群收入增加慢一點，高收入人群收入增加快一點，但畢竟是一個“共同富裕”的過程。

　　但1990年代中期以后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兩極分化，這段時間一部分人收入有所下降，城鎮中出現了新的貧困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家庭的貧困是由下崗失業造成的。

　　像城市2200萬的“低保”群體相當一部分就是下崗失業人員。而這段時期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得很快，加劇了貧富差距。

　　張曙光：改革開放之初，放權讓利，放松政府管制，打破平均主義，進行市場化運作，給人們以投資和發展的機會和權利，放松部分管制，讓不同人的各種才能和潛力得到發揮，實際上是擴大了起點和過程的公平，因而推進了市場化，帶來了市場效率改進和經濟發展的一個結果，即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的貧富收入差距的擴大，但也是一個正常的過程。

　　1990年代中期以后，后來由于我們的體制上的部分改革沒有及時到位。

　　魏加寧：我個人有一個看法，改革開放初期提出來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是不是到了一個需要做些調整的時候了？那個提法是針對當時計劃經濟體制“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而提出來的，因此比較注重強調效率。

　　到了現在，作為大的社會政策，是否應當調整為“效率與公平兼顧，更加注重公平”？后一句話主要是針對當前情況而言的。這些大的指導思想如果不厘清，可能是一個問題。

　　蘇海南：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是導致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的根本原因。在二元經濟結構下，城鄉市場的分割，農村的人力資源和資金等生產要素都集中到城市使用，而城市的生產要素則較少配置到農村，促使城鄉差距拉大。

　　其次，由于中國地區太大，彼此之間的起點差別很大，地區之間的資源稟賦存在差異，加上東中西部地區改革開放力度不同，促使地區差距拉大。

　　第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擴大，對我國一些行業、產業形成巨大沖擊，相當部分企業“關、停、并、轉”，造成一部分人的下崗、失業；在當前勞動力市場上，一般勞動力的供給遠遠高過需求，普通勞動者根本沒法討價還價，所以使很多低收入群體很難提高工資收入。

　　第四，

　　蘇明：維持現在的城鄉差距，就意味著農村的收入增長速度要和城市一樣，這在短期內困難較大。近兩年，我國對農村問題做了很大的努力，比如取消農業稅等，即使這樣去年農村的增長僅達到6.2%。而國家可給與的優惠措施是有限的，下一步農民增收難度比較大。

　　其次，現在正在研究城市的工資改革，一旦進行工資改革，公務員、離退休工人的工資將會上調，這是否也將進一步加大未來城鄉間的收入差距。

　　此外，城鄉之間勞動生產率也是造成城鄉之間差距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從事農業的人多地少，生產率低，報酬自然也低，而城市以工業、商業為主，生產率要高得多。這是一個基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