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葛劍雄
駐京辦越設越多，越辦越全，“跑部錢進”愈演愈烈，實在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究其原因，無非是上有所好，下有所需。
記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市當局曾經突然采取“革命行動”，查抄了全部“駐滬
辦”(外地駐上海辦事處)。據稱戰果赫赫，既查獲了被這些“駐滬辦”所隱藏的當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牛鬼蛇神”，還繳獲了大量“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證和“封資修黑貨”。作為當時看來十分合理的結果，這些辦事處全部被封閉取消。但是事隔不久，這些辦事處大多恢復了，只是換上了“某某革命委員會駐上海辦事處”的牌子，有的連主任(或改稱領導小組或勤務組組長)都是原來的，因為這樣的位子不是誰都能坐的，要做到不辱使命而又讓駐在地滿意，實非易事。另一方面，各地固然有向上海派駐辦事處的需要，上海何嘗離得開這些辦事處？
由上海想到北京，全國各地、各單位派駐首都的辦事處就更多了，大至省、市、自治區、特別行政區和各地的部級單位，小至縣甚至鄉鎮或中小企業，如今都有辦事處或代表常駐北京。連很多大學也在北京置房買車，設立了不掛牌子也不公開的辦事處。即使不計純粹經營性質的辦事處，全國大小地方行政單位、事業單位的駐京辦也接近天文數字。近來駐京辦的活動受到嚴厲批評，特別是一種“跑部錢進”(通過對主管各部的活動而使獲得經費)現象被斥為腐敗典型。幸而現在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否則這些駐京辦早已被封閉查抄，掃地出門了。
其實這是中國的悠久傳統，至遲在西漢時已形成制度。既然是中央集權體制，既然任何地方的大事小事都要由中央政府管，地方政府就必須盡可能保持與中央政府及其人員的聯系。西漢時，首都長安就有全國百余郡級單位常設的“郡邸”。各郡每年一次派“上計吏”向朝廷報告當年的戶口、田地、收入、治安、司法等方面的數據和情況，都是由本郡在郡邸接待的。這些郡邸還接待本地來京人員，類似后世的會館。此后二千余年，盡管名稱各異，規模不等，“郡邸”一脈相傳，長盛不衰，原因就在于體制與需求始終沒有改變。不過，各類“駐京辦”的作用其實很簡單，不外乎上通下達和食宿接待兩方面，最多再兼一項特殊品的采購。
照理，隨著物質條件的進步，這三方面的作用都應該越來越小，以至被完全替代。比如現在要上通下達，只需舉手之勞，電話、傳真、電子郵箱、網絡數據傳輸，還有什么信息無法同步或及時傳輸？安全保密也完全做得到。至于食宿接待或采購，就更簡單，哪一樣不能通過服務行業解決？可見，駐京辦越設越多，越辦越全，“跑部錢進”愈演愈烈，實在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究其原因，無非是上有所好，下有所需。
如果各部的權力有限，而地方政府充分享有憲法賦予的權利，很多事情本來是用不到去北京辦的，很多錢也不必先上繳中央，再由各部下撥。如果各部嚴格依法辦事，依法執政，日常或特殊撥款有章可循，該撥的錢，不來跑也要給；不該給的錢，跑得再多也要不到。如果各部都注意高效節儉，通過現代通訊手段就能做到上通下達，很多會是不必開的，很多人員來往也毫無必要。如果各部的官員潔身自愛，跑部的人請托無門，禮無處送，客請不來，膽敢行賄就會被及時偵查。如果各部真的能維護中央集權，地方政府的非法開支和非法機構(如這類超規模的駐京辦)就會被審計和檢察，不可能長期存在。
對各地方政府的需要來說，即使社會服務再發達，也無法取代駐京辦的作用。例如，官員的食宿接待固然可以通過營業性的賓館酒店解決，但官太太呢？物品采購當然已很方便，根本不必通過北京，但如果要用公款為私人付費，或者要在發票上做些手腳，自然不宜出現在本地睽睽眾目之下。不過有時情有可原，例如廳局級官員的住宿報銷標準一度只有50元人民幣，在北京城區大概只能找個地下室單間，那就只能找本地的駐京辦安排。但這樣明知不可訂而訂之、明之不可行而行之的標準又是出于主管的部。
可見，要消除“跑部錢進”，關鍵還在部。
葛劍雄：歷史學博士，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所所長、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國際歷史人口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