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錫文解讀新農村建設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最終目標，是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其中，建立政府支農投入的長效機制最為關鍵

　　【網絡版專稿/《財經》雜志記者 常紅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最終目標是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建立全新的經濟和社會管理體制。”2月22日上午，在國務院新聞辦召開的新聞發布上，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如是說。

　　中國自1949年以來，逐步形成了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城鄉公民由于戶籍不同享有的公共服務水平差距懸殊。目前城鄉居民收入之比已達到3.22：1，而且，近年來這一差距在持續拉大。這被執政黨認為是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最大障礙。

　　2月21日官方公布的2006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了現階段中國政府破解“三農”難題、改變“城鄉分治”現狀的新的政策框架，即“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2004年強調增加農民收入、2005年強調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同，2006年的中央1號文件集中論述“新農村建設”的必要性及其主要內容。

　　中國目前共有13億人口，按照戶籍統計有9.4億農民，而真正在農村生活的大約有7.5億農民。陳錫文介紹說，雖然城市化正在減少農民，但即使到2030年中國城市化率提高到60%，在農村生活的中國農民還有近6億人。“為了這6億人有更好的生產生活條件，我們也必須進行新農村建設。”

　　為實現“新農村建設”的目標，建立政府支農投入的長效機制最為關鍵。據記者了解，這些資金目前主要包括三項：財政支出、國家固定建設投資、金融資金等。“在建設新農村的過程中，無論是財政的支出還是國家固定資產的投資，以及各個金融機構貸款發放的投向，都應該逐步增加，而且要建立長效投入機制。”陳錫文強調。

　　但二元社會結構造成中國政府的涉農部門眾多，而且部門分割嚴重。據

　　為確保新農村建設投入的使用效率，陳錫文表示，“黨和政府的部門是相當多的，不能說哪個部門只為城里設的，所有部門在新農村建設中都有自己的責任和任務”，各部門必須形成“合力、協調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工作機制”。2006年1號文件也正式提出，“進一步加強支農資金整合力度，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但專家指出，財政支農資金的低效率，根源在于落后的涉農行政管理體制。只有逐步改變現有的行政管理體制，限制涉農政府部門的權力，對中央涉農部門進行徹底的利益調整、權力調整，這一問題才能有效解決。

　　除了增加政府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如何化解現有鄉村債務也是巨大的難題。據陳錫文介紹，據上世紀末農業部的調查統計，中國當時的鄉村兩級負債是3600億元。鄉村債務的形成原因非常復雜，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農村公共事業負債。過去農村搞很多公共事業，包括基礎設施、社會事業，政府給的錢很少，主要是靠農民自己，像修建學校、修建道路等等，有一部分的負債是由此造成。二是鄉鎮政府和村一級錯誤地把自己作為投資主體，向銀行貸款搞企業，或者給已有的企業作擔保，因企業經營不善、破產而負債。第三是由于管理不善、制度不嚴造成的債務，比如有些拿了貸款出去考察，實際上是變相旅游，甚至有一些吃喝。” 陳錫文如此剖析。

　　據記者了解，2006年“一號文件”已經明確提出，在制止新債的前提下，2006年首先要清理這些鄉村債務。弄清楚到底的總量是多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債權債務關系怎樣。而只有在清理舊債之后，中央政府才能進一步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據“三農”問題專家估計，目前鄉村負債的總額當在6000億元以上，有的學者甚至估計在1萬億元左右。

　　對于引發諸多沖突的農村土地問題，陳錫文首先指出，新農村建設不會改變農村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不會改變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不會改變。其次，在完善對失地農民的補償機制基礎上，要逐步推進征地制度改革。這個問題的核心是農民集體用地能不能直接進入市場交易。“建設用地是不是都要由國家來壟斷，都由國家征收過來之后再提供給

　　陳錫文認為，征地制度改革，“這件事情關系非常大，因為一旦失控的話，中國寶貴的土地資源將會大量流失。如果沒有很好的控制辦法，改革只能是漸進的，而且這個改革涉及很多具體的法律問題。”

　　陳同時也介紹說，中國的城市建設、發展工業每年征用農民的土地將近20萬公頃(300萬畝)。在征地制度沒有徹底改革的目前，為確保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主要的政策措施有三個：第一是提高對農民失地的補償標準；第二對失地農民進行就業的安置和培訓；第三是把失地農民全部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制。

　　自2003年3月以后，中共中央、國務院已經連續出臺了三個“1號文件”。每個文件都在上一年的12月31日于內部正式發出，一般時隔一個半月后向社會公開發表。

　　中央1號文件被認為是執政黨重視該項工作的象征。中國在1982年到1986年間，曾連續發布五個“1號文件”，強力推進農村改革。這一舉措被廣泛認為是對上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的回應和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