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印度啟示錄

　　建設和諧社會的努力恐怕不能僅僅放在減少收入差距上,其他一些文化上、意識形態上和精神上的努力極為重要。此外,高端人才的培養也應重視,我們要學習印度,鼓勵學生融入國際化的教育體系,并在國際機構中發揮特長和才智。

　　李稻葵/文

　　印度和中國同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而印度最近幾年的經濟表現令世人矚目,其2003-2005年的GDP增長率達到了7-8%的水平(圖1),雖然還沒有趕上中國,但是跟其他國家以及印度歷史上的其他階段相比,印度似乎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筆者1月初參加了在德里舉行的“中國與印度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通過了解印度的真實情況,對印度發展可以為中國崛起提供的經驗有了頗豐的收獲。

　　印度的三個世界與不公平下的和諧

　　與其說印度是一個國家,不如說她是由三個不同的世界組成的社會。印度的第一個世界可以說是“西方的世界”。印度的星級賓館、大學和政府機構是英語的社會,新德里的政府區和使館區也儼然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城市。從財政部、國會大廈到印度凱旋門一帶的建筑相當氣派,充分體現了西方建筑的雄偉、莊重和優雅。

　　印度的第二個世界是古老的世界。德里附近有很多莫臥兒王朝以及更早的王朝留下來的古跡,經過歲月的沖刷,充分顯示出歷史的沉重。穿行在馬路上的年輕男女,表現出典型的雅利安人特征,棱角分明、鼻梁高聳、濃眉大眼,頗有古希臘雕塑般的風韻。

　　第三個世界是貧窮的世界。初踏印度土地,立刻會感到這還是一個非常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德里國際機場的建筑水平頂多相當于中國一個中等城市的火車站,一出機場塵土飛揚,停車場上基本沒有柏油路面,機場外面人山人海,有很多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的流浪漢,只披著簡單的布料以御寒。馬路上的出租車大多數是印度產的Bajaj三輪車,還有自行車和牛穿行其間,道路相當擁擠。也許是經濟發展水平還不算高的原因,德里的堵車程度跟北京相比似乎還相差很多。

　　印度有30%以上的文盲人口,貧困率也高達30%,但印度的城市,至少是新德里,實際上非常安全,搶劫、偷竊以及其他暴力犯罪事件都非常少。在全球有統計的62個國家中,印度的犯罪率處于倒數第二,謀殺率也處于中位數,低于泰國、波蘭與美國,和芬蘭差不多。可見,一個社會的安定和諧與否并不完全取決于收入水平,也不完全取決于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仔細想來,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也許是民眾的心態,這和印度幾千年的宗教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印度教教義提倡忍耐,這對于印度社會的和諧是有幫助的。

　　沒有自由的民主

　　印度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自居。但是在經濟水平非常低的情況下,她的民主并沒有帶來自由,反而帶來了很多約束。由于大部分人處于愚昧和貧窮狀態之下,實際上印度的民主是由少數精英階層和利益集團所左右的。

　　最近一個時期, 印度各大報紙的頭條新聞講的是新德里和孟買兩個機場的擴建工程受阻的消息。原來印度各界早就對這兩個機場的破舊怨聲載道,于是政府進行招標,希望擴建這兩個機場。但在由誰來承包這個工程的問題上就爭執不下了,因為各個政黨和派別都有自己的關系戶。為了達成一致,政府組成了一個工程技術小組對投標的各個公司展開技術鑒定。然而在此過程中,由于各黨派爭持不下,6個投標者紛紛落馬,以致沒有一家能夠進入下一輪投標,使得這兩個機場的擴建工程又將大幅度推遲。

　　印度的電力部門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各地政治家為了拉攏選票,拚命討好農民,以致于很多地方用電的邊際成本是零,或者說超額用電是免費的,農民在交納一定的費用后,可以無限量地使用電力來進行澆灌。這產生了兩個直接后果。第一就是發電廠和電網沒有動力進行擴建,因為它們是連年虧損的。中國曾經有一家公司參加了印度一家電廠的擴建工程,結果鎩羽而歸,因為電費收不上來。第二是電力需大于供,產生緊缺,所以在印度停電是經常的事情。在我們會議召開的兩天中,至少出現了10次斷電現象。因此,印度的各個機構都自備有發電機。

　　從這兩個問題上可以看出,“民主”體制的運行,剝奪了旅客使用先進設施和一般居民在交費之后享受電力資源的自由,也剝奪了投資者按照正常投標程序獲得工程和投資于印度電廠的自由,從而阻礙了印度經濟進一步發展的自由。

　　低水平民主最為經典的例子,就是印度中央 政府長期的財政赤字(圖2)。這完全是政客們為了討好選民博弈的均衡,其結果就是公務員工資的低下,誘發大規模的腐敗。所以,印裔政治學家法瑞德·扎凱瑞爾(Fareed Zakaria)在其最近的暢銷書中就提到,不恰當的民主是沒有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他的主要論據就來自印度。

　　有限效力的法制

　　印度不僅標榜民主,而且以法制為驕傲。的確,印度的法律建制是比較健全的,從中央的最高法院到省級的高級法院再到各個地方法院,都沿襲了英國殖民時代的建制。但是印度的經濟者們異口同聲地表示,地方上發生糾紛時,一般不會輕易找法院,因為法官的腐敗眾所周知。印度法院系統的效率也是非常低下的。有人說,要處理完印度法律系統的積壓案件需要350年的時間。

　　當然,印度的法制還是有一定效力的,最近德里市治理污染一案可以證明。印度的環保局由于沒能在環境污染問題上和德里政府達成共識,便慫恿一位環保斗士以個人名義在印度最高法院上狀告德里政府控制污染不力,侵犯了德里公民享有清潔空氣的權力。在環保局暗中提供的大量數據支持下,此人奇跡般地勝訴了。德里政府不得不花費大量資金重新裝配公共汽車和三輪出租車,同時建立了一個液化天然氣的加油站網絡。但這樣的案例少之又少,大量的案例則是其法律系統所無法解決的。

　　不難理解,在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的社會,法律體系并不像有些人所認為的那樣高效。俄羅斯的情況(見上期本欄目文章)就證明了這一點。事實上,美國20世紀初的進步運動也是為了彌補其法律體系的不足,由此才完成了美國經濟的起飛。

　　可畏的人才優勢

　　印度的初等教育系統效率十分低下,很多學齡兒童得不到應有的教育,但是印度在高端人才的培養上是十分成功的。

　　以經濟學為例,活躍在國際上的頂尖經濟學家中就有一大批是從印度完成本科教育后走出去的,其中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還有一批完全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的頂尖經濟學家,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的巴格瓦蒂(Bhagwati)、普林斯頓大學的迪克森(Dixit),還有英國劍橋大學的達斯噶普塔(Dasgupta)。印度國內的經濟學者也可謂人才濟濟。如果說在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只有5個左右的話(筆者在此爭論中保持中立),那么用同樣的標準,在印度國內至少應該有50位合格的經濟學家。

　　更重要的是,在當今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的最高領導層中活躍著一大批在印度接受本科教育,可以說是印度培養出來的高級人才,如麥肯錫公司前CEO拉雅·古普塔(Rajat Gupta),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現任首席經濟學家、副總裁拉古拉邁·拉詹(Raghuram Rajan),美國《時代》雜志社的總編、《外交事務》雜志的主編、前面提到的政治學者法瑞德·扎凱瑞爾等等。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高層管理者中,也有大量印裔的專業人才,其數量遠遠超出任何其他國家。在高科技領域,印度的優勢更是有目共睹。在高端專業人才上的優勢,無疑有助印度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從印度的發展中汲取經驗

　　可以說,印度永遠屬于中國的參照系,中國可以而且應該從印度的經驗中汲取崛起的力量。這當然是一個龐大的課題,需要深入研究探討,綜上所述,筆者只談點滴體會。

　　第一,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民主制度應該緩行,過早引入西方的民主制度只會帶來不自由。第二,法制不能神化。在發展中國家,法制不可能像在發達國家那樣有效。因為一個法律制度的效率,有賴于一系列基礎性制度的建立,如廉潔的法官、行為受到約束的律師等等,這些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是難以建立的。因此,利用法制系統來約束政府的做法,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恐怕是很難形成的。第三,

　　此外,高端專業人才的培養非常重要。可以想像,一些國際組織和國際公司將來的決策可能會傾向于印度方面,而不見得會對中國有利,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準備。因此,我們要學習印度,鼓勵中國學生融入國際化的教育體系,并在國際機構中發揮他們的特長和才智,這對中國的長遠發展十分重要。在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個反面例子。日本在經濟規模上已經是大國,但在高端人才的培養上卻遠遜于印度。這也許是日本在經濟外交上步步被動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