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中國經濟2005回顧與2006前瞻

　　文/張曙光

　　產能過剩，外需下降，提升消費短期難見大效，明年的經濟增長肯定會有所回落，但幅度不會太大，有可能保持在8.5%左右。

　　政府收入大大快于居民收入和GDP的增長，可從調整收入分配入手，把政府工作從以經

濟增長為主轉向以社會發展為主。

　　醫療改革的失敗與其說是市場化改革造成的，不如說是政府放棄自己責任的結果，把不該市場化的推給了市場，因此，把板子打在市場化上是不公正的。

　　匯率調整不足，升值壓力必然重來，明年上半年不動，下半年可以再行調升，幅度在3-5個百分點之間。

　　銀行業對外開放應當堅持，但開放的速度和力度需要有所選擇和有所控制，特別是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應當同步和適應。

　　股權分置改革有助于改變非流通股東圈錢、流通股東投機的行為方式，但中國股市的問題不在市場內，而在市場外。

　　無論是銀行改革，還是上市公司和股市的改革，都需要一個規范而有效的治理結構。

　　兩大難題

　　2005年，中國經濟在國人和世人格外關注的目光中，即將平穩地走過。在觀察宏觀經濟運行的四個主要指標中，除了就業形勢依然嚴峻以外，預計GDP增長率將達到9.2%上下，消費物價上漲可能保持在2%左右，外匯儲備有可能超過8000億美元。總體來看，表現出一種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

　　從明、后兩年來看，2008年奧運會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動力，從最近奧運會吉祥物福娃銷售的火爆場面可見一斑。但中國經濟中的結構性矛盾也充分顯現，主要是外需強勁，內需疲軟，投資旺盛，消費不足。在這種情況下，明、后年的經濟運行可能會出現兩大問題。

　　一是近幾年投資的高速增長，陸續形成大量生產能力。據有關方面估計，今年鋼鐵產能將增加7000多萬噸，電力裝機將增加5000多萬千瓦，轎車以及其他主要產品生產能力的增長也相當迅速，還不包括巨大的在建規模可能形成的生產能力。目前，鋼鐵供求開始出現過剩，價格下跌，這些新增生產能力投產以后，市場供求形勢可想而知。

　　二是連續多年出口的高速增長，形成巨額貿易順差。即使今年全年的出口降至29%，進口升至18%，預計貿易順差將超過900億美元。由于匯率升值和貿易摩擦的影響，明年的出口增長還會降低，進口增長也會進一步提高，假定增長20-25%，貿易順差將達到1200億美元左右，即使出口增長降至20%，進口增長升至25%，貿易順差仍然達到835億美元。內外經濟失衡日趨嚴重，貿易摩擦不斷加劇，匯率升值壓力也會進一步增大。

　　綜合起來，一方面是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是外需下降，啟動消費短期又難見大效，明年的經濟增長肯定會有所回落。雖然回落的幅度不會太大，有可能保持在8.5%左右。

　　結構之辨

　　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經濟的發展也是潛力和風險并存。

　　首先，中國人口多，農村人口占著比較大的比重，目前正處在快速城市化的進程當中。經濟發展理論和世界各國的實踐已經證明，城市化不僅是資源從低效率部門向高效率部門轉移和重新配置的過程，而且是一個收入提高的過程，中國目前城市化水平在40%左右，如果在未來10年內提高到60%，城市人口將達到8.5億左右，2004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9422元左右，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936元，前者是后者的3.2倍。把農村人口的收入提高到城市的水平，將會創造出巨大的需求和市場。不過，由于體制和政策上的限制，中國目前一方面發生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進城農民工達2億多人，另一方面卻形成了很小規模的人口遷徙，能夠進城落戶的只是學成畢業的大學生和經營成功的農民企業家；一方面是城市的繁榮和發達，另一方面是農村的衰退和邊緣化，城市依靠剝奪農村而發展。這既限制了城市化的發展，又不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是阻礙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其次，中國正處在一個消費結構升級和產業結構轉型的過程之中。2004年人均GDP達到10561元，按現行匯率計算，人均1277美元，實現了溫飽，開始向小康邁進，以住房、汽車和現代通信為主要內容的新的消費熱潮已經形成。近幾年，住房建設投資的增長和住房價格的上漲，以及汽車生產和銷售的快速增長就是證明。與此相適應，中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也開始出現新的走向和特點，一方面是重化工業增長的加速，另一方面是高新技術產業的成長；一方面是各種產業政策的出臺和政府主導作用的顯現，另一方面是市場在資源分配和結構調整中作用的增強。然而，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仍然存在著明顯的扭曲和失衡，其主要原因是市場信號失真。我們的產品市場已經基本完成了市場化改革，90%以上的產品價格由市場決定，其競爭也相當激烈。但是，要素市場化的推進相對較慢，中央和國有企業控制和依賴資金要素，地方政府控制和依賴土地要素，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依賴勞動力要素，這是進一步改革和發展的主要瓶頸。因此，中國今后改革的重點將放在要素的市場化方面，這也是改革攻堅的主要方向和目標。

　　再次，中國對外開放的程度很大，水平也在進一步提高。到2004年末，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5621億美元，居發展中國家前列；世界大型跨國公司都緊緊盯著中國，把中國看作理想的投資場所，且大部分都已進入中國，世界跨國公司高層論壇三次在中國舉行，就是證明。中國進出口近幾年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長，貿易位列世界第三，出口商品結構也在發生變化，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在不斷提高。中國企業也逐漸走出國門，進行跨國并購和跨國經營，中石油繼成功收購哈薩克斯坦油田后，又在收購加拿大PK石油公司，聯想收購IBM的PC分部等。可見，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世界貿易大國，正在向貿易強國前進。這也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國經濟運行的內外失衡也很明顯，主要表現為實體經濟和貨幣經濟的兩個雙向循環和雙向依賴。在實體經濟方面，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增長很快，消耗的能源、原材料依賴國際市場大量進口，石油依存度已達40%，然后通過國內生產環節加工制造出產品，完成生產循環；另一方面，產品又大量出口，在國際市場上實現“驚險的一跳”，完成從商品到貨幣的循環，出口貿易依存度已經達到36.9%。在貨幣經濟方面，一方面大量出口和引資以及熱錢流入，增加了央行的外匯占款和貨幣供應，央行再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增發票據來對沖和回籠流通中過多的貨幣，形成國內的貨幣流通和貨幣循環；另一方面，增加的外匯儲備又存放在外國銀行或者購買美國國債，外國政府和企業再將其投資中國，形成國外的貨幣循環。最近，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的再度出現也說明了這一點。這是中國需要面對和解決的重大問題。

　　政府作為

　　無論是從短期還是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既存在著巨大的潛力，具有良好的前景，也存在著嚴重的失衡，潛藏著很大的風險和危機。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如何進行體制和政策的調整，以發揮潛力，減少失衡，降低風險，化解危機，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

　　在中國經濟的發展中，逐步改變實施了20多年的重商主義政策與拓展內需和提升消費，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這首先需要從調整政府和居民的收入分配入手，把政府工作從以經濟增長為主轉向以社會發展為主。

　　近幾年來，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很快，大大超過了居民收入和GDP的增長。從1997到2004年，政府收入增長了204.7%，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82.6%，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只增長40.5%，政府收入增長是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的2.5倍和5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從1995年時最低的10.2%，提高到2004年的19.3%，提高了幾乎一倍。財政收入增長快主要是稅收增長快，而稅收來自企業和個人的交納，因而稅收增長實際上是一個緊縮因素，如果與經濟建設支出聯系起來，則是緊縮了非國有企業，擴張了國有經濟。因為財政收入來自所有企業，而用于經濟建設的支出則主要用于新建和支持原有國有企業。更重要的是，我們用高投資和高消耗支撐的經濟增長，其社會福利效應主要體現為政府收入的迅速增加。因此，財稅改革應當加快進行，其主要方向是公平稅負和減稅。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既是公平稅負的問題，又有減少效應，因為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是15%，還有三減兩免，而內資企業的所得稅稅率是33%，二者相差一倍以上。很明顯，這種政策是對外資的支持和對內資的抑制，使得內外資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投資環境不好，資金不足，技術和管理落后，我們不得不對外資實施稅收優惠政策，那么，在經過20多年的發展，特別是加入WTO以后，我們的投資環境已經根本改善，國內資金也相當充裕，技術和管理也有很大提高，這時，再堅持這樣的政策顯然是不適當的，除了加劇內外經濟的失衡以外，只能收到有GDP增長而無福利增加的效果。過去財政部擔心這樣做會減少財政收入，對統一稅負不予支持，近幾年隨著財政收入的迅速增加，財政部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今年初建議將此列入人大立法議程，但是由于商務部的反對而擱淺，反對的理由表面上是擔心影響外資進入，實際上是為了增大本部門的政績，提高本部門在決策中的聲音，維護本部門的既得利益。今年沒有列入立法議程，明年就不能再拖了。再拖就是把國人的財富拱手送給外國人。因此，有關部門應當早作準備，爭取明年3月人代會時修改稅法，后年實施。增值稅轉型東北試點已經一年多，情況已經明了，稅收減少的數量也不像原先估計的那么多，是到了在全國普遍實施的時候了。這不需要走立法程序，只要財政部和國務院下決心就行了。經過今年的一番博弈，預計這兩項政策調整明年能夠通過實施，退一步講，至少有一項能夠通過實施。這是對本屆政府的一大考驗。

　　這里有一個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要知道，降低稅率造成的稅收減收是短期的，減稅的積極效應是增大了企業的利潤邊際和投資激勵，進而會收到促進增長、擴大稅基、增加稅收的效果。這是經濟學理論和國內外的經驗反復證明了的一個雙贏安排。90年代中期以來，我們的平均關稅率從42.5%調減到現在的9.9%，但隨著進出口規模的擴大，關稅收入從二、三百億元增加到現在的1000多億元。美國里根政府實行減稅，不僅促成了美國經濟十年的高速增長和新經濟的發展，而且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使其財政狀況一度從赤字變成黑字。現在布什政府又實行減稅政策，一方面是為了抵消升息對美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是為了穩定美國的經濟增長。從這里，我們得到一個重要啟示，如果由于人民幣匯率此次升值和再度升值，或者因形勢變化需要提高利率，這些都是緊縮性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穩定中國的經濟增長，減稅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配合，或者說，由于實行減稅，也就擴大了匯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操作空間。

　　談到稅收改革，我們不能不提到這次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從立法程序來看，這次的做法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今年7月2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9月27日全國人大舉行首次立法聽證會，并留有2個月的時間，讓社會各界充分討論。經過聽證和討論之后，人大常委會通過立法議案，決定把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從國務院草案的1500元提高到1600元。但是，個人所得稅的關鍵不在起征點的高低，而在于各種各樣的扣除如何安排。我們討論了起征點，討論了是全國統一起征點還是分地區有所差別，而把其他更重要的問題扔在一邊，實際上是拾了芝麻，丟掉西瓜。無論起征點是多少，都是針對個人的，沒有計算家庭人口，沒有考慮贍養系數，同樣的個人收入有沒有贍養人口以及贍養人口的多少，其人均的稅收負擔差異就很大。這就違背了個人所得稅征收的基本公平原則。由此可見，我們個人所得稅的設計思想主要不是為了稅負公平和調節收入分配，而是為了政府，一是為了增加政府收入，二是為了政府征收方便。至于個人所得稅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有限，雖為第四大稅種，但去年只占全部稅收的6.7%，且80%是工薪階層的交納，提高起征點，減少個人所得稅，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幾乎沒有。如果聯系到內外資所得稅法修改的遲疑不決，少數人操控，經濟決策中究竟孰輕孰重，何主何從，難道還不清楚嗎？由于該法案剛剛修改實施，短期內不會重新修訂，提出這一問題的目的不在于立即重新修訂個人所得稅法案，而在于記取這次稅法修訂的經驗教訓。

　　財政收入體制和收入政策需要和可以調整，支出體制和支出政策更是如此。從1996到2004年，財政支出年平均增長率超過17.21%，稍快于財政收入的增長，占GDP的比例從1996年最低時的11.7%提高到2004年的20.7%，而且支出結構也不合理，2004年經濟建設費占27.8%，社會文教費占26.3%，行政經費占19.4%。問題在于，經濟建設支出所占比重仍然過大，政府主導型經濟的味道依然很濃；社會文教支出增長較慢，從1996到2004年，年平均增長17.37%，在支出結構中的比重八年提高了不到1個百分點；而增長最快的是行政經費，年平均增長率達21.21%，其比重八年提高了4.5個百分點。如果看一看公車消費，這一印象會更加深刻。目前各地政府汽車的采購量以年平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長，2004年，政府采購規模達2200億元，其中汽車采購高達500億元。而公車耗資的增長更快，目前公車已達350萬輛，每年用在公車上的支出3000多億元，遠遠超過了國防支出，也超過了教育經費和醫療經費之和。其工作效率相當于出租車的1/5，而運輸成本是出租車的7.7倍。這就表明政府職能和行為依然是扭曲的，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仍然把經濟增長而不是社會發展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政府遠沒有承擔起自己在教育、醫療、就業、住房和社會保障方面的職能。就以最近有關醫療保障體制改革失敗的議論而言，如果政府真正承擔起公共醫療的責任，那么，醫療改革也不至于陷入今天的敗局。因此，醫療改革的失敗與其說是市場化改革造成的，不如說是政府放棄自己責任的結果，把不該市場化的推給了市場，因此，把板子打在市場化上是不公正的。其他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所以，要真正解決問題，就要通過政府改革，建立公共財政體制，政府主動承擔起在基礎教育、公共醫療、勞動就業、廉租屋建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職能，增加政府財政在社會事業方面的支出，把社會事業的發展作為官員政績的主要標準。

　　關注匯率

　　匯率體制改革和匯價水平調整是2005年中最突出的重大事件，也是未來時期中可能遇到的重大政策問題。今年的改革既包括與美元脫鉤和參照一籃子貨幣調整，也包括開放外匯交易的遠期市場，增加交易主體和詢價交易方式，擴大非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這增大了匯率形成機制的靈活性。總體來看是比較成功的。我們在“新匯率體制運行兩個月的觀察和分析”(見《權衡》試刊號)一文中已經做過分析，但是，這方面的改革仍然有很多進一步的工作可做。例如，結售匯方式的改革，雖然在升值預期下，改革結售匯方式的效果可能會受到某些影響，但同時也是改革的一個較好的時機，如果說改強制結售匯為自由結售匯的條件還不成熟，那么，可以先改成比例結售匯，使企業保留一部分自由外匯。與此同時，如果能夠進一步增加外匯市場交易主體，讓(一部分)企業進入外匯市場和參與外匯交易，那么，這種改革就有了實際意義，一方面會用企業的貨幣儲備替代一部分國家儲備，進而減少國家的外匯儲備，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外匯交易，擴大和活躍外匯市場。

　　在匯率政策操作上有所謂“超調”理論，其基本含義是，要改變匯率預期，必須采取矯枉過正的辦法，或者超升，或者超貶。這次匯率升值2.1%顯然不是這樣做的。由于調整不足，升值壓力不但沒有減小，反而還增大了。因為長期堅持不動，人們沒了希望，一旦開始調整而又調整不足，再調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且不說美國國會再次施壓和布什此次訪華在匯率問題上的表態，11月2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了對中國政府一年一度的咨詢報告，認為7月21日的匯率調整“十分有限”，再次敦促中國調整人民幣匯率，并期望中國充分利用現有的匯率體制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根據本人的研究，人民幣升值并非簡單地來自外界的壓力，而是有著實際經濟基礎的支撐。從1990到2001年，中國工業部門的工資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不僅高于美國制造業的工資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率，而且中國工業部門工資增長率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之比從1：1下降到1：0.71(按現行價格)和1：0.66(按不變價格)，而美國制造業則分別下降到1：0.91和1：0.81，或者說，在此期間，中國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增長率比工資增長率快1.99(按現行價格)和1.22個百分點(按不變價格)，而美國只快0.13和0.25個百分點。另據盧鋒教授研究，中國與OECD國家的比較，也存在著同樣的走勢。近幾年的情況同樣如此。這就是說，近1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競爭力不斷提高，人民幣實際匯率是不斷升值的。因此，名義匯率的升值是應當的和合理的。這次升值2.1%，對經濟的影響不大。本人通過實證分析，測算了直接投資和進出口的匯率彈性，得到的結論是，升值2%，直接投資將減少12億美元，出口將減少95億美元，GDP將減少138億元人民幣，就業將減少76萬人(按全部就業人口的勞動生產率計算)和21萬人(按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計算)。而且這些影響將在4個季度中顯現。自從7月21日以來，匯率基本上處于單邊上揚的態勢，11月23日升至1：8.016，而一年期遠期匯率則升至1：7.8左右，升值3.82%。據此，我們認為，也許明年上半年可以不動，但下半年可以再行調整，調升幅度在3-5個百分點之間。

　　金融改革

　　今年以來，金融改革的消息頻傳，銀行業開放的步伐加快，證券市場解決股權分置問題經過兩批試點已經全面推開。這方面的信息牽動著國人的神經，不僅影響到當前的經濟運行，而且關系到中國的長遠發展，因為，金融的市場化和自由化是經濟快速、持續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

　　自從前年政府決定對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注資450億美元，同時成立匯金控股公司起，就拉開了國有商業銀行上市改革的大幕。繼去年匯豐斥資144.61億元參股交行和交行今年6月23日在香港聯交所上市之后，美洲銀行首次出資25億美元和新加坡淡馬錫控股有限公司首次出資14億美元購買中央匯金公司持有的建行股份，接著建行于10月27日在聯交所發行上市。到目前為止，有外資參股的國內銀行已達15家，合資基金公司19家，外資參股和控股的保險公司19家。據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中國金融機構預計出讓股權的總標的超過200億美元。今后海外金融機構進入的速度還會加快。

　　按照國際評級標準，國內國有商業銀行的資質很差，問題很大，為什么海外銀行還要積極投資和參股國內的國有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呢？其原因也不難明白。中國政府在加入WTO時鄭重承諾，將于2007年向外資銀行開放國內銀行市場，并迫切希望在全面兌現WTO承諾以前，對大型國有商業銀行進行重組，引進具有專業知識和管理技能的海外銀行作為合作伙伴，以改善國內銀行的管理，提高其國際競爭力，再加上中國是目前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是一片投資的樂土。在這種情況下，海外銀行欲在中國市場開放之前奪得先機，一方面可以獲得這些大型國有商業銀行龐大的分銷渠道，拓展在中國的市場份額，推進在中國的業務，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提升在國際上的地位，另一方面，這些大型國有商業銀行一旦上市，海外銀行還可以從中獲得一筆豐厚的投資回報。交通銀行半年報披露，今年上半年的凈利潤46.05億元，稅前利潤68.84億元，按此估計，匯豐銀行可從中分得20億元，五年即可收回全部投資。摩根斯坦利和高盛分別以3500萬美元投資平安保險11年，共獲利9.7億美元。比利時富通基金管理公司擬增資海富通基金管理公司獲得49%的股份，累計投資4900萬元，外方董事預計，五年后可管理資產千億元，每年分紅將超過6億元。10月25日，《上海證券報》發表署名文章，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誰將掌控中國金融？”。我們認為，金融開放是正確的，應當堅持，外資參股國有商業銀行，對于改善銀行的治理結構和運營機制有重要意義，但對外開放的速度和力度應當有所選擇和有所控制，特別是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應當同步和適應。

　　首先，國有商業銀行海外上市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大量注資改善資產質量和提高資本充足率是成本，發行上市也有IPO操作成本。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支出。而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預期的。能夠取得多大的收益還取決于我們的努力。但是，改比不改好，開放比封閉好。不改革，不開放，只能等死，改革了開放了，還可以殺出一條生路。問題在于改革的成本由誰承擔？有人說，政府注資，改革成本由政府承擔。非也，是由全國老百姓埋單。應當明確，外匯儲備一方面是央行的資產，另一方面也是央行對老百姓的負債。既然如此，用外匯儲備注資就有個程序問題，不能只是領導人說了算。大家知道，為了農業稅的減免問題，屈屈400億元人民幣，居然吵了幾年才得到了解決，而注資一下子就是4000億元，多了一個量級，居然一錘定音。中行建行注資如此，工行注資照舊。這就有點不大正常了。

　　其次，改制上市是國有銀行改革的一個途徑，但是，我們把它作為主要途徑，甚至是唯一途徑，這就值得思考。幾年前，我們就曾經提出過把國有銀行的基層分支機構剝離出售的想法，結果沒有任何反映。國有商業銀行都是巨無霸，在目前的制度條件下，只有外國人能夠買，買得起，中國人不敢買，不能買，也買不起。既然建行、中行改制和境外上市，引進海外投資者，讓外國人投資取利和積累財富，為什么不可以把工行和農行分拆賣給國人，讓國人也投資取利和積累財富呢？工行云南分行將其屬下的45家縣支行變為農信社，創新了改革思維，拓寬了改革途徑，難道不值得研究一下推廣和擴大的可能性嗎？既然民間資本愿意投資新的金融機構，為什么不準他們進入呢？

　　再次，農村信用社的改革正在27個省市鋪開，央行拿出1800多億元，美其名曰花錢買機制，但成立的省聯社仍然是政府或準政府管理機構，這本身就與改革的目標相背離，而且銀監會一刀切，要求縣以下信用社獨立法人一律取消，我們不知道是誰授予它這樣的權力。這樣的改革與其說是花錢買機制，不如說是往下摔包袱。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們很多人的心目中，第一相信官員，第二相信外國人，第三就是不相信中國的老百姓。

　　如果說中國銀行業的改革包袱沉重，那么，中國證券市場也是積重難返。如果從國有股減持算起，解決股市國有股一股獨大的問題已經有好幾年的歷史，經過反復折騰和多次辯論，投資者信心全部喪失和股市一蹶不振的現實，迫使管理層下定決心解決股權分置問題。這次改革由大股東提出方案(包括對價、送股、變現以及權證等)，由流通股表決通過，總算體現了投資者的權利，是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之間的一次討論還價、平等交易的過程，并且通過這一交易，大致形成了10送3市場價格。更重要的是，使非流通股能夠流通，改變了以前非流通股東圈錢，流通股東投機的行為模式，做到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利益實現機制的統一。這也許是股權分置改革的最大好處。不過，也應當看到這些改革可能帶來的問題。

　　一是有人認為，既然改革，股價就應當上升，為什么股市近期還在下跌？應當看到，有控制權的非流通股一旦流通，就可以交易，但其管理技能跟不上，因而不敢離控制權比例過遠，其底線一般不低于33%，甚至51%，也不愿股價漲得很高，以便留有余地，待管理技能提高以后討價還價，拿到更多的利益。

　　二是有可能真正造成內部人的操控。以前股市上的操控行為有可能是大股東，也有可能不是大股東，但是，股權分置問題解決以后，以前考核的是凈資產，現在考核的是市值，大股東通過市值最大化更易于進行操控。這里不得不提到證監會《關于實施股權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增持社會公眾股份有關問題的通知》，且第一家G股回購方案已于近日出臺，這雖然有利于減少表決分散的概率，但卻為大股東的操控行為大開了方便之門。

　　三是用解決股權分置來解決一股獨大的問題，看到的是股權比例，沒有看到大股東背后地方政府的操控。其實，關鍵在于政府站在大股東的背后，把控制權抓在手里，把責任推給市場，因此，中國股市的問題不在市場內，而在市場外，如果政府的手閑不住，問題還是解決不了。因此，產權問題固然重要，但不能把股市的問題簡單地看作是一個股權問題。

　　無論是銀行改革，還是上市公司和股市的改革，都需要一個規范而有效的治理結構。所謂規范和有效，從內部來看，就是要使得各方的權益都得到保障，從外部來看，就是要建立起一種緊的約束。我們在這兩個方面都存在根本性制度缺陷。不解決這個問題，金融改革的任務很難完成，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也建立不起來，

　　2005-12-3，于北京方莊芳城園

　　(張曙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主要研究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制度和制度變遷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