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綱：宏觀經濟政策與市場配置資源

　　體制問題要靠改革解決，而結構調整則應該主要由市場機制自主完成。好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有利于結構調整和優化，而不是試圖用行政手段直接解決結構問題

　　□ 易綱/文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不斷深化。中共十二大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

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十四大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十六大則進一步強調，要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簡而言之，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是市場配置資源比例不斷提高的過程；相應地，以行政權力為依托的政府配置資源的比例也在不斷下降。同時，這也是對市場配置資源合理性不斷確認的過程。從范圍上看，這種確認從農村過渡到城市，從消費領域過渡到生產領域，從生活資料方面轉移到生產資料方面，從流通環節擴展到生產環節；從更深的層次看，這種確認，實際上經歷了從對交易的保護到對各類產權的保護的過程。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這個過程的極限在什么地方？顯然，極限就是國家要保留適當的宏觀調控權。認識到這一點，對于正在完成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的中國尤為重要。我們既要看到宏觀調控的重要性，又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將政府的首要職能轉變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法治環境上來的必要性。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面臨的困擾，仍然是行政力量將頑強地通過各種途徑要求配置資源的權利，并且通過各種機會不斷地表現出來。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成就不斷證明，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是正確的選擇，我們將堅定不移地沿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走下去。

　　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樣，宏觀調控也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概念。宏觀調控是相對于市場經濟而言的，成熟市場經濟更多地使用“宏觀經濟政策”而非“宏觀調控”。這并非簡單的字面差別，兩者內涵也有所不同。在經典的現代經濟學中，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中國，宏觀調控除了使用貨幣和財政政策，還包括國家計劃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經濟學家對使用宏觀經濟政策調節經濟有著不同的看法，多數學者對政府調控宏觀經濟持謹慎態度，并不主張政府過多干預經濟。從亞當斯密到新古典學派，再到理性預期學派和貨幣學派，都殊途同歸地得出政府干預經濟弊大于利的結論。凱恩斯學派從價格粘性的角度找到了政府干預經濟的理由。另外一個理由是，經濟學證明了在存在外部性和公共產品的情況下，市場機制可能無法達到最優。但科斯定理認為，在不考慮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只要私有產權界定清晰，各方可以通過市場自由交易達到最優結果。

　　大多數經濟學家承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可能有較大的負面作用，應慎而用之。經濟學分析的主流共識認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者是政府，其目的主要是熨平短期經濟波動，理想的宏觀經濟政策應主要是總量政策和短期政策，主要運用經濟杠桿，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在認識上，有三個方面需要明確。

　　首先，宏觀經濟政策的總量性。宏觀政策的主要作用是燙平經濟周期，所考慮的變量是產出、物價、就業和國際收支等總量指標。貨幣政策基本上是總量政策，通過調整利率、

　　第二，結構調整十分重要，但這里并不愿意強調宏觀經濟政策的結構調整功能。為什么呢？經濟結構的內涵非常豐富。宏觀經濟政策可以在調整經濟比例方面大有作為。比如，在內需與外需中，我們將堅持擴大內需，內需主要包括消費和投資，我們將盡量提高消費率；在消費中，我們將著力擴大服務消費，等等。但對于產業和行業的結構調整，我們就要十分小心；對于企業或者投資項目的結構調整就要更加小心。政府必須制定企業準入標準、環保標準、質量標準等，并嚴格執法。但這是市場監管執法，不屬于宏觀經濟政策的范疇。結構政策的代表是產業政策，其實政府很難制定哪些行業、企業、項目應該支持的產業政策。

　　世界上多數研究者認為，以政府選擇產業并給予優惠政策為特征的產業政策弊大于利，因為它有悖于公平競爭的市場原則(對農業的支持是例外，且有明確規則)；即便是在產業政策“最成功”的日本和韓國，也僅僅得到了毀譽參半的評價。當然，通過基礎科研、國防和政府采購等方式支持民族企業是有效的，但這也不屬于宏觀經濟政策的范疇。因此，調整經濟結構應主要通過市場力量進行；體制性障礙應主要通過改革來解決。

　　第三，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是短期的。凱恩斯主義學者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合理性的主要原因，是在短期存在價格粘性。而在長期，新古典經濟學、理性預期學派和貨幣學派的結論都成立，市場機制用“看不見的手”自動調節得到最優化的結果確信無疑，宏觀調控的必要性自動消失了。就連最雄辯地論證了政府干預宏觀經濟必要性的凱恩斯也深知宏觀經濟政策是短期的，這也正是凱恩斯名言——“長期我們都將死去”的真正含義。

　　以上是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屬性。此外還強調兩點：一是宏觀調控的法治化。《行政許可法》的出臺與實施具有里程碑意義；二是充分發揮經濟杠桿的作用。

　　在中國過去幾次宏觀調控中，盡管行政權力扮演了重要角色，利率、匯率和稅收政策等經濟杠桿仍然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在1997年到2000年間，真實利率偏高，使儲蓄者受益而借錢者受損。過高的真實利率增加了企業的債務負擔，減少了投資積極性，成為形成通貨緊縮壓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從2003年到2004年，實際利率偏低，甚至為負，可能誘發通貨膨脹的壓力。如果我們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真實利率，就會發現中國經濟周期是隨著真實利率的起伏而波動的，利率至關重要。匯率也是如此。

　　這些事實都表明經濟杠桿能夠起作用，通過經濟杠桿來對經濟進行總量調控是可行的。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教訓和國際經驗表明，使用價格杠桿調控經濟(熨平短期波動)不僅有效，而且副作用較小。

　　中國的經濟高成長性與高波動性相伴隨的原因主要是產權制度不完善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行政干預。要解決這種高波動、高浪費的增長模式，需要推進產權制度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改善宏觀調控。

　　市場經濟有著共同規律，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符合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盡管“宏觀調控”和“宏觀經濟政策”概念不完全相同，但從以上分析來看，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注重總量問題和短期問題。體制問題要靠改革解決，結構調整則應該主要由市場機制自主完成。好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有利于結構調整和優化，而不是試圖用行政手段直接解決結構問題。

　　總之，所有的分歧和爭論都歸結到一句話：你是否相信市場經濟，相信到什么程度？-

　　政府介入市場應循“大拇指”法則

　　□ 胡祖六/文

　　中國經濟漸漸沖出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樊籬，市場力量不斷壯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初顯雛形。但改革大業并沒有完全大功告成，中國依然是一個矛盾交織的復雜轉軌經濟體，無形的市場力量與計劃制度下行政配置資源的“看得見的(重)手”同時并存，互為制約。

　　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經驗清晰地表明，中國經濟所取得的幾乎每一成就都是市場化改革的結果；而幾乎每一至今依然困擾我們的重大棘手問題，皆可追溯為計劃經濟時代殘存的體制性障礙。

　　中國正面臨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政府職能如何做根本性調整，政府角色怎樣重新定位。顯然，對于政府以行政指令性手段配置經濟資源的職能與權力應嚴格限制，直至最終取消。市場經濟中，企業與家庭的私營部門應是投資、生產、銷售、儲蓄和消費等經濟活動的主體，獨立自主地做出與自身相關的經濟決策，政府不能任意干涉，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只能扮演被動消極的角色。

　　恰恰相反，政府必須承擔許多重要職能。關鍵在于如何明確界定，從而使得政府和市場各司其職，各履其責。經濟理論和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提供了一個“大拇指法則”：凡是私營部門和市場能做好的事情，政府原則上不應插手；只有市場自身做不好的，政府才應考慮適當介入。但在中國的現實中，政府不該管的事它偏管，政府本來該管的事它卻完全忽視或沒有管好。

　　簡單而論，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比如，當存在不完全競爭、公共品、外部效應、道德風險、信息不對稱等“市場失效”時，政府的干預才是必需的、也可能有效地改善資源配置效率。按照這一原則，政府應關注法治、保障財產權利、維護公平競爭、基本教育、環保、國防與外交等公共品與服務。如果政府攬責過多甚至越俎代庖，即使本著良好愿望，也往往產生“政府失效”，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阻礙經濟發展和國民福利提高，社會公平也往往成為政府難以兌現的廉價承諾。

　　由于生產技術和消費品味的變化，以及包括信息不完備等上述因素，自由市場經濟在總量上(如產出、就業、物價水平等)會呈現固有的周期性波動。如果波幅過大，對市場資源配置效率和社會福利將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在市場經濟中，政府有一核心職能，即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本質上，穩定物價可視為“公共品”，政府是提供這一公共品的理想之選。沒有人可以懷疑中國政府擔負宏觀調控職責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要注意，政府行使這一職能時，應主要通過審慎財政預算政策和獨立中央銀行制度來實現其目標，而不能繼續沿襲計劃經濟時代的行政手段。因為行政方式往往矯枉過正，壓抑了市場功能，會產生適得其反的后果。

　　此外，不應把宏觀經濟穩定與結構調整(如“三農”問題、地區差異問題等)和產業政策(汽車也罷，

　　作者為高盛集團董事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