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把國有資產人均一份能保證起點公平

　　□記者 鐘加勇

　　中國的轉軌改革在經歷了27年“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推進后，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一方面，中國經過調整后的GDP高達19317億美元，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

而且經濟結構也突然變得健康起來；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0.45，超過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如今中國20%的最貧困人口收入份額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額則高達50%。”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的《2005中國人類發展報告》顯示，“如果貴州是一個國家，那么它的人類發展指數僅剛超過非洲的納米比亞，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個國家，其人類發展指數則與發達國家葡萄牙相當。”同時，有70%-80%的中國農村人口沒有醫療保障，這導致成千上萬嬰幼兒和農村人口等弱勢群體不必要的死亡。對未來中國社會結構至關重要的教育改革，也被認為是不成功的，因為它正朝著“越窮的人越不能通過教育進入快車道”的“馬太效應”馳去。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正一反的局面？以產權為核心的市場化改革和國內主流經濟學家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國內民眾對改革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在“不爭論”口號下合力做大

　　為此，《商務周刊》特在此時開辟“重思改革”論壇，約請、訪問、刊登各界對中國改革的新解讀、新思維、新建言。首期本刊采訪了遠在大洋彼岸的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與國內經濟學家不同，陳最近通過對貧富差距的實證分析為這一輪爭論給出了自己的解答。他指出：“今天中國的現實是，資源配置、收入增長機會既不受效率原則，又不受公平原則支配，而是由權力原則決定。在這種起始條件下，最好是市場化改革和憲政改革都進行。如果這兩者不能同時做到，繼續其一也比現狀更優。現在如果停止市場化改革，中國過去的經驗表明，那只會帶來更長期、更廣泛的不平等，讓特權當道。”

　　《商務周刊》：您最近發表了《國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進平衡發展嗎？》一文，通過對發達國家、印度和中國的地區間收入趨同速度所做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最有利于地區間收入趨同的國家形態是憲政體制下的代議制政府加市場經濟。您怎么看待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的《2005中國人類發展報告》所指出的中國貧富差距和發展機會不平衡問題？很多人認為中國貧富差距問題是由市場化改革引起的。

　　陳志武：這些年的改革開放同時伴隨著收入差距的惡化，到今天不同地區間以及同一地區內不同社會群體間的貧富差距確實很大。面對這一現實，大家都在找原因、找解決辦法，所以很多人說問題就出在改革開放、特別是市場化改革本身上，于是他們認為改變這一局面的辦法就是停止或放慢市場化改革。這個問題當然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所以我想找數據、做研究，看到底什么才是收入差距惡化的主因。有一點是我們立即能看到的，那就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多年來一直是市場經濟，東歐國家現在也基本是市場經濟，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國家卻沒有中國這么嚴重的收入差距問題，美國的收入差距也沒這么高，日本、英國、德國都沒這么高。所以，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不是造成收入差距失控的根本原因，否則世界多數國家都會因為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而動蕩不安了。原因肯定在于其他制度架構上。中國在沒有可靠的權力制約機制的情況下又偏偏什么都控制在行政權力手中，還通過國有銀行等讓資源由政府來配置，問題就出在這里。從根本上說，我認為，國有制、極強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是導致貧富差距惡化的根本原因。

　　首先，我們看到這些年腐敗盛行，之所以如此，一是權力不受民主監督制約，二是通過國有制與行政管制讓政府控制的資源權力太多，這兩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于腐敗的溫床。既然政府權力不受監督制約，而我們同時又通過國有制讓政府直接代替市場進行資源配置，這就等于把全國老百姓的資源都交給不會被問責的當權者去支配，你說他們會把這些集中控制起來的資源和發展機會先分配給誰呢？當然是會給那些有權力、有關系的地區和個人，哪個地區有更多權力，哪里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資產投資，所以就有北京、上海這些第一世界，貴州、廣西、安徽、湖南、江西等這些第二世界，而縣一級掌握的資源更少，鄉鎮農民獲得的資源最少，所以只能是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以2002年為例，北京的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最高，為15905元，各省會城市人均9223元，地級市的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為5137元，縣級最低，人均才590元。這種投資差別當然給各地居民不同的收入機會，2002年北京的人均GDP是28449元，到省會城市人均GDP是22565元，到地區級市是13660元，最后到縣一級才5674元。難道這種收入金字塔結構跟權力金字塔結構的吻合僅僅是巧合嗎？

　　同樣的道理，當老百姓的金融儲蓄和資源都掌控在國有銀行與政府部門手里的時候，誰有權力，誰有關系，當然誰就能發財，權力關系也決定了誰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于行政權力掌握了所有的資源和審批權，這也逼著每個想發財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結的道路。

　　這就是說，當政府掌握所有資源的同時行政權力又不受制約的時候，政府在代替市場分配資源時，資源的配置就會既不符合效率原則(因為不是按市場規則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則(因為沒有代表民意的問責機制)，而只會符合權力原則，這樣的經濟是權力經濟。

　　一旦認清收入差距惡化的原因之后，我們發現應該做的恰恰不是放慢市場化改革，而是要加快，同時我們也看到對其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要給各地區、各社會群體平等的收入增長和發展機會，除了必須建立對權力的監督問責機制外，同時必須要做的是減少權力所能控制的資源范圍，這就是說要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保留國有制、保留政府管制等于是保留住腐敗的溫床，對轉軌國家來說，市場化的一大作用實際上是削弱行政權力的空間，縮小權力對收入機會的扭曲作用。

　　《商務周刊》：但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都指出，由于中國實行衛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看病越來越貴，有70%-80%的農村人口沒有醫療保障，這導致成千上萬嬰幼兒和農村人口等弱勢群體不必要的死亡。這樣的評價進一步引發了人們對衛生、教育等問題不滿情緒的爆發。

　　陳志武：公共產品和服務不足，歸根到底還是缺乏對行政權力的問責機制，政府開支不太注重老百姓的福利。對于任何一個社會來說，基本底線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是讓不幸運的窮人能夠體面生活下去的基礎。在2001年，美國聯邦政府開支的49%用于社會保障和各種醫療保障上，約占其GDP的8%。而在中國2004年，政府開支的7.4%用于撫恤、社會救濟和社會保障補助，18.1%用于醫療衛生、文教和科研事業，這些項目加在一起才占政府總開支的25.5%。在政府預算過程沒有受到實質性的民意約束的情況下，政府沒有起到應有的扶貧角色，沒能從這個角度降低收入差距。

　　但是，有必要強調一下，我不是說要阻止商業性的民間醫療機構的出現，而是說政府要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基本的社會醫療保障，除了政府提供的醫院外，還必須鼓勵商業性的和非商業性的民間醫院、診所的出現，增加國有醫院之外的醫療服務機構對全社會來說是好事，這可提升醫療服務的供給量，鼓勵競爭，改善醫療服務質量。

　　換言之，衛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不應該是把所有醫療服務都市場化，而是讓醫療服務多元化，既有國有的，也有贏利性的和非贏利性的民營醫院，因為醫療是一種特殊的服務產品。

　　《商務周刊》：有人說中國經濟改革目前進入了負面效應的釋放期，有3000萬國企下崗職工，有5000萬失地農民，社會結構已經產生深深的斷裂。那么，到底改革中出現的這些問題，僅僅是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問題，還是路徑選擇上出了問題？

　　陳志武：兩方面的因素都在起作用。關于路徑問題，中國選擇的是在不推進政治改革的情況下先進行經濟改革，這等于是在還沒有保證民營化程序公正的架構下就逐步開始了對國有資產的民營化。也就是說，在沒有建立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制約機制前，就由權力來決定對國有資產的處置，并由權力決定各行業里誰能進入、誰不能進入等等，最后只能是權力大小決定收入的多寡，權力原則成為收入分配、財富分配的重要因素。其結果是社會不滿日益惡化。

　　相比之下，如果像捷克那樣先定好規則并設立好公正的規則執行機制，然后把國有資產按人均一份，那樣至少能保證起點公平，不會引發高度的社會不滿。我知道許多人會說：“東歐私有化的過程名義上是給了公民人均一份的國有資產券，但結果是很多人拿了資產券去換酒喝了，他們還是落得一無所有。”這種說法太夸張，退一步講，即使真的拿資產券去換酒了，那也是他們自己的選擇，至少他們還有這樣選擇的機會。他們落到一無所有的地步是自己決策的結果，而不是由不受制約的權力所造成的。

　　我們也必須看到，除了制度因素外，個人天賦、各地自然資源稟賦的差異也會導致收入的不等。在發展過程中有的人正好掌握了最俏的技能，有的人沒有，這當然也會導致收入差異。所以，在任何一個社會里都會有收入的不平等，這是自然的。關鍵是，如果由于制度原因使不同地區、不同群體擁有極不同的收入機會和發展機會，這種機會的不平等是人為的，是應該改變的。

　　《商務周刊》：中國人現在對改革感到空前的困惑，不僅企業家、官員、記者，就連一貫非常自信的經濟學家也感到困惑；但另一方面卻是中國的崛起獲得了國際上很多的贊譽，難道是國內的人們自己理解不當嗎？

　　陳志武：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確走到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所以各方面的壓力都很大，有各種各樣的反應不奇怪。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在1978年后實際上在進行三項大轉型。第一是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第二是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第三是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轉型。這三項大轉型中的任何一項都會給一個社會帶來空前的震蕩，更何況這三項大轉型同時在中國發生。人類歷史上，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后，跨國海洋貿易使西歐經歷了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轉型；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工業革命使美國等西方社會經歷了從農業到工業社會的轉型，完全改變了美國的社會結構和方方面面的文化；20世紀末期俄羅斯和其他東歐國家經歷的只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因為在此之前它們已經歷了開放和工業化的過程，但就此一項轉型就給俄羅斯帶來了極大的震蕩。因此，我們應該看清楚在身邊發生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這至少能給我們更好的心理準備。

　　《商務周刊》：您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在解釋轉軌時會存在哪些不足和偏差？世界銀行有研究表明，那些大型國有企業大規模私有化后，實際上績效并沒有改進。很多前東歐國家發現，它們現在對那些已經私有化的國有企業的補貼跟私有化以前相比是增加了而非減少。不僅是一些偏左派的經濟學家，即使是林毅夫最近在“中俄會議”上也認為，主流經濟學作為大的框架應該沒有問題，但作為一個指導計劃經濟國家轉向市場的工具是有缺陷的。他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建立在很多暗含假設上，比如充分競爭、信息完整等，這些條件現在需要重新思考。您的觀點是什么？

　　陳志武：如前面所談到的，任何社會或經濟轉型都不是一兩天就能完成的事，你今天把國有企業變成民營企業，在其他相配制度機制(包括文化、法治)還沒跟上的情況下，怎么能立即下結論說私有企業不行？一夜間改變企業所有制、土地所有權性質容易做到，但要徹底改變培植腐敗的溫床不是一兩天的事。你說的這些研究結果只能說明國企改革的艱難和長期性，但不能否定民營化的方向。簡單地講，世界上有哪個富有的國家是靠國有制富起來的？其實，這些我們不需要做太多研究就能知道結論是什么。

　　退一步講，以往關于是否要將國有企業民營化的討論太多局限在企業效率上，實際上民營化的意義遠非如此。比如，前面講到，國有制使權力太多集中在政府手里，會造成發展機會的不平等。國家既是規則的制定者，又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執行規則的組織，這兩方面已經給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力，本身已蘊含巨大的道德風險或腐敗空間。如果再讓它取代民間、取代個人成為企業的所有者和經營者，那么讓民間就沒有呼吸空間了，這種安排所蘊含的道德風險就更加無窮大了。再比如，我們現在到處聽到關于自主科技創新的論述，許多人又在指望國家、指望國有企業來勝任這項任務。的確，如果科技創新只要有人才和資金就行了的話，那么國家既可召到人才又可通過國有銀行獲得大量資金。可是，過去幾十年這兩項條件都具備了，為什么沒見到太多創新，以至于我們今天還在一如既往地呼喚著呢？關鍵是在國有制下缺乏創新的激勵，而私有產權提供的恰恰是讓人挖空心思創新的激勵。

　　什么叫“主流經濟學”？像任何一門科學一樣，經濟學也需要不斷地發展，在現有的基礎上不斷去陳迎新，要用建設性的眼光來看待經濟學。遺憾的是，任何時代的人所能用到的知識和工具不可能超出那個時代。在這種知識局限下，如果我們不需要做決策，那當然好，但是在現實改革問題面前，我們又不能回避必須做決策的硬事實。因此，盡管我們知道現有的知識有局限性，但應用這些到目前為止是公認最好的知識總比靠拍腦袋來做決策更優。換句話說，批評現有理論總是最容易，但在沒有提出邏輯上更好而且經得起實證數據檢驗的理論之前，現有的經濟理論框架還是我們僅有的依賴。正如吳敬璉先生所總結的那樣，中國過去二十幾年的經濟改革是伴隨著不同經濟理論的引進而前進。

　　人類歷史上有過各種轉型、變遷，雖然那些轉軌變遷在內容、廣度和深度上也許跟中國正在發生的有所不同，但不同時期和不同社會的人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在為自己的利益所驅動。我們不能以表面上的中國“特色”為借口來拒絕世界其他國家的經驗和知識。不管膚色和種族，人從本質上是一樣的。

　　《商務周刊》：如果從改革和轉軌的角度來總結一下，您對中國的改革接下來如何走有什么好的建議？

　　陳志武：繼續深化市場化改革，讓市場的力量調節各地區間和群體間的收入機會，而不是由官權力來決定哪里有更多、哪里有更少的發展機會，也不能由官權力所延伸出來的“關系”來決定誰有、誰沒有好的發財致富機會。同時，我們看到，即使在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里政府總會有很高的權力，包括執法權、監管權和各種審批權。為了約束權力所可能帶來的收入機會的不公，必須建立監督制約行政權力的代議制制度架構，這是中國改革開放走到今天所必須邁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