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敏：自由貿易主義的真相

　　文/ 張志敏

　　當中國加入WTO，滿懷希望地擁抱自由貿易之時，卻遭到來自于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花樣翻新的貿易保護。先是美國對我國鋼鐵出口設置高關稅，隨后是我國農產品、紡織品等遭遇了各種貿易壁壘的限制，緊接著是被取消的紡織品配額又重新設限。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禁要質疑甚至懷疑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所倡導的自由貿易主義的真實性。如果我們仔細

地考量西方發達國家貿易發展的歷史，就不難發現，由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貿易史實際上是一部充滿著貿易保護的歷史。

　　根據法國著名的年鑒派史學家費爾南·布羅爾代的分析，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總是以一個強大的、咄咄逼人和享有特權的國家為核心，這個國家與眾不同充滿活力，既使人害怕，又令人佩服。15世紀的威尼斯、17世紀的荷蘭、18—19世紀的英國，以及今天的美國都是如此。讓我們來看看英國、美國的貿易政策歷史演進過程。

　　享有特權的核心國家

　　(一)以英國為世界經濟核心的發展階段

　　1、重商主義盛行的原始資本積累階段

　　資本主義的萌芽是生產力和商業資本發展的結果，但資本主義貿易的大發展主要是借助于航海技術和工業發展。為了實現由商業向工業的轉變，必須創造必要的技術條件，進行必要的資本積累。16世紀—18世紀50年代是英國進行原始資本積累時期，也是重商主義盛行的時期。英國是歐洲重商主義發展較為典型的國家，也是最成功的國家。重商主義作為最原始的貿易保護主義，它認為使國家富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盡量使出口大于進口。因此，政府應當竭盡所能地鼓勵出口，限制進口。亞當·斯對重商主義曾作過精辟的概括：“使國家致富的兩大手段就是限制輸入和獎勵輸出……這些不同的限制有時采取高關稅的方法。有時采用絕對禁止的方法、獎勵輸出的方法，有時是退稅，有時是發給獎勵金，有時是同主權國家訂立有利的通商條約，有時是在遙遠的國家建立殖民地�！� 在當時的英國，斯密所談到的重商主義的手段都得到了廣泛的運用。

　　根據熊彼特的分析，英國在外匯管制、出口壟斷等政策上實施得比較早且水平也比較高，早在1390年英國就制定了外匯管制的有關法令 ；英國對古物(大麥、小麥、黑麥和燕麥)等進出口貿易也采取管制的措施，并于1663年頒布了禁止或抑制谷物輸出的法規。這一法令后來幾經修改，保護趨勢不斷增強；英國尤其注重海運業、造船業和其他海上力量的培養和保護，在如何削弱強國的力量以保護自己的發展方面也制定了較為系統的策略和法規，而1660年的《航海條約》就是這方面的典型法規。該條約對進入英國經商的國外船舶的船主、船長和船員都有明確的規定。例如，其船主、船長及四分之三船員，必須為英國籍的臣民，違者沒收船舶及其所載的貨物；對于超過一定體積的貨物和各種國外的腌魚、鯨須、鯨鰭、鯨油等輸入英國時要加倍地征收外人稅等。 ]根據亞當·斯密的分析，《航海條約》很大程度都是針對荷蘭人制定的，因為荷蘭人是當時歐洲最大的運送業者。在《航海條約》頒布不久，英、荷之間爆發了戰爭，連續數年戰爭不斷，最終以英國獲勝而告終。荷蘭人的地位也隨之被英國人所取代。當然，《航海條約》的保護作用遠遠不止這些。

　　除了上述比較直接的法令和行政手段外，英國還采取更為野蠻的海外掠奪手段。其中，政府授權成立海外壟斷公司、建立海外殖民地是比較典型的做法。著名的東印度公司就是在這階段建立(1660年)。該公司不僅主要靠壟斷貿易謀取高利，而且還從事了鴉片等非法的生意。而各種類型的殖民地成為了英國原料供應地和產品的消費地。正是借助于這些政策，英國聚斂了大量財富，率先開始了工業革命。

　　2、“自由貿易“掩蓋下的保護階段

　　在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50年代，是英國在理論上倡導自由主義，而實際中并沒有放棄保護的階段，因此，可以稱其為自由貿易掩蓋下的保護階段。18世紀50年代英國開始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隨著新技術的發展，英國工業發展迅速，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供應，大量的過剩產品也需要更多的消費者；同時，迅速發展和壯大的工商業也需要更多的自由，在這種情況下，英國一些工商業者和學者呼吁政府要對內放松管制，對外實行開放。此時，主張自由貿易的古典經濟學也得到了巨大發展，很多學者著述立說論證自由貿易的種種益處。1776年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出版，在某種意義上標志著自由主義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的誕生。斯密對重商主義貿易保護的觀點進行了系統評判，主張降低關稅、取消出口補貼和獎勵金，對內實現自由放任、對外實行自由貿易。

　　然而，斯密等學者所倡導的自由貿易，并沒有在這一階段變成現實的政策，英國(其他國家也同樣如此)此時繼續執行著重商主義的政策。這主要表現為：(1)高關稅的仍然是政府主要手段。有關資料顯示，直到鴉片戰爭時期，英國的平均進口關稅率還高達30%以上。[5]根據我國經濟學家盛洪的分析，英國的“貿易自由化”的過程是漫長的，直到1860年左右，英國的平均進口關稅率仍高達15%。(2)很多重商主義的政策和法規并沒有取消。例如，作為保護主義的兩個著名法規《谷物法》和《航海條約》保留了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到1846和1849年才分別廢止。(3)很多重商主義的做法繼續被運用。在這期間，英國加快了海外擴張的步伐，不斷通過各種手段(包括戰爭)建立海外地，繼續對殖民地進行掠奪。而且為了獲得巨額利潤和開辟中國市場，不惜對中國發動了兩次鴉片戰爭。

　　更讓人深思得是，在英國一些竭力鼓吹自由貿易的經濟學家，如休謨、斯密等人，也同時在為英國的貿易保護開“特例”。在他們的自由主義思想的背后“隱藏著帝國主義的強烈欲望”(熊彼特語)。他們不是國際主義者，而是民族主義者，甚至是一些隱蔽的帝國主義者。他們的很多理論和政策建議都是從保護英國的國家利益出發的。他們對如何給外國產業加上若干負擔，以獎勵國內產業的一些做法持肯定的態度。比如，在對待具有明顯保護意義和霸權意義的《航海條約》上，他們持肯定的態度。斯密認為，《航海條約》盡管 “對因國外貿易而增加的財富，是不利的¼但是，由于國防比國富重要得多，所以，在英國各種通商條例中，航海法也許是最明智的一種�！�

　　一直到1860年，英法兩國才簽訂了《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自由貿易條約，隨后，英國又和其他國家簽署了降低關稅的商貿條約�！犊撇嫉恰�謝瓦利埃條約》的簽訂，標志自由主義政策在英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這距離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問世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而在這一世紀中給世人造成一種假象：英國實施的是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這充分體現了自由主義的欺騙性和矛盾性，體現了理論和現實的矛盾。

　　3、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

　　如果以《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的簽訂為自由主義在實踐中“徹底勝利”的標志，那么，在它獲勝的同時也就遭遇了貿易保護的挑戰。因為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各種壟斷組織不斷出現，并在各國逐漸取得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和美國經濟學家凱里的貿易保護理論對德國、美國的貿易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德國率先實行貿易保護，法國和美國分別于1881和1890年重新設立了關稅法，意大利、奧地利和瑞士等國也相繼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不僅如此，重商主義的海外掠奪和建立殖民地等一些野蠻的、霸權的做法仍然保下來。此時的德國政府提出了“大陸政策”和“世界政策”，試圖即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徹底摧毀法國，稱霸歐洲和世界。為了實施上述政策，德國對海軍進行了管理和技術改革，加大投資力度。隨著海軍力量逐漸強大和國內壟斷資本的集中和發展，德國對外擴張的愿望不斷膨脹，和英、法等國爭奪海上勢力范圍和殖民地的斗爭更加激烈。德國世界政策的推行導致和其他國家的矛盾沖突不斷，并且發動和挑起了兩次世界大戰。世界大戰爆發期間，禁運、高關稅和外匯管制成為各國的必須手段，保護主義也發展到了極端。

　　(二)美國為世界經濟核心的發展階段

　　二戰后，除美國以外的各壟斷資本主義集團均遭重創，美國對歐洲、日本具備了無可匹敵的競爭優勢。于是，以美國為世界經濟核心的時代到來。此時的美國和當年的英國一樣開始在世界范圍內推行自由貿易。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德國的經濟逐漸恢復并日益強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頓森林體系動搖，美國的自由主義政策也遇到挑戰，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衛美元為由提出，為了保持對外軍事支出，維護冷戰盟主地位，美國的貿易收支經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為此，必須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20世紀70末80年代初，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兩次石油危機使世界經濟增長緩慢，為了克服危機，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經濟政策進行了調整，對內實行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對外則加強保護。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美國又開始在世界范圍內推行自由貿易政策。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世界經濟蕭條的出現，尤其是“911”以來，美國以打擊邪惡軸心國家為名，不斷動用經濟封鎖和軍事圍困等手段來挾制競爭對手和自然資源(尤其是石油資源)比較豐富的國家，以達到保護國家利益和穩定的目的。

　　與此同時，新技術的發展以及日益激烈的競爭，使傳統的貿易保護手段遇到挑戰，一些新的貿易保護手段應運而生，逐漸形成了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美國等發達國家作為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的推動者，非常善于運用新的貿易手段進行保護。新的保護主義主要以非關稅貿易壁壘的形式出現，通常借環保、綠色消費、組建自由貿易組織甚至是人權等為名來進行保護，具有隱蔽性和雙重性。以GATT和WTO為例，表面上看，隨著GATT和WTO一輪一輪談判，關稅水平不斷降低，東京回合后，歐共體平均關稅為6.0%，日本為5.4%，美國為4.9%，烏拉圭回合后，發達國家的平均關稅又進一步降到4%。但實質上非關稅壁壘卻在不斷加強。到烏拉圭回合后，非關稅壁壘已達2700多種。美國等國以公平貿易為借口，借助于GATT的免除條款，逐步走向雙邊和歧視性的貿易政策，并形成了一整套系統的保護制度和機制，限制的范圍已擴展到勞務和高技術等多個領域。與此同時，高關稅和配額仍然是歐美國家農業、紡織業和服務業等一些敏感部門的重要保護手段。

　　在美國主導的當今世界，美國并沒有丟棄重商主義的一些極端做法，即經濟制裁和戰爭。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打擊現實和潛在的對手。先是蘇聯，隨后是日本。冷戰結束后，美國則把目標轉向北朝、古巴、伊朗、伊拉克等國。最近幾年，也不斷對中國施壓，和日本一道制造“中國威脅論”，千方百計遏制中國發展，中美的貿易摩擦不斷升溫。

　　充滿矛盾的貿易政策

　　綜觀英美等發達國家貿易政策的歷史演進和現實表現，不難發現，無論是以英國為核心的18、19世紀，還是以美國為核心的當今社會，發達國家的貿易政策總體上是以保護為主，所不同的是手段不同，保護的范圍和重點不同。但是，無論貿易政策怎么變化，其政策的目的都是為了實現民主和國家利益最大化。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貿易政策時而透明、時而隱蔽，充滿著“矛盾性”和“統一性”。

　　(一)矛盾性的具體表現

　　1、理論和現實的矛盾。歷史表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發達國家的貿易理論和現實政策在時空上是不一致的。理論上宣揚的是自由貿易，現實中實施的是保護政策。英國在18世紀中葉和19世紀中葉，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在理論和現實都充滿著矛盾。而當今美國也充滿著這一矛盾。美國是一個宣揚民主和自由的國家，在貿易上卻經常通過各種隱蔽的和極端手段對自己進行保護，對別國進行制裁。例如，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資本，為了獲得更高利潤，一方面借自由貿易不斷在國際間進行資本流動，形成全球金融資本一體化趨勢，并巧妙地運用利率、匯率和WTO的原則和政治等手段對資本引進國進行金融資源的掠奪和控制；另一方面，通過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和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進行 “自由”和“民主”等價值觀念的宣傳和滲透、貸款和資金援助等，逼迫這些國家對其放開市場。而一旦放開市場，就對這些國家的市場進行壟斷。

　　2、內外的矛盾。內外的矛盾主要體現在國內外、各種組織的成員國和非成員國之間實施不同的貿易政策和標準。例如，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很多國家而為了扶植本國工業發展，對內都采取放開市場、放松管制、消除地方貿易壁壘等自由貿易的政策，對外則實行貿易保護。當今的各種區域化和集團化的組織也同樣如此，對成員國降低或者取消關稅等各種貿易壁壘，對非成員國則采取各種限制措施。即使在同一區域化組織內部，一些超經濟強制的國家同樣可以推行雙重標準。美國是很多一體化和區域化的成員，但是美國也是善于利用霸權地位推行其雙重標準。美國積極參與GATT和WTO的談判，但每次都為自己的利益不斷地帶頭破壞相應的規則。

　　3、國家利益和世界福利之間的矛盾。自由貿易的理論的完美性和誘惑性主要體現在建立在國家利益和世界福利統一的基礎上，而且要有一系列假設條件做支撐。然而，由于現實中不具備規定的假設條件，因此，國家的貿易利益和世界福利很難實現真正的統一。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條件下，建立在比較利益基礎的貿易，由于發展水平、資源稟賦和技術條件的差異，各國獲利會有所不同；當存在政府干預的條件下，由于政府能力不同，會造成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益分配不均，同時，由于政府總是要保護國內一些特定部門，從而使另外一些部門受損，最終導致世界福利下降。而且，在現實中，主權國家總是從民族和國家利益出發，而不是從世界福利出發考慮問題，因此，自由貿易理論所宣揚國家利益和世界福利之間能夠統一的現象在現實中很難實現。不僅如此，有些國家甚至為了國家利益不惜踐踏他國的利益，甚至是主權和生命。

　　(二)統一性的具體表現

　　1、傳統與現代的統一。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貿易保護主義，發展到今天，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以二者為理論基礎的各種貿易政策和手段在不同階段也有不同特點。比如，傳統的保護手段主要是關稅的手段，通常是比較直接，而現代的貿易保護手段主要是非關稅的手段，比較隱蔽。然而，我們也不難看到，一些傳統的保護原則和慣用的手法至今仍然保留下來。例如，重商主義主張“出超大于入超”的原則仍然是一些國家開展對外貿易的信條；重商主義的強權和利潤的結合的做法在現代帝國主義中也有直接的體現。經濟制裁、經濟封鎖和戰爭決不是拿破侖的專利，霸權國家在當今世界正在不斷地演義這樣的歷史。后WTO時代決不是一個自由貿易的時代，而是充滿著保護的時代，很多傳統保護手段還將再現。

　　2、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歷史表明，一國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往往是國內外政治市場供求雙方相互作用達成均衡的結果。選民、壓力集團和國際組織以及霸權國家會從各自的角度影響政府的決策，使貿易政策超越單純的經濟利益關系，而具有濃厚的政治因素。政府必須在各種利益關系中進行權衡和協調。因此，貿易政策目標不一定是利潤最大化，可能是安全和穩定最大化，或者是以短期的經濟損失換回長久的貿易穩定和發展。英國當年的《航海條約》就是以犧牲眼前利益為代價換長久穩定和發展的條約。2005年初

　　3、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的妥協。在很長一段時間，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政策是對立的，一種政策發展到極致自然會出現很多弊端，而自然會推行與之相反的政策。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發達國家產生了一種新的貿易政策，即管理貿易政策，它非自由貿易也非保護主義，而是二者融合的產物，是政府在面對國際貿易摩擦、國內壓力集團條件下進行妥協的結果。根據李群的分析，“無論是贊成貿易保護的還是贊成自由貿易的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均會修正自己的貿易政策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它們的貿易政策會‘趨于一致’，這種‘趨于一致’政策就是管理貿易政策�！�

　　輪到我們了

　　從未來發展趨勢看，發達國家仍然會推行以保護為主的貿易政策，而且，上述的矛盾仍然會存在甚至加深。新的貿易保護手段會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和更為激烈國際市場競爭中不斷被創造出來；同時，最原始的保護手段重商主義的某些做法，如強權和利潤結合也被新的帝國主義繼承下來。因此，經濟制裁和戰爭等極端的保護手段會隨時威脅著世界經濟。對于正處于快速發展、有望成為世界強國的中國來說，要以史為鑒，尤其是要注意研究發達國家在不同階段的保護政策和規律性。以我國目前的發展速度和國際地位來看，一方面要警惕一些霸權國家在歷史上曾經使用過的保護方法，即當在一國經濟起飛對其構成潛在威脅時，就開始采取各種方法進行打擊和制裁。例如，荷蘭、法國、德國曾是英國在不同歷史階段的重點打擊對象，蘇聯、日本曾是美國重點打擊的對象。我們已經意識到，現在該輪到中國了。所以，要作好長期的必要的準備，對可能發生貿易戰和可能采取的手段進行前瞻性的研究和分析；另一方面，要充分了解和把握發達國家貿易政策的發展趨勢，全面準確地理解以WTO為代表的一體化組織的運作規則，堅持“務實”和“妥協”相結合，學會在競爭中求發展，在妥協中求保護。

　　(張志敏，經濟學博士，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國際貿易和政府管理方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