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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晶 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
中國的金融問題，首先是銀行業的問題，更明確一點，就是大量的銀行壞賬以及壞賬形成機制還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在一個封閉的經濟中，這些壞賬風險還有可能逐步得
到化解(無論是通過“分子戰略”即減少壞賬的增長速度，還是“分母戰略”即通過擴大信貸規模)，但在金融全球化時代，在資本流動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的時候，銀行業的風險將可能在外部沖擊下引發危機。也就是說，金融開放將把上述問題變得更為嚴重。盡管中國目前還沒有全面的金融開放，資本賬戶可兌換也還沒有時間表，我們似乎還有不少“防火墻”；但加入WTO的承諾意味著2006年底中國銀行業的全面對外開放，這對于問題成堆的中國銀行業而言將是何等的挑戰！
于是，銀行業改革進入倒計時，呼吁了多年的銀行業改革終于有了切實的行動。2005年，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引入外國戰略投資者，以及建行的海外上市，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亮點。而最為人關注的是在引進戰略投資者中出現所謂的國有銀行賤賣問題。其實，“賤賣論”并非今天才有。在國有企業改革中，我們也聽到國有資產流失以及賤賣的說法。國有銀行不過是更大、更難改的國有企業而已。
這些年，對改革的不滿情緒日漸增多(或許因為網絡的關系，這些情緒得到了更多的釋放)，近期更是爆發了對經濟學家們的不滿。在老百姓看來，這些點子都是經濟學家們出的。經濟學們為什么會出這些餿主意？要么是拿了錢了，為利益說話；要么就是水平有限，不知道跌到幾流中去。先不說這些揣測有多少合理性，也不談國有銀行是否真的賤賣，通過這些可以明確一點，如果說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改革主要是由精英主導的改革，那么進入二十一世紀，改革將在更大程度上成為大眾參與的改革，我們的改革要準備與叫罵聲同行。
其實，中國這么多年來的改革，一步一步走過來非常不易。我在一次給亞非拉受援國(即接受中國援助的亞非拉國家)官員們總結中國改革的經驗教訓時，發現他們是那么地興趣盎然。畢竟，中國摸索出了一條成功的道路，盡管其中有曲折，有罵聲，但改革在推進，增長在持續�！百u國說”何其可怕，WTO不能不加入；“郞顧之爭”何其熱鬧，國有企業的改革不能停；“賤賣論”何其洶涌，銀行業的改革不能停�；蛟S，很多人會爭辯說，我們沒說不能改，而是對現在的改法提出質疑。我認為這話說到了問題的根上，這比爭論是否賤賣要高明得多。
比如有人提出，引進了戰略投資者，銀行治理結構就會改善，政府干預就不會再有，所有問題就都能解決么？中國銀行業的問題是和政府連在一起的。銀行業的壞賬，有很多是政府干預造成的。2001-2002年的抽樣調查表明，在不良資產的形成中，由于計劃與行政干預而造成的約占30%，政策上要求國有銀行支持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違約的約占30%，國家安排的關停并轉等結構性調整約占10%，地方干預，包括司法、執法方面對債權人保護不利的約占10%，而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內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貸款占全部不良貸款的20%。從不良資產的形成結構看，可以說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和政府干預有關；只有20%左右是和銀行內部的風險管理能力密切相關。因此，銀行業的改革就是要把銀行推向市場，國家不再為商業銀行的經營虧損“埋單”，從而在體制上消除商業銀行指望國家不斷救助的道德風險。同時，銀行業的改革也希望通過市場化方式分散銀行風險。在這個意義上，那些購買國有銀行股權的外國投資者也在分擔這些風險。那些認為中國的國有銀行好得很，應該賣出更大的價錢，并且認為中國的國有銀行有政府擔保，外國投資者不會擔什么風險的說法，不僅是一相情愿，而且對風險也缺乏起碼的認識。不過話說回來，僅僅憑借引進戰略投資者、銀行上市就能把銀行推向市場，就能解決銀行治理結構問題，同樣顯得幼稚。
還有人提出，為什么銀行業只對那些大資本開放而不對一些中小資本開放？前一段時間去澳大利亞參加自貿區談判的考察，就有澳方人士提出這樣的問題。他們說，你們更多地倚重于那些大鯊魚，銀行業中的巨無霸，比如匯豐、花旗等等，卻忽略了那些規模較小、但更適合中國國情且不會對中國金融業造成巨大沖擊的外資銀行。盡管在澳方來說，主要是嫌我們的引資門檻(如資本金要求)設得太高，但這一提法也不無啟發：引進戰略投資者也和引進技術一樣，最高最新的技術未必是最好的，適合中國國情與發展現狀的才更重要。
再有，為什么銀行業改革主要對外資開放，卻不對內資開放？為什么我們的改革只盯著國有銀行，卻忽視了民營銀行的發展？發展民營銀行呼吁多年，但至今也沒有“結出果來”。這些問題實際上既是在提出質疑，也是在為改革出點子，是在參與改革。
這里不打算列出“民間”關于中國銀行業改革的清單，作為一項技術含量非常高的系統工程，銀行業改革還是由“肉食者謀之”更為妥當。最后，我想對這些“肉食者”們說：一方面，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只要是改革，總會有人歡喜有人憂，無論是加入WTO、國企改革、銀行改革，甚至搞市場經濟，都有這樣那樣的不滿或責罵。而現實往往是利益糾纏的僵局，得有人頂著各種罵名踢開僵局，中國的改革才能推進。另一方面，這些責罵或者說不同的聲音，表達了普通民眾的擔憂和不滿。這不能被簡單化地看作是改革的阻力，經濟學家們也不能打著改革的旗號，讓一切為改革讓路，讓一切不滿者、一切受損者、一切弱勢群體靠邊站。改革允許而且需要有不同的聲音，沒有這些聲音的監督和陪伴，改革會在推進中變得固執，會在前進中迷失方向。我們的改革(家們)要學會與叫罵聲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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