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工商時報：林毅夫披露建設新農村建議幕后

　　笑稱“經濟學家五個論”標準太高

    本報記者 李愛明 高春頎

　　林毅夫的忙是不言而喻的。單從一干頭銜就可以知道這一點———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等等。日前，他在北大朗潤

園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辦公室里接受了本報的專訪。

　　采訪的話題集中于“新農村建設”。盡管以旁觀者觀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政策的出臺與林毅夫這位重要的“智囊”密不可分，但林顯然并不居功。

　　對于“三農”話題，林毅夫自然熟悉不過。早在1987年，他就曾經擔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并且寫出過有重大影響的論文。因此，談起來自然是滔滔不絕。

　　最好的辦法是啟動存量需求

　　中華工商時報：據我所知，在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之前，您就提出過“新農村建設”的建議，而且還是最早提出的。您是對中央決策有重要影響的學者，“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政策的最終出臺和您有直接的關系嗎？

　　林毅夫：我想不能說有直接的關系，因為有很多東西是客觀問題，也不能說“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因為采用了我的建議而出臺的。但我是比較早提出這種觀點的，最早是在1999年。大家知道，我長期研究農村工作，一直在研究如何解決農民收入的問題。從長期來講，農村最可持續的發展是一方面農村勞動力不斷轉移，另一方面農民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這是兩個輪子。如果農村勞動力不能不斷地轉移出去，單靠提高農村生產力，必然會造成農民增產不增收、谷賤傷農的結果，所以勞動力轉移是必然的前提。

　　中華工商時報：在十幾二十年前，或者更早以前，“三農”問題并沒有現在這樣突出。現在之所以變得如此尖銳，在您看來，是什么原因呢？

　　林毅夫：你說得沒錯，“三農”問題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變得特別尖銳的。在改革開放后的七八十年代，農業生產增長很快，所以“三農”問題不突出。1985年以后，鄉鎮企業發展很快，農民“離土不離鄉”就能工作，所以也不突出。1990年代初，農民工開始出現，大量離土離鄉的農民轉移出來，但是這段時間，“三農”問題也還不是那么尖銳。

　　那為什么1990年代末“三農”問題變得尖銳起來？1998年出現了通貨緊縮，生產能力過剩，新增投資比較小，新增就業機會少，這樣造成應該流動的農民流動不出來，已經流動出來的農民出現返流現象；另外，因為競爭很厲害，大量鄉鎮企業也在那時倒閉，大量農民又回流到農業，這樣就造成農民收入在1990年代末增長特別慢，“三農”問題因此變得特別突出。

　　當時我在想，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最后認為，必須把農民勞動力不斷流動出來這條渠道打通，把城市中過剩生產能力消化掉。

　　中華工商時報：如何才能解決過剩的生產能力呢？對中國來講，通脹壓力往往是短期的，而通縮壓力似乎是長期的？

　　林毅夫：要解決過剩的生產能力，通貨緊縮問題就必須解決。我當時提出，過剩生產能力本身是一個存量的概念，要解決過剩生產能力，最好是解決存量需求。

　　中華工商時報：什么叫存量需求呢，這個概念是您提出的嗎？

　　林毅夫：是我提出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說人們有需求的愿望，而且也有支付能力，但由于體制性或政策性的原因，這個能力沒辦法使用，這樣的需求把它叫做存量需求。一般市場經濟國家不會有，但我們是轉型中國家，所以會有存量需求。我認為，目前國內往往很容易按照國外的概念，而不是按照國內的現實狀況來討論。外國沒有“存量需求”這個概念，這是我在國內現實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當時我發現有四大塊存量需求，一個是外國直接投資，二是民營經濟，三是城市消費，第四塊是農村消費，而這恰恰是最大的一塊。你對比一下農村與城市消費，就會發現農村消費會低得很多。這是因為兩個原因造成的，一個是農民收入低；另一個是農村基礎設施落后。現代消費必須有基礎設施，比如要有電有水有馬路等，但是“八五”以后，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在城市，農村的基礎設施嚴重不足，因此造成農村的消費環境不利于現代消費，農民當然就不會去購買現代化產品。

　　“新農村建設”能四兩撥千斤

　　中華工商時報：“建設新農村”對解決“三農”問題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林毅夫：我覺得這是“一石數鳥”，四兩撥千斤。因為在通貨緊縮、生產能力過剩的條件下，一般依靠財政政策來解決。那么，財政政策最重要的是把財政投下去，能啟動很多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一般來講，財政往往都投資在城市里面，但那部分的杠桿作用不大。我認為投在農村杠桿作用會更大，因為它會啟動消費需求。它本身是一個投資需求，但同時也會啟動消費需求，因為改善了消費環境，需求就會增加。

　　我認為它會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最主要是幾個方面：第一，從長遠來講，它把過剩生產能力消化掉了，農村勞動力不斷向外轉移的渠道打通了，實現了增加農民收入最長遠的可持續的方式；第二，在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本身都是勞動力很密集的，都是使用當地勞動力的，比如水泥鋼筋都是當地生產，由此會給當地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增加農民收入；第三，能啟動農村消費需求。增加農民收入從長遠來講是必須轉移農村勞動力，但必須看到中國的現實———到2030年，我相信至少還有30%的人口將近5億人生活在農村，如果他們生活不能現代化的話，那就不能說是全面小康。所以我說這是“一石數鳥”，當時這個觀點提出后在社會上引起不小反響，中央決策成員也都看到這個報告。

　　總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能說是我個人提出的，但這個問題就擺在那個地方，隨著時間推移，大家都會有這個共識，認為這個事該做。我很高興看到這個建議現在變成了一個政策，相信它對解決我們現在的相對生產能力不足、縮小城鄉差別、提高農民收入都會有正面作用。

　　國家應加大農村投資比重

　　中華工商時報：據我所知，您前不久還給

　　林毅夫：提了財政政策的分配問題。1998年以后，國家的積極財政政策主要體現在支持大的基礎設施方面，尤其是城市里，但實踐證明，這些相對于啟動需求來講作用小，為什么呢？因為第一，城市資本都是很密集的；第二城市里的消費相對都已滿足，創造不了多少就業機會，對消費的啟動發揮不了多少杠桿作用。但如果建在農村里，比如修自來水、下水道、電視接收設備、修道路等等，結果就會大不一樣。如果這些都投入的話，農村消費環境就能改善，也能創造就業機會。所以我當時在建議里提出，國家應該在農村投資方面加大比重。

　　中華工商時報：那您認為這個比例多大合適？

　　林毅夫：具體多大很難說，但我想發改委會做得很詳細。

　　中華工商時報：最后問您一個問題，香港學者丁學良在接受本報采訪時曾經說“國內合格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

　　林毅夫(笑)：可能他們的標準比較高吧。中國的確是有很多問題要研究，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人來研究，也希望我們大家研究的水平越來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