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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體和大眾以痛罵經濟學家為樂”的時代，一個經濟門外漢所創辦的《經濟學消息報》不僅為國際國內頂尖經濟學家提供了舞臺，它本身也數次成為經濟學界的“風暴眼”。
文/陳艷濤
高小勇有一份“無錢無勢”的報紙。
無錢，是說開辦之初，它的財力對未來幾周能否出版都沒有把握；無勢，是說它除了有些作者、書生，以及訂戶外，別無依靠，至今仍蒙當局“法外開恩”存活。就是這樣一份報紙，卻在一兩年內，數次成為經濟學界的“風暴眼”，眾多著名經濟學家相繼登場，激烈交鋒。在短時間內，它確立了在中國理論界和決策界獨一無二的地位。因為《經濟學消息報》這個讓國際國內頂尖經濟學家以觀點登臺的舞臺，還衍生出一段段高小勇與眾多聲名赫赫的經濟學家之間的恩怨情仇。
一個人，一份報紙
學中文出身的高小勇當社會新聞記者時，覺得經濟學家以說經濟的形式來做社會批評很自由，而且這種批評還更有分量，所以就想辦一份這樣的報紙，來“想說就說”。他的第一個舞臺是《經濟學人周刊》，卻在辦了8期之后就被停辦。被上面批評為“以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發行方式惡劣”。在高小勇眼中，《經濟學消息報》經歷過幾個過程：
報紙籌劃和開辦之初，高小勇的想法是“名人辦報”。集結了眾多大牌經濟學人。這一時期，他約稿的思路是：只要是名人，文章的水平不考慮。在當時，這種今天看起來有點可笑的思路，卻打開了一片天地。名人效應讓《經濟學消息報》迅速成為經濟領域的一個亮點。1994年，《經濟學消息報》的“諾貝爾大追尋”首創國內媒體的一項紀錄：在林毅夫等人的幫助下，高小勇在一個月的時間里赴美國面對面地采訪了十幾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一事件甚至被一些新聞教科書作為一次新聞實踐的成功案例。直到2000年，江澤民在接受CBS著名記者華萊士專訪時，還提到這一事件：“前幾年我們的一位記者采訪了美國許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大約有八九位吧，他們都贊揚了中國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這其中包括薩繆爾森、弗里德曼這些持不同經濟觀點的赫赫有名的大師級人物……” ——這一次的采訪成為《經濟學消息報》的一個里程碑，也成為高小勇本人進入“經濟學人”行列的一個開端。
但在11年后回憶起那段經歷時，高小勇卻坦率承認：作為這次采訪的策劃、組織和實施者，當時他還是一個經濟學的門外漢，而采訪，不過是來源于他偶然的胡思亂想。甚至，12位諾獎得主講了什么，他都既聽不懂，也不感興趣。幾年以后，在深入了解了更多經濟學理論之后，他才真正理解了他們說的一些東西，甚至開始不同意其中一些人的看法。但無論怎樣，在當年，高小勇此舉，頗有“站在巨人肩上”的意義。
1995年以后，高小勇不滿足于僅僅是名人辦報，他開始有重點地將作者目標集中在一批更年輕，也更有科學實力的中青年經濟學家身上，如林毅夫、周其仁、樊綱和留美經濟學家楊小凱等人。這些經濟學家們普遍有西方留學背景，熱心于經濟學方面的“西學東漸”、“洋為中用”。與開辦之初相比，報紙有了更為廣闊的視野。
但從1997年開始，高小勇對此前《經濟學消息報》上那種宏大敘事、宏觀分析、似是而非的純理論文章和來稿感到厭倦，他陷入苦悶之中，甚至跟朋友朱錫慶教授抱怨說，不想辦這種報紙了，“沒意思，就像天天看人算命，濫用感情，干這個還不如去殺豬當屠戶有意思�！笨鄲炛�，他開始對報紙的風格做了大的調整，擯棄了只有政策建議卻沒有分析，與現實生活中層出不窮的現象嚴重脫離的文章。于是，原先作為主力作者之一的政府機構研究人員的來稿漸漸少了，挖掘了一大批尚未出名但有想法的青年學者。如今的《經濟學消息報》不再像從前那么熱鬧，但高小勇卻說寧愿要這種寧靜。
讀文學的高小勇，卻一度在國內經濟學界影響很大，張五常因此提出“經濟學需要學嗎？”這個古怪的問題。而多年前在《經濟學消息報》上開了個“均衡點”專欄的樊綱，則讓高小勇知道了一句頗讓天下經濟學家驕傲的名言：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皇冠上的那顆明珠。這顆“皇冠上的明珠”如今多少有點晦暗，用高小勇的話來說，今天，是“媒體和大眾以痛罵經濟學家為樂”的時代了，站在這樣的時刻，回望所來路，高小勇頗為感慨。
一個經濟學人，幾段恩怨
辦報14年，如今頭頂“著名經濟學家”頭銜的高小勇仍然不改其愛激動的脾氣。也許，正因為他的大膽、坦率，高小勇和國內眾多大腕經濟學家們之間，有各種恩恩怨怨的故事，他曾經挑起或參與過國內經濟學界幾次巨大波瀾：上世紀他曾經以張五常的鐵桿捍衛者形象，出現在國內關于張五常的大爭論之中，其時的經濟學界如林毅夫等人紛紛出場的熱烈場面，至今仍然讓人記憶猶新。一篇情真意切的《五常之謗》，使高小勇成為正反兩方的眾矢之的。其后，高小勇又推出一個名叫《貞潔旗幟孤獨飄 細說“吳敬璉憂患”》的重磅炸彈。在文中他觀點鮮明地先肯定了吳敬璉具有“傳統知識分子的品格風骨，肝膽道德”，但轉入正題后，卻直叱吳敬璉“沒有傳承下多少知識”、“并不是我國最有科學精神、最有知識的經濟學家”。此文一出，以吳敬璉在經濟學界所擁有的崇高地位，而舉眾嘩然。很難評價他的這些觀點客觀、正確與否，但高小勇的衛護和評判態度簡潔、分明，完全沒有含糊其詞的客套，讓人嘆為觀止。
在高小勇的故事里，張五常、林毅夫、厲以寧、樊綱、吳敬璉、汪丁丁、張卓元等人一一登場。熱鬧程度堪稱群英會。
至今，高小勇仍然記得1993年，初識張五常的情景。在海南的一次國際研討會。普林斯頓的鄒至莊教授因為發言時間和張五常在會上沖突起來。中間休息時，高小勇調侃張五常說“感覺被傷害了吧？”不料，張五常用生硬的粵語普通話說，“他根本不是經濟學家，他是搞統計的”。這句話讓高小勇有點震驚。2002年，北大博士后夏業良發表一篇著名長論，對張五常及其理論提出質疑。高小勇在春節期間閉門幾天寫成《五常之謗》進行反駁�；仡^看這段筆戰，高小勇辯解說：“其實倒不因為我跟張五常有多深的個人感情。要說感情，我覺得與林毅夫、樊綱、汪丁丁還更親密。我多次出國途經香港都見過五常教授，但他說粵語我聽起來吃力，也聽不懂，干脆就不聽。我喜歡看他文章，卻不想聽他講話。最近兩年他普通話進步一點，才彼此談話多些。一個不能用語言交流，而且又遠隔千山萬水的人，能對他有多深的個人感情？但我喜歡他的學問，我認為他是西方科學精神與中國文化想象力結合得最好的經濟學家�！钡潇o下來，今天的高小勇也承認：《五常之謗》影響雖大，但對經濟學和科學的理解卻并不是很準確。
論及對經濟學家的批評，在高小勇印象中，最嚴厲和沉痛的并不是現在。1990年代中期，一位著名的青年經濟學家、曾與吳敬璉先生在一個市場化改革方案設計組的才子劉吉瑞，從英國普茨茅斯給他傳真來一個稿子。也許是留英的學習讓他覺得我國的經濟學研究落后，劉在文章中感慨“在中國當個經濟學家，比當木匠容易”。當時高小勇很喜歡這篇文章，很興奮地打電話給樊綱。但樊綱的回答卻是：謹慎些，中國經濟學進步需要一個過程。
這篇稿子被壓了下來，后來證明這是正確的做法。樊綱的寬厚和理性一直給予高小勇很深的印象�！罢f樊綱理性、懂科學，是因為他是最早提出把事實研究和價值研究分開的經濟學家。”樊綱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曾在《經濟學消息報》的一篇文章里，提出了直到如今都爭議不休的觀點：經濟學和道德無關。高小勇認為這一觀點，有助于在一個有著感情用事傳統的國度里，充分理解經濟學的科學實質。
1990年代初中期，中國經濟出現過熱，《經濟學消息報》上刊登了左大培《鼓吹通貨膨脹與經濟學家的利益驅動》的文章，引起當時一些經濟學家的反感。其中包括厲以寧。曾經一同籌辦過這份報紙的厲、高兩人因此交惡。董輔 老先生還特意為此事斡旋。董老先生已仙去，至今想起這件事，高小勇還心存歉意。
張五常曾稱贊《經濟學消息報》發掘了不少經濟散文寫得好的青年。北大有學生曾經買了消息報，等不及回宿舍就立即蹲在地上看，因為上面有篇汪丁丁寫的《索尼悲愴》。高小勇評價汪丁丁是“最不為世俗利益做學問的人”。兩人在一起會忘情爭論。曾經創下過短時間內電話聊天5000元的紀錄。汪丁丁喜歡黑格爾、康德，而高小勇卻討厭大陸哲學，喜歡羅素�！拔覀兿瘛秳游锸澜纭菲^上的兩只猩猩，彼此抓撓，看似用勁，但都不傷害對方。而每次爭論，丁丁都以他的博學和寬容來回應我的無知無畏和不忌不憚�！�
2005年11月，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在北京某媒體上發表“國內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的觀點后，引起媒體強烈關注。而面對批評，經濟學家集體沉默。對于媒體與公眾此次針對經濟學家這個群體火力兇猛的批評，高小勇坦言他很心痛，“這些批評和漫罵針對的都是不同時期中國最好的經濟學家。比如之前對張維迎，最近對林毅夫，以往對厲以寧。但是社會現在對經濟學家的漫罵大都是感情用事，而且批評的在我看來都是最好的經濟學家，比如林毅夫、張維迎，他們是懂，而且是尊重科學的�！备咝∮麓朔哉�，估計放到網上，會迎來一片反擊。
在高小勇眼中，林毅夫甚至是“中國最有情懷和最有科學精神的經濟學家。他是謙謙君子，從不臧否人物”。他認為如果林不去搞北大經濟中心，而是埋頭搞自己的研究，他會在國際經濟學領域內更有成就�！暗牵驗樗鞋F在稀缺的中國士大夫的情懷，讓他做出了這種有犧牲性質的選擇。當然，林毅夫的天下、國家、民族情懷，多少有些影響他的科學追求，比如他有些分析的約束條件指定�！�
2000年的世紀之交，對高小勇來說，曾經意義重大，因為那是他的一個門檻：在徘徊、兜轉了很多年之后，那一年，他才覺得他大致知道了經濟學是什么，有一種發現的驚喜。轉瞬5年過去，掌控“皇冠上的明珠”的經濟學家們卻集體在輿論中褪了色。曾認為經濟學是處理和分析人間事物最好工具和科學的高小勇，開始有點迷茫了：對于經濟學、經濟學家的認識，說不準，我的看法一直都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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