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官員的經濟學思想與中國進步

　　趙曉

　　經濟學是惟一被授予諾貝爾獎的社會科學，被視為“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經濟學何以如此重要，其對中國有什么樣的影響？

　　“希望工程”有一句叫得很響的廣告詞是“知識改變命運”。如果說“知識改變命

運”，那么我們也可以說“思想改變國運”。也就是說，不僅科技能夠使一個國家受益，思想甚至更能影響一個國家的進步。而經濟學的思想尤其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提供的豐盛的經濟學思想，可以說已經影響了上個世紀80年代至今的好幾代中國人，大大地使這個從古老文明中搖搖擺擺走過來的國家深受其益。

　　在現代經濟學思想對中國人的影響中，亞當·斯密無出其右。但是，亞當·斯密的思想又是通過馬歇爾、凱恩斯等一大批杰出的名字來傳遞的。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思想，便是得到承認、業已成為主流的“可靠”思想，他們的思想尤其是“新科

　　以我的一孔之見，影響中國人最早也最大的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薩繆爾森。這位號稱“經濟學界最后一位通才”的天才人物，用他的各個版本的《經濟學》影響了無數中國人的思想。他主張的以市場經濟運行為主體，同時施以凱恩斯主義宏觀調控的新古典主義“混合經濟”思想，至今仍是

　　另外一位可與薩繆爾森相提并論的經濟學家是弗里德曼，這位更看重同行而不是諾貝爾獎委員會評價的矮個子猶太人經濟學家將他徹底的自由主義思想烙印打在了整整一代中國經濟學家身上，并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不至于在宏觀調控中將凱恩斯主義變成計劃經濟。

　　在中國，思想影響可以與上述兩位大家相提并論乃至影響更深的另外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科斯。他的產權理論、交易費用思想幾乎成為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高校的經濟學時尚的代名詞。不懂科斯，在那時便是經濟學思想已經落伍的象征。

　　很顯然，能夠跟科斯、薩繆爾森和弗里德曼們一比仍有其人，那就是同樣富于巨大思想影響的哈耶克。這位奧國學派的杰出學者，永遠都會是中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心目中的頂尖偶像。 　

　　除了這些大師級的人物外，幾乎所有其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同樣給中國人的頭腦帶來智慧，帶來供養。例如，納什等人開創的博弈論讓中國人明白了經濟學不僅是研究資源稀缺條件下資源配置的學問，而且是洞察人類行為的學問，是選擇的學問。斯蒂格勒、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等人發展起來的信息經濟學讓中國人明白了信息常常是不完全、不對稱的，信息的獲取是有成本的，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讓人不偷懶以及讓人說真話是需要完善的機制的。

　　早年，劉易斯等人創立的發展經濟學一度在中國流行，很快讓中國人明白了二元結構是發展中國家的最主要特征，無限勞動力供給條件下的中國只能走比較優勢的道路，發揮好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宏觀經濟學方面，盧卡斯等人的基于理性預期的宏觀經濟學以及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有關宏觀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難題”和商業周期的研究，則警告中國人在進行宏觀調控時，千萬莫破壞了經濟本身的自我運行作用。而近年來卡尼曼和史密斯等創立的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也正在開始對中國人的營銷行為、市場行為產生影響。 　　

　　毛主席說過一句話，關鍵的問題是教育群眾。但有時候不妨倒過來講這句話：“關鍵的問題是教育官員”。可以說，官員能否懂得現代經濟學思想往往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經濟進步的步伐。而在這方面，中國有其他值得慶幸的地方：今天的官員中，懂經濟的專家型官員、研究型官員越來越多。

　　據說當年小平講過，政府官員中，有的是真懂經濟的，有的是不懂但能聽懂的，有的則是聽都聽不懂的。那個時候的中國官員，看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文章的估計鳳毛麟角，而今天的中國，懂經濟的官員我想像中可能超過了三分之一，至于聽得懂的則至少會在一半以上，那些聽不懂的人真是越來越少了，已經快要在激烈的“政績”競爭中淘汰完畢了。 　

　　為什么中國經濟會比印度等國家發展得更快一些，比前蘇聯和東歐的一些國家在一段時間里轉軌得更成功一些？我個人始終認為，分權導致的地方競爭，地方競爭導致的懂經濟、會發展的“政府企業家”的作用是“中國經驗”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其中不可忽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思想“進口”的作用。 　

　　馬克思曾經說過，股份制的發明是管理學中的思想革命，堪比于科技革命中的劃時代的“蒸汽機革命”。很顯然，一個社會要進步，不僅需要自然科學的進步，首先更要有一個較完善的資源配置制度。而要建立起這樣的資源配置制度，經濟學的思想與科技思想可以說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從這個角度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及所有那些創新經濟學思想的經濟學家，便是與創新產品的企業家同等重要的企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