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似乎是從去年“郎顧之爭”辯論賽開始，中國經濟學家就逐漸整體陷入一場公眾的信任危機之中。最近的一次風波是在今年10月，又是一位香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的丁學良對媒體稱：國內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五個。此后，對中國經濟學家的罵聲就不絕于耳。
中國的經濟學家為什么遭罵？中國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不值得信任嗎？輿論是以一
種什么樣的標準在評價經濟學家？對此，《經濟學消息報》總編高小勇有自己的看法。同時歡迎更多讀者參與此項討論，本報將繼續關注。
□高小勇
今年大概算是中國經濟學家的多事之秋。
看到對經濟學家的那些批評和謾罵，我很心痛。比如對張維迎的，最近對林毅夫的，以及以往對厲以寧的。這些批評和謾罵針對的都是不同時期中國最好的經濟學家。前兩位為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為政策研究的科學性花費了許多心血；后一位在很困難的條件下還堅持宣傳改革開放，反對教條僵化。
對一些經濟學家的批評無論來自外部社會還是學界內部，都涉及到一個標準問題。所以，我還是決定寫寫經濟學的科學性問題，為了便于交流，我通過描述自己與一些經濟學家交往的故事來說問題。
林毅夫的理性與情懷
認識林毅夫是在1994年去訪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前夕，想著他是諾獎得主舒爾茨的弟子，學問也做得不錯，想聽聽他的建議，去了他家。
后來，北大經濟研究中心成立時，他邀請我去了。我覺得他是中國崇高情懷和科學精神結合得最好的經濟學家。他若不搞中心———這個人人個性極強又費錢、組織交易費用極高的中心(有天夜里我和易綱在車里聊天，他對“中心人人都是英雄”這點深有感慨)，只搞自己的研究，他會在國際上更有名更有錢。但是，他有現在稀缺的中國士大夫的情懷，讓他做了這種有犧牲性質的選擇。
說他很有科學精神，從他的研究和他那本《經濟學方法論》，就可見他對什么是經濟科學有著精深的理解。比如，中國為什么會有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支配的經濟？不少人都認為是意識形態。但他作為經濟學家給出了個不容易的科學解釋。他認為，當時決策者受趕超激勵，當時他們掌握的知識告訴他們只有重工業可以實現趕超。而中國的條件是，要做這樣的趕超，市場是不可能照愿望那樣配置資源的，只有搞計劃經濟和行政命令才可行。而與此相匹配的組織，哪種成本價格最低呢？單干的農民和分散的工商業者對行政命令和計劃來講當然代價很高，不好打交道，計劃命令也不易執行。用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這種組織來傳達和執行命令和計劃當然成本低。這是一個很精彩的科學解釋。
事實上，請注意中國好的經濟學家，如林毅夫、樊綱、錢穎一、田國強、王一江、楊小凱等等，他們都能在復雜的情況下，準確洞察和指定約束條件，然后推論利害和價格變化，以及人的選擇行為現象。無論他們說什么問題，價格成本以及決定價格成本的約束條件都是如影隨形———這是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的近乎本能的習慣。而富有想象力地發現指定約束條件，創設可解釋推論現象的假說、模型，則是個人造化了。
經濟學知識為何要如此生產，生產有哪些規矩？了解這方面科學方法論的國內經濟學家并不多。國內為此寫專著的有林毅夫的《經濟學方法論》。事實上，國內外關于科學方法論的著作不少，但分析素材大都是根據物理學的素材。而在關于經濟學及研究人的世界的方法論的書中，林毅夫的書是好書。我想，如果讀懂了這本書，對理解什么是科學，什么樣的經濟學是科學應該有不錯的理解；研究中，所謂左和右的感情用事，以及數學帝國主義也會有所避免，無論是學界內和學界外關于經濟學家的爭論就不會有現在的喧囂。
樊綱的冷靜與人情
樊綱是我在1991年認識的，那年《經濟學消息報》的前身《經濟學人》周刊剛辦，我去北京組稿。當時在中央辦公廳工作的鐘朋榮介紹說樊綱不錯，我們就是這樣認識的。
樊綱的理性給我印象很深。有一年，曾經是吳敬璉課題組的才子劉吉瑞從英國普茨茅斯給我傳真來一個稿子。大概是留英的學習讓他覺得我國的經濟學研究落后，文章中感慨“在中國當個經濟學家比當木匠容易”。當時吳敬璉領導的課題組有著很多現在聲名顯赫的人物，如央行行長周小川，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等。劉吉瑞很有才華，不知是對當時中國經濟學研究感到失望還是其他原因，他后來在自己的家鄉浙江下海了。
我很喜歡這篇文章，很興奮，就打電話給樊綱，樊綱當時沒房子，住父母家。樊綱說，謹慎些，中國經濟學進步要有一過程。你不畏困難，喜歡辦報，但你登這篇文章把給你寫稿的經濟學家們都罵了，誰敢給你寫稿，又如何喜歡呢。我悻悻地沒有發表劉吉瑞的文章。但至今覺得，劉吉瑞的文章應該是中國經濟學家最早提出經濟研究的科學性問題的文章。
我想，當時的情形還是如鄧小平后來南巡時講的，中國社會進步主要還是反左。中國經濟學家大多還是反對左傾教條的，如果報紙按自己要求，說他們文章反左反得沒有章法，結果會如何呢？事實上，保守的人也向來沒有按知識討論的規矩擺事實講道理，常常還借那個時候他們掌握的行政資源壓制不同意見。我那時候如果發表文章說中國經濟學家不如木匠顯然是不諳事理，不了解當時的約束條件。
在當時的局限下，就對中國社會的進步而言，感情用事的鼓吹改革比感情用事的保守要好。經濟學談利弊大小，也就是價格高低，總是在約束條件下來觀察推斷的。這是經濟學這門科學能運用于真實世界的重中之重，這一點我懂得很晚。樊綱是很早就有了這種理性。
事情也很奇怪，樊綱是學宏觀經濟學的，但他處理經濟問題比不少知名的學微觀的經濟學家還有經濟學原則，經濟學從價格變化的角度看世界的原則是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內容，但樊綱處理宏觀問題簡單清晰，微觀的價格原則如影隨形。看來，一些經濟學家說經濟學沒有宏觀微觀之分是對的，好的經濟學家就從經濟學價格這個“一”演繹出許多可觀察的“多”。
樊綱還是最早提出把事實研究和價值研究分開的經濟學家。他在《經濟學消息報》的專欄“均衡點”里的一篇文章，提出了現在都一直在爭議的經濟學和道德無關的觀點。這有助于在一個有著感情用事傳統的國度里理解經濟學的科學性質。事實上，科學研究事物之間的關系，甲和乙是哪種關系，你的道德偏好和價值偏好，對你研究清楚事物之間的真實關系一點沒有幫助。中世紀的西方人向來認為地球是宇宙中心，這不是事實，是感情和喜好使人們愿意這樣認為。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忤逆了大眾的感情，講“我們在宇宙的一個不重要的位置”。但他們講的是事實，講的是真話。使他們弄清這個事實關系的恰恰不是感情、道德和價值，而是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
樊綱理性可能在于他像任何一個好的經濟學家一樣，深諳決定人選擇行為的價格和利害變化，而這種變化又為此時此地約束條件所決定。比如樊綱最近就撰文分析說，約束條件決定重化工產業是中國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這與吳敬璉主張新型產業和發展道路的主張截然不同。
張維迎錯在哪里？
我不清楚當前對經濟學家的不滿，究竟是本身就這么大，還是因為網絡讓我們感覺不滿很強烈。我以為這種不滿可能跟貧富差距增大有關。可能是一些人認為貧富差距大了跟經濟學家有關，無論什么原因造成的貧富差距，只要有差距就有情緒，就有不滿。對經濟學家的批評乃至謾罵就出現在這樣的背景下。再說，罵經濟學家又沒有什么風險成本。有這樣的背景，郎顧之爭就成了情緒不滿的導火索。
其實，貧富差距拉大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中國改革前的人多力量大的政策導致人多，中國改革發展面臨的基本約束是就業。市場化改革，有更多的人創業，有了更多人就業。但市場是按資源稀缺程度定價的，在中國，密集勞動過剩，定價就低，就是窮人；而對潛在市場供求敏感的企業家勞動稀缺，這種勞動就定價高，就成了富人。
富人就那么可恨？我在富人很多的浙江發現，絕大部分富人還是因為自己擁有企業家勞動這種資源而成為富人的。轉型中的中國肯定有靠不義之財發家的富人，但如果中國這種富人很多，那么中國今天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不好理解。
張維迎剛從英國回國那段時間我們聯系多些。我報道過他與林毅夫關于國企改革的辯論(“北大發生交火事件”)。我覺得他是中國直覺最好的經濟學家。他文章不少，但誰又能從經濟理論上指出他的明顯破綻呢？我與張五常聊起他，因為維迎曾到港大求過職，五常教授有印象，說現在看來他是佼佼者。
張維迎批評郎咸平，并不是為某個具體的企業家辯護，而是指郎借一件事情否定整個中國減少國有企業的改革的學術道德。因為正是這樣的改革讓更多的有企業家才能的人有了更多的創業機會，也讓更多的人有了就業機會。國企改革的收益遠遠大于成本，這個問題很簡單。張維迎認為郎要這樣批評國企改革起碼不是在做科學研究。
我看不出張維迎有什么不對，相反他是在捍衛科學和理性。張維迎呼吁善待企業家，難道就是為利益集團講話？企業家、企業家才能是中國最稀缺的資源，是中國就業機器的發動機。張維迎能夠為他們講話，這說明他有科學精神，抓住了中國發展、縮小貧富差距的最關鍵因果關系。
梁小民最近在《新京報》發表文章號召《經濟學家要學巴金講真話》，其實，講真話并不難，講科學的真話很難，因為需要知識和方法，需要懂科學。事實之間關系的真假、是不是真話，大眾和政府看法并不是標準，也不是大眾喜歡與否、道德與否決定的。
老一輩
辦經濟學報紙，年輕年長的經濟學家都難免有交道。張卓元、吳敬璉、厲以寧都是在1991年認識的。張卓元讓我終身感激。每次在社科院見面，他總是笑瞇瞇地看著我，說些悄悄話，讓人感到親切。我想能堅持辦這張報紙，與他讓我感到的鼓勵是分不開的。他從不說什么文章該登不該登，而是開放地欣賞新思想，比如楊小凱，年紀大的經濟學家是不大提及的，但他很早就說楊小凱在消息報的文章是有啟發的。他并不像一些經濟學家讓我感到壓力和反感。
有的經濟學家就反對登別人的文章。有一次，有個經濟學家甚至說你們登厲以寧的文章，我就不會讓那家單位資助你。我也猶豫，因為沒有行政撥一分錢的學術性報紙，經濟是很拮據的。但我還是覺得發育一個意見市場很重要。
但遺憾的是，曾經被別人限制學術自由的經濟學家，喜歡的還是自己自由而不是也尊重別人的自由。記得當時小平南巡后經濟出現過熱，報紙登了左大培一篇題為《鼓吹通貨膨脹與經濟學家的利益驅動》的文章，當時一些經濟學家很不高興。當然，我也覺得這篇文章不是好的事實分析。但是最初當記者，伏爾泰有句名言我記住了：“我反對你的意見，但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所以就發了這篇文章。后來我打電話到一位經濟學家家中，他很不高興說，有四個人給我打電話了，還不是一般的人，說你們報紙把經濟學家罵了一通。后來說了一陣，談不下去，我把電話摔了。
我想不通的是，當時籌辦報紙，我在北大他家里談到我們還要評獎等辦報細節，在校園里散步還專門談到如何堅持學術自由，但現在怎么讓人感到所謂自由就是自己意見的自由，而不是惠及所有學者的呢。后來，在山西出差，與知名經濟學家曉亮在同一臥鋪，他神情不屑地透露，在一次經濟學家圈子的聚會上，提到報紙發表的左大培文章，有人建議大家不要給消息報投稿，會議有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參加。后來，董輔秖在他三里河家里告訴我，他還為此事斡旋過。我很感激他，但我說無所謂。我想我這個態度讓董老有些生氣。現在董老去了，我想我不該當面這樣講，讓老人不快。
與吳敬璉的認識和感覺，我在《新民周刊》那篇《貞潔旗幟孤獨飄》那篇文章里已經和盤托出。我總的看法是，年紀大些的經濟學家的科學精神和對學術自由的理解不如年輕一些的經濟學家。樊綱對消息報發表批評他的文章從不對我言及，我也不通報，林毅夫也如是。但是，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的英雄，學術也如此。杜潤生、于光遠、吳敬璉、厲以寧、張卓元等老一輩經濟學家的頑強和近乎英勇的捍衛和推進，對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是有其貢獻的。
(作者單位：經濟學消息報、浙江工商大學新制度經濟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