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數據之析

　　左小蕾

　　最近媒體報導瑞銀證券亞太區經濟學家安德森對中國GDP數據的評判：“中國每一季都在修改GDP定義！你永遠搞不清楚你現在看到的數字是怎么算出來的”。他給出了兩個例子“在1998年金融風暴之際，所有中國經濟活動都在暴跌，瑞銀預估的GDP成長只有2%-3%，沒想到當年中國官方公布的GDP成長率是7%，沒人相信中國官方敢說出這么高的GDP。后來20

02年中國GDP已經到達雙位數的巔峰，瑞銀預估是12%，沒想到中國官方又公布是8%。”媒體評論說“這不得不讓安德森嘆為觀止”。

　　中國GDP的增長數字一直有許多討論和看法。也不排除有計算方法或者按照慣例進行年度調整中存在不合理的成分，或者與經濟學家們的觀察不一致的情況。這里無意為中國的統計數據真實或虛假做任何辯解，但是安德森先生對中國GDP提出異議的論據也有不夠嚴謹的地方。

　　首先，提出中國GDP“是藝術不是科學”的比較基準不嚴謹。大家注意到，安德森先生所列舉的中國GDP數據的一高一低的巨大落差的兩個例子，都是以瑞銀的預測數據作為比較基準的。這里就有一個前提，“瑞銀的預測是準確的”。問題是，與瑞銀的預測不一樣，是否就可以作為中國GDP的數據不對的判斷標準？瑞銀的預測是否有這樣大的權威性來做結論？

　　我們知道，國際和國內許多機構的GDP以及其他數據的預測的修改是很頻繁的。不但發生SARS和

　　最近國際許多機構再次修改了今年4月份對

　　另外，預測就是對不確定的將來做出的判斷，投資學中的馬爾薩夫的投資組合理論里有一個基本結論，風險的發生可以做發生的概率的估計，不確定性是連發生概率都無法估計的。發生的可能性都無法估計，當然更難準確估計事情本身。

　　理論和實踐都說明，對不確定的將來的判斷，隨機性是比較強的。不論用什么模型和方式，根據過去和現在的信息對將來做出的判斷和預測只能作為參考，不可能成其為與其他數據比較的基準。用瑞銀的預測與中國GDP數據的差異來作為結論中國GDP數據不合理的“論據”，顯得不夠充分也不夠完備。

　　其次，量化的計量經濟學的預測模型是有局限性的。最簡單的線性回歸模型有兩個問題：

　　第一，模型所能包含的信息有限。自變量或者說內生變量的設置受數據的限制，受經濟理論假設的限制，只能選取對因變量或者說對外生變量的解釋性比較大的一些變量，或者說只選取“統計顯著“的變量，與復雜的現實相比，能夠包含的信息遠遠不夠。而且由于各種原因，變量出現“統計不顯著”，但并不等于該變量在實際中對外生變量影響不大。對GDP的影響的因素更不是與遠遠不能描述大千世界的“一些”變量或“一些”統計顯著的變量就能夠準確做出預測的。特別是對中國這樣的轉型經濟，本身還不完全是市場經濟，有許多重要的政策因素和人為因素對GDP的影響未必適合被量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萊茵教授指導的一些國家建立的，包括幾百個變量和多方程的宏觀經濟的預測模型，也只能在每年一次的年會上作為一種學術討論。

　　第二，經濟計量模型背后的一些假設未必容易得到滿足。計量模型重要的部分是有一個誤差項，這是一個隨機變量。一般應用性研究通常假設這個隨機變量是正態獨立同分布的。這個假設又一次破壞了信息對稱。因為這個隨機變量被假設包括所有自變量沒有包括的信息，有研究證明，誤差項的信息量和復雜程度一般都不服從獨立同分布。最著名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格瑞諾教授的自回歸條件異方差(ARCH)模型。該模型就論證了在許多經濟和金融數據的線性關系模型中，誤差項隨機變量服從非獨立同分布的非線性的條件異方差分布。在這樣的分布假設下對西方國家的匯率的歷史走勢的模擬的應用性結果吻合度很高。對經濟關系中包含了復雜信息的隨機變量簡單假設獨立同分布可能使預測結果的誤差增大。

　　順便說一下，本人曾經應用格瑞諾教授的模型研究中國的匯率。因為中國的

　　如果是定性預測，信息不對稱，人為因素太多，則更易導致偏頗。

　　最后，GDP的計算有很多方式。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信息，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應該是三大產業的增加值的加總。但是如果用統計局公布的投資、消費和進出口的數據做支出法匡算，投資、消費和凈出口的增長比例都比GDP增長的速度要大，特別是投資的增長率幾倍于GDP的增長，簡單來看GDP的增長數據9.4%似乎很難有說服力。但如果這些增長率是對投資、消費和凈出口的名義增長率，而GDP是實際意義上的增長率，這中間就有很大的差別了。也可能統計局使用最終產品的附加值方法計算GDP，其他的數據可能使用一些比較容易計算的近似替代性的指標，比如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近似替代總需求中的“消費”部分，固定資產投資代替總需求中的“資本形成”，價格因素也是加總后用通漲因子做平均的并不嚴格的處理，簡單用這些替代數據不做價格水平的處理的匡算就會失真很大了。沒有經過價格處理的GDP增長和實際GDP增長，應該會很不一樣。

　　應該說安德森先生提出了一個很嚴肅的問題，他提醒我們，統計局的數據可能不完全“科學”，但是我們應該“科學”地解讀。這需要國內外經濟分析人士具備更執著的“科學”的研究精神，更豐富的“科學”的知識背景，更高的“科學”的專業水平和對中國轉型經濟的深刻認識的更大的智慧和“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