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趨于理性 調控政策仍需穩健

　　主持人：記者 黃麗珠

　　特邀嘉賓：中國銀河證券公司高級經濟學家 苑德軍博士

　　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副行長 王自力博士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閻坤博士

　　如何看待企業利潤縮減、投資增速放緩等問題

　　記者：近來經濟衰退、通貨緊縮等可怕字眼取代了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已成為判斷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而且，各路觀點異彩紛呈，對此您怎么看？

　　王自力：之所以出現這種逆轉，原因是新近出爐的統計數據中，企業利潤縮減、投資增長下降、CPI同比連續三個月增長低于2%；M1和M2增幅仍然在15%之內，但是，6月末已略有好轉。我認為通過15個月的“科學發展觀下的宏觀調控”，中國經濟已經開始從前一階段的加速增長向穩定增長轉換。

　　事實上，目前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比去年同期增長15.8%，的確是下降了，但像前兩年40%、30%以上的利潤增長率并非是一種常態；1~6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5.4%，本來已經不低，如果說有降低，那也只是相對于去年同期28.6%這個高增長率基礎上的降低；CPI連續三個月同比增長低于2%并不一定是壞事，只要GDP增長能夠持續保持在8%以上，則這種較高增長水平與較低物價漲幅的情形，正是我們多年求之不得的理想狀態。

　　至于M1和M2增幅仍然在15%之內，稍有貨幣偏緊之嫌，但當注意到由于金融體制改革滯后于民間經濟發展，從而大量民間資金循環在銀行體系之外的事實。那么，從總體上看，我們的貨幣環境仍然寬松，特別是如果匯率不變，被動貨幣投放的壓力繼續很大的情況下，至少在目前怎么也得不出“再度面臨通貨緊縮”的判斷。

　　當然，宏觀調控的滯后效應需要進一步關注，特別是這些指標會否繼續過快下滑，的確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從目前的情況看，我認為物價總水平大幅下滑的可能基本上不存在。由于我國要素市場長期處于政府壟斷狀態，土地、資金、勞動力和資源等要素的稀缺程度不能真實地得到反映，價格被嚴重低估。隨著下一步土地管理方式的改革，以及資金市場化、勞動力保護和資源市場化的推進，它們的價格面臨著長期上升壓力。尤其是水、電、氣、交通等重大公用事業價格面臨越來越大的調價壓力，這必然會對要素價格進而對物價總水平產生巨大的影響。

　　此外，避開美元貶值趨勢導致的輸入型通脹壓力不談，僅看花費巨資重組目前已經瀕臨崩潰的證券類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中央銀行對農村信用社實行的“花錢買機制”等改革穩定措施，這些因素都可能促使價格在一個較長時間內持續上漲，從而誘發通貨膨脹。換句話說，通貨膨脹歸根結底是一種貨幣現象，這一點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心中有數。

　　因此，保持清醒頭腦，堅決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將一些主要經濟指標實實在在地把握在既定的目標范圍內。比如：實現投資和消費增長分別為20%和14%左右，信貸和M2增長在13%~18%之間，CPI在1%~3%，登記失業率4%左右等，就可以將經濟增長速度穩定在8%~8.5%左右的水平，就可以拉長經濟周期的時間，就可以減緩周期波動的幅度，從而實現國民經濟長期平穩的較快增長。

　　苑德軍：我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仍會延續下去。短期內一些宏觀經濟指標下降導致經濟增速有些放緩，這不僅不是經濟走向衰退的信號，反而有助于緩解經濟增長的資源與環境約束；有助于克服中國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性矛盾；有助于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需要。

　　投資增速放緩并不會導致投資需求萎縮。因為從影響投資需求的因素看，經濟運行中經濟主體內生性的投資沖動依然旺盛，未來幾年投資規模仍將保持較高增速，投資需求仍有很大張力，沒有必要擔心投資增速放緩會導致經濟衰退。

　　從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方面看，我國目前正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階段，而重化工業作為拉動工業化進程的主體力量，又多為資金密集型行業，其發展對帶動投資的作用是相當顯著的。在本輪經濟高增長過程中，投資擴張的力度之所以很猛，是與工業投資的增長尤其是重化工業投資的增長分不開的。至于城市化，其和工業化是緊密聯系的，因為重化工業發展離不開城市化發展所提供的集聚效益和規模經濟。改革開放后我國城市化水平明顯提高。美、英、法等發達國家城市化水平從25%提高到70%，幾乎都用了一個世紀的時間，而專家預計我國不到50年就能達到70%。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相應要求加快供水、供電、供氣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交通運輸、電力等行業的發展，而這必然導致對鋼材、水泥、汽車、能源等的需求增加，從而在客觀上將推動重化工業的發展，促進投資需求的擴大。

　　另外，作為國家或區域中心城市的部分“城市增長極”，因為重大事件或國家的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將獲得很大的投資機遇和動力。比如，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等重大事件，為京、滬、穗等全國經濟中心城市提供了良好的投資機遇。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的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也為一些地區中心城市帶來了新的投資機遇。這些地區投資擴大所帶來的乘數效應及對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拉動作用將相當明顯。

　　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真正值得擔憂的事情，不是投資增速放緩，而是投資效率不高和消費需求增長相對緩慢。

　　如何看待信貸增長率下降

　　記者：中國是以間接融資為主導的金融結構，微觀經營主體的外部融資中大部分是銀行貸款。某些企業銀行貸款占全部營運資金的比重甚至達到70%以上。這樣一種企業負債結構，使得信貸資金與實體經濟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如果央行的貨幣政策，特別是信貸政策由寬松轉為緊縮，毫無疑問會使經濟發生劇烈波動，導致經濟增長率大幅下降。今年以來人民幣貸款增速持續下降，5月底人民幣貸款同比增速僅為12.4%，為2002年8月份以來的最低水平。有些學者認為這種情況是央行的信貸緊縮政策造成的，要求央行放松貨幣政策以防止經濟增長率下滑。您同意這樣的觀點嗎？

　　苑德軍：站在客觀的角度分析，信貸增長率下降，并非主要導源于央行的貨幣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金融監管部門的資本監管政策和商業銀行的經營行為變化使然。商業銀行長期以來一直實行“以存定貸”，而隨著金融監管力度的加大，監管部門強化了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的監管，以控制商業銀行的資產經營風險。資本充足率水平成為銀行貸款規模的重要制約因素，商業銀行的“以存定貸”變成了“以資定貸”。由于現有商業銀行體系中絕大多數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達不到8%的基本要求，而商業銀行又難以在短期內通過發行股票、發行次級債以及利潤補充等方式彌補資本金缺口，從而調整資產結構，控制信貸規模，便成了商業銀行的必然選擇。在現行金融監管制度框架下，資本充足率已經成為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的主要制約因素。近兩年金融機構的存差逐步放大，到今年2月底已高達6.8萬億元人民幣。這種情況固然與符合貸款條件的優質客戶不足及商業銀行資產結構的多樣化選擇有關，但銀行資本充足率不高限制了貸款規模擴大，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隨著銀行商業化改革的推進，利潤最大化成為商業銀行的經營目標。

　　與此相適應，利潤指標成為銀行業績考核的核心內容，直接關系到職工的經濟利益并影響到銀行經營管理者的升遷沉浮。在這種情況下，商業銀行的業務經營重心，已經由原來的增加營業網點、追求資產規模擴張轉變為追求經濟效益。商業銀行的風險約束機制得到強化，信貸準入門檻提高，對貸款對象的審查也越來越嚴格，而合乎貸款條件的客戶又不是很多，這導致了銀行“惜貸”現象的出現。可以說，銀行經營行為的轉型，造就了銀行對貸款規模主動收縮的機制。近年來國有商業銀行為了全面提高資產質量，以盡快達到股改上市的要求，對貸款的發放更加審慎。僅以工商銀行為例：到4月底，該行人民幣存款增量為2263.54億元，貸款增量僅為285.28億元，占四大國有銀行增量的8.96%。

　　當然，信貸增長率下降還有其他一些原因，如證券市場發展分流了一部分原需由銀行滿足的融資需求；人民幣升值預期使外資企業增加了外幣貸款而減少了人民幣貸款需求；基層銀行貸款權上收導致信貸流程拖長，降低了貸款審批效率；等等。但這些原因對信貸增長率的影響不大，是導致信貸增長率變化的次要原因。很顯然，如果說央行貨幣政策對信貸增長率有影響的話，也主要表現為央行出臺一些政策措施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所涉及的相關行業，特別是房地產行業的貸款需求加以抑制。而對農業、水利、能源建設等國家產業政策鼓勵發展的行業，央行則采取了積極扶持的態度，這些行業的貸款數量總體看是增加的。

　　就性質而言，央行的金融調控是一種“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結構性調控，而不是全面緊縮。還應該看到，央行的某些政策舉措恰恰是旨在刺激商業銀行的貸款欲望，有利于信貸擴張的。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的下調，就是一個明證。另外，從存貸款基準利率看，盡管去年10月末小幅上調，但仍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因此，央行的貨幣政策并非像有些學者所說的那樣是緊縮性貨幣政策，充其量只能算是穩健偏緊的。

　　值得我們欣喜的是，6月份信貸增速明顯回升，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為18.6萬億元，同比增長13.3%，比5月末高0.9個百分點；M2同比增長15.7%，不僅高于5月的增幅，還高于央行確定的全年目標。這兩個金融指標上升是一個積極的信號，表明至少從金融數據看，經濟并沒有明顯下滑。盡管如此，信貸增速仍是值得決策部門高度關注的問題。

　　近期央行的貨幣政策應保持穩定，不宜再出臺新的政策調控措施。同時，建議監管部門實行有差別的資本監管政策，對不同類型的銀行和不同地區的銀行在資本監管要求上可以有一定差異，不搞“一刀切”；對達到8%資本充足比率標準的年限要求，不同的商業銀行也應該有所不同。只有協調處理加強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和促進經濟增長的關系，才能更有效地發揮金融對經濟的推動作用。

　　記者：既然信貸增速下滑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并不像某些學者分析的那樣嚴重，那么，其中的決定因素是什么？

　　苑德軍：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民間金融的崛起。近年來，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民間金融活動十分活躍，融資規模逐漸擴大，與正規金融形成了強烈的互補效應。據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實地調查匡算，2003年全國民間融資的絕對規模在7450億~8300億元之間。央行的《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也指出，2004年浙江、福建、河北等省份的民間融資規模分別為550億、450億和350億元，約占各省當年貸款增量的15%~25%。

　　民間金融為大量無法從正規金融渠道取得借貸資金的民營中小企業解了燃眉之急，具有一定的優化資源配置功能，對促進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考察金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如果僅僅盯著信貸增長率而無視民間金融的作用，就有可能以偏概全，得出不切實際的結論。

　　如何調整當前金融財政政策

　　記者：近來國內外權威研究機構不斷發布對中國經濟的預測報告，對金融財政政策也提出了不少建議，比如以上已經提到的為了緩解經濟增速放緩，建議增加貨幣供應，以及為了防止經濟下滑建議從財政政策入手，增加政府投資等，您對此有哪些政策建議？

　　王自力：央行分支行長會議強調，下半年央行要繼續推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是非常正確的一個決策。我認為，當前央行金融調控工作的重點是要穩定政策，加強監測，著力改革，優化結構。所謂“穩定政策，加強監測”，是指當前必須堅持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動搖，總量上切忌出臺明顯與之相悖的“政策取向”，否則，不僅可能引致金融調控的信號紊亂，而且還會降低市場配置資源的效果。

　　但是，“穩健”與“僵硬”不同，“穩健”意味著“穩妥、牢靠，而不乏靈活”。為此，建立在科學性、前瞻性、有效性基礎上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必須高度關注經濟發展走勢，加強對經濟運行中一些突出問題的觀察和研究，善于根據宏觀經濟運行可能的發展變化，未雨綢繆，早做預案，適時微調。也就是說，在維護穩健貨幣政策的前提下，不排除某個時段或某個具體時間，中央銀行視市場資金供求狀況，其政策工具的操作具有較大的彈性和靈活性。例如，今年上半年，中央銀行逆勢下調超額準備金利率，及多次采取不完全對沖外匯占款方式以保持市場寬松的貨幣環境，即是這方面努力的嘗試。

　　所謂“著力改革，優化結構”，就是要加大體制改革力度，推動商業金融從行政主體轉變成市場主體，將行政約束轉變成資產約束，將政府信用轉變成商業信用。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解決銀行效率低下，不良資產高、創值能力差，難以充分調動民間資本的積極性問題。與此同時，還要進一步推動小企業貸款制度的創新,改進銀行對中小企業服務的水平；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大力培育和發展金融市場；以及進一步推動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協調發展，提高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

　　此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一道繞不過的坎。目前最重要的是必須抓緊對各種匯率改革方案、及改革出臺的時機進行認真研究、評估、論證和權衡，因為人民幣匯率變動幅度和變動時機的選擇，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甚至相當長時期，影響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關鍵性因素。

　　在積極尋找匯率改革有利時機的同時，還必須加快市場基礎設施建設和繼續做好人民幣升值的降壓工作。具體地說，一是要完善外匯市場,并使金融機構和企業適應市場，適應靈活的匯率制度；二是要加快商業銀行財務重組和股份制改革的步伐,增強它們抵御匯率風險的能力；三是要加強外貿企業進出口流向管理,對那些以“高報低出”或“低報高進”等手段，將外匯資金轉移入境的投機行為必須堅決打擊；四是盡快推行內外資企業稅率并軌,特別是那些高污染、高能耗、技術含量低的外商投資企業，可考慮首先對其進行提高稅率的試點,以控制外資過度涌入國內市場。五是為鼓勵支持企業“走出去”，應積極穩妥地減少一些不必要的外匯管制，創造條件，穩步推進貨幣可兌換的進程。

　　閻坤：我認為，未來財政政策應該是舍“中”取“穩”。

　　財政政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政策的中性。中性的財政政策是指財政活動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保持中性,財政的收支既不會產生擴張效應,也不會產生緊縮效應。但從“積極干預”轉為“影響中性”不能搞“急剎車”,否則無論是經濟全局還是財政本身都無法承受這種突然的變化。所以,中性的財政政策是最終的目標,但受當前具體情況的約束而不能馬上實現。

　　穩健的財政政策具有階段性特點和中國特色。財政學理論根據財政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將財政政策分為擴張性、緊縮性和中性三類,這是財政政策的“一般”。而“穩健的財政政策”則是基于我國的具體情況而言的,是財政政策的“特殊”,具有中國特色。因為我們目前要執行的財政政策并不是理論上完全意義的擴張、緊縮或中性,而是為了達到中性,采取相對緊縮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還要產生擴張效應的政策,出于一定的政治愿望我國政府將其定位為“穩健”。因此,“穩健”和“中性”既是一致的又是相互區別的,穩健的財政政策是達到中性財政政策之前,“漸進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階段,是財政理論與我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穩健”應強調“穩”中有“變”。這一方面可與穩健的貨幣政策聯系起來,雖然近年來貨幣政策一直保持穩健,但實際上它也隨著我國經濟具體情況的變化而調整著方向。目前穩健的財政政策也需要在一定范圍內,根據經濟因素的變化調整具體作用方向和力度,只有這樣,才會擁有政策的適應性和生命力。

　　當前我國處于經濟轉軌的特殊時期，財政政策目標的制定也應符合時代的要求。要合理設計相應的國債政策、稅收政策、支出政策和預算平衡政策，并注意它們之間的相互配合。

　　在國債方面，應逐步減少增發國債的數額,并將增發國債的收入在經濟建設方面的用途限制于在建工程的后續建設,不再支持增設項目,剩余資金轉向支持衛生、教育等公共事業和支持進一步改革。

　　在稅收方面，要加強稅收制度建設,把握好稅制改革的時機，稅收優惠政策要向中小企業和欠發達地區傾斜,從而降低投資成本,提高投資收益,進一步啟動社會投資。在西部,可以嘗試減少以土地為征收對象的稅費負擔,降低土地的交易成本,增強對西部投資的吸引力。

　　在支出方面，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原則,重在結構調整。配合國債使用結構的調整,減少建設性的投資支出,抑制過熱行業發展,加大對技術含量高、符合結構調整要求的農村水利、生態環境、醫療衛生、基礎科研和教育等項目的投資力度；增加社會保障事業和農村、農業發展的投入；對西部開發的投資應減少無效投資,擴大有效投資。

　　在平衡赤字方面，近年因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收支缺口和還債壓力不斷擴大,財政風險因素不斷增強,所以,逐漸削減財政赤字,盡量實現平衡預算也成為當前防范與控制風險的重要問題。

　　此外,在政策實施過程中還要密切關注現實情況的微小變化,在考慮經濟和財政運行承受力的前提下,及時調整政策方向,減少政策時滯,防止政策固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還要關注政策主體的利益動機,將地方和中央對政策的認識協調一致,將產生負效應的行政干預降到最低。

　　未來的財政政策應更好地發揮促進經濟增長方式根本轉變、促進公平與效率、促進結構調整的真正落實、促進“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促進區域經濟和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促進科技進步與創新、促進資源和環境問題以及社會性問題的根本解決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