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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王梓；見習記者 楊卓 北京報道
“如果說上一次爭論的主要焦點是中國經濟是否出現過熱，那么，這次爭論的主要焦點則是中國經濟是否正在趨冷�！睂τ诮陉P于宏觀經濟的新一輪大辯論，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劉樹成有著獨到的理解。“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發展的第十個周期，正進行第五次宏觀調控�！�
關于中國經濟的周期波動，劉樹成的研究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已經開始。他的分析結果顯示，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經濟走勢總的特點就是 “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縮小。所以，他判斷，與前四次針對經濟的全面過熱不同，本次宏觀調控針對的不是經濟增長率已經超過11%的大起，而是為了防止“大起”導致的“大落”；針對的不是已經出現的全面過熱或總量過熱，不是投資和消費需求雙膨脹，而是部分行業投資的局部過熱。
近期，就上半年的宏觀經濟形勢以及經濟未來走向、調控與改革等問題，劉樹成接受了本報記者采訪。
經濟向適度增長區中線回歸
《21世紀》：7月20日，統計局發布了上半年的最新統計數據，基于這些數據，您如何分析上半年的經濟形勢？
劉樹成：今年1季度GDP增長率為9.4%，2季度為9.5%，上半年也為9.5%。這有點出人意料。一來，最近國內外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正在趨冷，而實際數據顯示，今年2季度GDP增長率不但沒有比1季度下降，反而還高出0.1個百分點；二來，中央宏觀調控調了一年多，經濟運行還這么平穩，從理性感覺上說，2季度GDP增長率應再往下走一點。
這涉及到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總體判斷。我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總體判斷是：中國經濟正按宏觀調控的預期目的運行。這里用“預期目的”，而不是用“預期目標”，是因為“預期目標”給人感覺好像要有一個固定的指標數一樣，如經濟增長率必須達到百分之幾才算達到預期目標。而“預期目的”好說，這次宏觀調控的預期目的就是：適當地控速降溫，使經濟保持既較快又平穩地運行。進一步具體地說，中國經濟正由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的局部過熱和在適度增長區間(8%-10%)的上線區域運行(9.6%-9.9%)，正在向適度增長區間的中線(9%左右)正常地、合理地回歸。這是2003年下半年到2005年上半年中央實施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正在取得的預期效果。
2003年第1季度到2004年第2季度，經濟增長率分別為9.9%、6.7%(抗擊“非典”)、9.6%、9.9%、9.8%和9.6%。除去2003年第2季度抗擊“非典”時為6.7%之外，其余均在9.6%-9.9%之間。這是在適度增長區間(8%-10%)的上線區域運行(見圖)。而2004年第3季度到2005年第2季度，經濟增長率分別為9.1%、9.5%、9.4%和9.5%。這是在向適度增長區間的中線(9%左右)正常地、合理地回歸。
《21世紀》：為什么在這次宏觀調控下，經濟增長率向適度增長區間的中線的回歸過程如此平穩？
劉樹成：我認為，這與我國經濟體制的深刻變化密切相關，也就是說，與市場經濟因素有關。
其一，宏觀調控對象的市場化。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擴張也好，緊縮型宏觀調控也好，都是中央政府自身的行為。中央政府用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進行擴張，又用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進行緊縮型調控，自己調控自己，經濟增長率很快會調下來。而現在，調控的是市場經濟，調控對象即市場經濟主體——企業的投資和經營行為已經市場化了。企業對市場供求走向和對宏觀調控政策要有一個辨認、理解、消化、吸收的過程。同時，地方政府職能轉變滯后，地方政府的一些經濟行為也市場化了。加之，這次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動手早、見效快，在經濟增長率尚沒有沖出10%之前，就及時進行了宏觀調控，而且是有保有壓。這樣，向上擴張的市場力量還有很強的慣性，還在釋放之中。
其二，市場競爭力量的作用。從市場的供給面看，在市場競爭下，原有的產能在釋放，這兩年所形成的新的產能也開始釋放。這樣，在一定的消費需求下，供給面的活躍使經濟增長，而物價下降。
其三，國際市場因素。今年上半年，國際市場仍然比較活躍，我國出口增長很快。去年上半年，我國進出口是逆差68億美元；今年上半年是順差396億美元。外貿順差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經濟增長的下行。
在分析宏觀調控的預期效果時，我們可以反過來考慮，如果沒有2003年下半年以來的一系列及時的宏觀調控，那么，經濟增長率就會像我國歷來經濟周期那樣，一進入上升階段往往就沖出10%而達到兩位數，形成過高的“大起”，而“大起”之后就是“大落”�，F在，我們防止了經濟增長率過高的“大起”，有利于保持經濟的既較快又平穩地運行。
《21世紀》：對2005年下半年宏觀調控政策取向，您的主張如何？
劉樹成：到目前，中國經濟由適度增長區間的上限區域向適度增長區間的中線的回歸過程還正在進行中。我認為，2005年上半年的經濟運行態勢并不意味著宏觀調控需要向著更加緊縮的方向加大力度，也不意味著宏觀調控要向擴張的方向施加力度。由于在已經實施的控速降溫的宏觀調控政策下，經濟正在向適度增長區間的中線回歸，而且這些調控政策的效應尚在進一步釋放、消化和吸收之中。
所以總體上說，200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確定的“雙穩健”政策，即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應改變，而應繼續實行下去。也就是說，當前宏觀調控的總體政策取向，仍應實行松緊適度的中性政策，既不要變為緊縮性政策，也不要變為擴張性政策。當然，在實行“松緊適度”的中性政策中，并不排除根據經濟形勢的具體變化或針對新出現的某些局部問題，而進行“略有從緊”或“略有從松”的適度微調。但這種微調也不宜頻繁�？偟恼f，應保持宏觀調控基本政策的穩定。
新一輪中國經濟的冷熱之爭
《21世紀》：近期，關于經濟的“冷”與“熱”、增長速度是否會大幅下滑等問題，各方爭論頗多，您如何看待這些爭論？
劉樹成：在最近的中國經濟冷熱之爭中，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各種不同看法很多，我主要歸納為以下五種：
第一種，認為中國經濟正在趨冷，表現為“增長快速下滑＋通貨緊縮”。這種看法的具體表述有以下幾種：
其一，5月23日，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師史蒂芬·羅奇，在摩根士丹利網站發表題為《假如中國減速》(What if China Slows)的文章，提出“中國經濟在年內有很大可能將進一步減速”，并說：“在過去8 年，經常有人預言中國增長后勁不繼，事實證明看法錯誤。在求增長的世界里，目前大部分人都相信中國的繁榮會持續下去。然而今天，中國要避免實質性的減速將比以前更為困難。世界需要認真考慮這樣的一個可能性了�！�
其二，6月3日，有專家發表《中國經濟過山車已處在周期頂端》一文，認為中國新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拐點(周期頂峰)已經過去，經濟已經處于周期的下行段，已經并將繼續處于下滑態勢，由于種種原因，中國經濟可能會像1997年至2000年那樣坐在飛速下滑的“過山車”上。
其三，7月3日，有專家發布對今年中國宏觀經濟的預測，認為中國經濟正在走向通貨緊縮，出現了下降的拐點。預測今年2季度GDP增長率為8.9%，3季度進一步下滑為7.9%。并進一步預測今年第3、4季度城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出現負增長，四個季度的CPI將分別為1.14%、0.89%、-0.81%和-0.62%，全年平均為0.27%。預測2005年第4季度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增速將低于10%，僅為9.7%。
第二種，認為中國經濟是“高增長＋通貨緊縮”，認為中國經濟仍可維持高增長，但通貨緊縮在下半年不可避免，明年很可能繼續通貨緊縮。
第三種，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由上升期轉入穩定期，由加速增長轉入穩定增長，是“高增長＋低通脹”。認為2005年的中國經濟是自1998年以來高增長、低通脹表現最好的一年，中國沒有出現過這么好的組合，目前通貨緊縮不容易發生，經濟增長快速回落的情況基本可以被排除。
第四種，認為目前經濟增速的小幅回落是合理減速，是符合國家宏觀調控的結構性調整，預計經濟增速有個一兩年的回落后，會再次往上走，2006年的情況可能是前低后高，開始新一輪增長周期。
第五種，認為當前中國經濟仍然過熱，而且是全面過熱。
《21世紀》：在各派的爭論中，您認為目前影響比較大的是哪些觀點？
劉樹成：除了羅奇的觀點，“過山車”理論值得關注。分析起來，這種判斷是對經濟周期的一種過于簡單的認識。
首先，我國新一輪經濟周期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進程加快、消費結構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級所推動的。這一推動力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不是短期的，而是一個較長時期的。這一輪周期如果從2000年算起的話(該年GDP增長率為8%)，到2004年，上升階段已歷時5年；如果從2002年算起的話(該年GDP增長率為8.3%)，到2004年，上升階段已歷時3年。這與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往往只有1至2年相比，已屬延長了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
從經濟周期一般理論來講，在以10年左右為期的“中程周期”來考察時，其中可能包含2至3個“短程周期”，也就是說，其中可能包含不止1個上升拐點(周期頂峰)，或者說在1個“短程周期”的頂峰過去之后，可能還會出現第2個、第3個“短程周期”的頂峰。所以，說“我國新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拐點(周期頂峰)已過，經濟已經處于周期的下行段，并像‘過山車’一樣將飛速下滑”，未必就是如此。
其次，1980年代以來，世界一些國家出現經濟周期平滑化、微波化的趨勢，我國經濟周期也出現了這種趨勢。各國所處情況雖有不同，但都與各國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宏觀調控的不斷改善有關。所謂經濟周期的平滑化、微波化趨勢是指，經濟周期由過去那種起伏劇烈、峰谷落差極大的波動軌跡，向著起伏平緩、峰谷落差縮小的波動軌跡轉變。所以，一個經濟周期的上升拐點已過，并非接下來就像“過山車”一樣飛速下滑。在實現經濟周期的平滑化、微波化中，控制經濟周期的峰位，及時削峰，是一個重要的關鍵環節。因為“大起大落”的要害是“大起”。2003年下半年以來的宏觀調控，與我國歷次宏觀調控相比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動手早、見效快，及時控制住了峰位。這有利于實現經濟周期的平滑化、微波化，有利于延長經濟周期的適度高位平穩運行。
再次，經濟由適度增長區間的上限區域向適度增長區間的中線回歸，是一種必要的調整。這種調整是一種清潔機制，是正常的清理過程，可以促進企業的優勝劣汰和有效經營，同樣有利于延長經濟周期的適度高位平穩運行。企業應該學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應對經濟的波動。
最后，我國經濟在1997年至2000年間，在抵御亞洲金融危機和克服國內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保持了7%至8%的增長(GDP增長率分別為8.8%、7.8%、7.1%和8%)，這與同期世界上一些主要國家和地區相比，包括與我國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相比，已屬難得的平穩增長，根本不是有人所說的那樣“坐在了飛速下滑的‘過山車’上”。
不會面臨通縮的威脅
《21世紀》：上半年CPI是2.3%，相對9.5%的增長率會不會太低？
劉樹成：我認為，這是一種難得的、很好的組合。從價格結構看，是有升有降。在四大類價格中：(1)糧食價格近來出現了下降態勢。谷賤傷農，要注意保護農民的利益，保證明年的糧食生產。(2)主要工業消費品，如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交通及通信等的價格，均呈輕微下降之勢。這是反映了居民消費需求的不足，還是工業消費品的供給相對過剩呢？筆者認為，二者都不是。從居民消費來說，2005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的名義增長13.2%，并不算低(縣以下的農村相對較低，但名義增長也在10%左右)。從工業消費品的供給來說，1%左右的物價負增長并不意味著就是供給過剩，這是市場經濟下正常的供給略大于需求，說明的是市場經濟下供給面的活躍。物價輕微的負增長，有利于促進市場競爭，有利于消費者，有利于促進企業技術進步、降低成本、降低能耗和物耗。(3)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的價格略呈升勢，這是正常的。(4)居住價格上漲較高，這與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有關。
其次，我國目前價格總水平較低，也與非供求因素有關。一個是政府對居民消費價格的限價政策，另一個是政府對資源要素的限價政策。這些限價政策應考慮進行必要的調整。
《21世紀》： 在考察價格形勢時，還要注意哪些價格因素？
劉樹成：首先，居民消費價格之外的資產價格(如房地產價格)的動態，以及生產資料價格、工業品出廠價格的動態值得關注。這些居民消費價格之外的價格，目前還處于較高位勢中。
在考察國內價格形勢時，還要注意國際價格的走勢，及其可能對我國經濟和國內價格的影響。特別是國際油價、原材料價格還處于高位。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允許價格有一定的升降波動空間。有些價格升點，有些價格降點，可能屬于正常的供求反應和市場調節。允許價格有一定的升降波動空間，正是使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的調節作用。
《21世紀》：您認為目前我國是否存在“通縮”的可能？對于“通縮”的利弊，您怎么看？
劉樹成：我不認為我國將面臨通縮的威脅。擴展來說，通貨緊縮并非都伴隨著經濟衰退，也就是說，通貨緊縮并非全姓“惡”。有伴隨經濟衰退的通貨緊縮；亦有伴隨經濟正增長，但經濟增長率已減緩的通貨緊縮；還有伴隨經濟增長率上升的通貨緊縮。英國1814-1849年的通貨緊縮，美國1814-1849年和1866-1896年的通貨緊縮，伴隨的都是經濟增長率的上升。物價的輕微下降，并不意味著經濟衰退。
積極推進各項改革
《21世紀》：您認為，在本輪宏觀調控過程中，為了保證調控效果，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劉樹成：我覺得，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實行中性宏觀調控政策的同時，要有兩個“注重”：
一是注重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當前經濟形勢良好，但一些影響經濟長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因素還很多，特別是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問題。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充分利用法律法規手段、各種制度手段、財政手段、信貸手段、價格手段，大力促進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節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大力促進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核心的產業和產品的結構調整，以保證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我發現，一些主張中國經濟已趨冷、要重新提速的觀點，往往都避而不談中國的資源約束問題(包括土地資源約束、能源資源約束、礦產資源約束、水資源約束等)。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消費結構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級，特別是住房建筑業發展很快。住房建筑業無疑是我國今后一段較長時期內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但住房建筑業的發展，還有城鎮化的發展，都要有節奏地進行，都要考慮資源的承受度問題。
二是注重推進改革。應利用經濟由適度增長區間的上限區域向適度增長區間的中線回歸的良好時機，積極推進各項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消除制約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導致經濟出現大起大落的體制性機制性障礙。
《21世紀》：“改革”確實也是今年經濟的核心概念，您認為目前亟待推進的改革有哪些？
劉樹成：我認為，首先，要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推進政府職能轉變。要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防止盲目攀比和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注重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堅決把政府不該管的事交給企業、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而政府應該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特別是政府不能包辦企業投資決策，不能代替企業招商引資，不能直接干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建立政府投資和國有企業投資責任制與責任追究制，從根本上改變盲目投資和投資決策失誤而無人負責的狀況。從而，使各級政府不要成為推動經濟過熱的根源。
其次，通過深化改革，建立政策規則，加強法制建設，使宏觀調控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在什么情況下轉換宏觀調控的方向，在什么情況下加大宏觀調控的力度，在什么情況下采取什么相應的調控措施，以及在規范市場準入和強化市場監管等方面，都應該建立和健全明確的政策規則，以增加宏觀調控的透明度，使社會各方面都能有一個正確的預期，從而產生較好的調控效果。
再次，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和使民營企業健康發展，使政府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所進行的宏觀調控具有較好的微觀基礎。只有不斷提高微觀主體的市場運作水平和法律意識，政府才能更好地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來改善宏觀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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