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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振華
經濟學家趙曉最近在《宏觀調控要松緊配套》一文中指出，房地產需求是刺激本輪“黃金增長周期”的拉動力量，政府“有必要先行利用房地產投資的巨大乘數效應來激活整體內需，再來考慮讓房價和房地產需求進一步回歸合理區間”。這種看法頗具代表性，值得理論一番。
在趙曉先生的論證邏輯中，首先預設了一個價值判斷，這就是“黃金增長周期”是應該“珍惜”的。倘若是單獨抽離出這一命題，似乎無可厚非，一般而言，經濟增長是提高社會福利水平的必要條件，如果經濟增長帶來了每一個人的福利的改進，即便這種改進對每一個人來說是不同程度的，則仍然可以得出一個很弱的價值判斷——經濟增長是一件好事。
可是，“黃金增長”也僅僅只是提高社會福利水平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這并不等于說，只要是“增長”，就一定會帶來每一個人福利的改進。就此而言，對于“黃金增長”，依然可以追問其實質性內容到底是什么？
趙曉論證的增長是這樣一種增長。經濟增長需要需求的拉動，房地產業的成交量非常大，這當然構成了對增長的拉動作用，既然房地產業貢獻了如此多的內需，當然就應該“安撫”房地產業。趙曉還聲明，他作出“當前的房地產調控措施已經足夠”的判斷，“并不涉及房價是否合理，也不涉及房地產的投資和消費需求是否合理”。這一聲明無非是基于這樣一個隱含的價值判斷——只要是帶來增長的內需，都應該得到“安撫”。有一個事實是不容忽視的，這就是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也刺激了大量的以炒房為目的的需求。如果從這種邏輯中抽象一個普世性的命題，則是只要能夠刺激內需的產業，就應該加以“安撫”。如此說來，若是買賣毒品、郁金香、君子蘭也能夠刺激“內需”，是不是也應該加以“安撫”、鼓勵呢？
趙曉是經濟學家，他只需要在經濟學的邏輯之內發言就可以了；但是趙曉“進言”的對象是政府，政府可就不能只在“經濟學”之內的邏輯里考慮問題，我們知道，政府是會從“和諧社會”、“社會公正”等大局出發，對現有經濟格局加以考量，進而考慮政策的制定的。房地產價格為什么連年上漲，這種持續上漲會帶來什么影響？對此已有很多的論述，本文無意對此再展開特別的論述，只是簡單地指出，現有的房地產價格遠遠高于在土地市場、房地產市場可充分競爭的情況下可能形成的價格，說白了這是一個競爭度不夠的壟斷市場，在競爭不充分的市場里，賣家獲得超額利益，一方面是損害了整體的經濟效率——這都是經濟學的常識，同時也是賣家利用壟斷勢力以“市場價格”為媒介堂而皇之地完成了對買家的一種財富轉移，這也有違“公平”的社會目標。
這是一種什么類型的增長呢？這是有損效率、也無益于公平的增長。這種增長背后的利益格局是，房地產商獲得超額利潤、炒房者分一杯羹、買房自住者支付高價房款為之全部埋單，此種“內需”換來的增長是GDP“數字的增長”，是局部利益的增長，而不是買房者進而更多的社會大眾的增長。當然，我相信精通經濟學的趙曉先生會對此給予一個有力的反擊是，GDP的增長會通過種種復雜的經濟運行機制，最后帶來全社會福利的整體改進。
在這個判斷中，隱含的一個重要邏輯是，唯有房地產價格的高歌猛進才能刺激內需，因此房地產的高價是有合理性的。這就涉及一個更復雜的問題，如何才能刺激內需？生活常識和經濟學常識都表明，需求很大程度上是受收入水平左右的，沒有民眾收入的提高，需求是不可能產生的。如何才能提高民眾收入？收入是生產者創造，進而在市場上通過交換掙來的，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增長”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保障民眾收入提高的本質性途徑只能是讓每一位社會主體具有自由創造財富的機會，保障公平的市場交易環境，保障每個社會主體都具有在市場上對等的談判能力。比如在土地市場上，在轉讓土地時，農民并不具備與買家對等的討價還價的權利，在勞動力市場上，民工也不具備與資方對等的談判能力，我們的一些勞動者保障制度有的還不健全。要提供民眾的收入進而提高內需，只能從完善要素市場的交易機制入手。(作者為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后)插圖/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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