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由貿易理念定義中國的國際戰略

　　——陳志武教授談中美經貿關系熱點

　　文/本刊記者 岑科

　　這個暑假，陳志武從美國回到中國，大部分時間都將在中國度過。作為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他近兩年來把80%的精力轉向了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

　　陳志武的經歷與已故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極其相似：都是理工專業出身，上世紀80年代到美國留學，在美國一流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美國學術界占有一席之地，最后，又反過來把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作為自己的研究重點。而且，在研究中國問題時，都傾向于從史料中發現問題和論據。

　　7月7日，正是楊小凱教授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中國企業家》雜志與陳志武教授就近來中美經貿關系中的熱點問題展開了一次對話。

　　中海油收購優尼科成功幾率很小

　　《中國企業家》：今年以來，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經貿關系問題越來越引人關注，特別是最近發生了中海油競購優尼科的事情，似乎已經成為中美經貿關系中的頭號問題，您對這件事怎么看？

　　陳志武：在中海油收購優尼科之前，中國企業在美國已經有一些并購，但給人的震動都不如這次收購大。

　　上次聯想收購IBM的PC部門，當時美國國內的評論也非常多，說這意味著中國以后會有越來越多這樣的收購，顯示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高等等。但總的來講，那次收購金額比較小，只有10多億美元的交易額，而且被收購的對象本身也虧損。

　　所以盡管它的符號意義很大，但總體上對美國社會尤其是政界的沖擊不是那么大。

　　這次中海油收購優尼科事件，除了金額特別大之外，還有一些別的特點。

　　最近幾個月，不管是在中國、美國、加拿大還是其它國家，隨著油價的上漲，大家都擔心，20年以后世界的石油儲量可能要耗完，這是一個越來越現實的潛在危機。再加上現在正值暑假，多數美國家庭都會開著車帶著孩子去一個比較遠的地方旅游度假，所以石油價格跟每一個人貼得很近，老百姓對石油問題非常敏感。還有，過去一些年“中國威脅論”在美國一直若隱若現——以前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現在因為這次收購變得非常具體。

　　優尼科是一個有107年歷史的企業，是很多美國人非常熟悉的一個品牌，中國公司要買下來，就像日本當年收購洛克菲勒大廈一樣，對美國人的觀念會有很大的沖擊。這幾個方面加在一起，使得中海油收購優尼科成為美國社會和政治決策層關注的一個焦點。這就是為什么這幾個禮拜，有那么多美國議員表達對收購的擔心，要求美國政府對此做嚴格的審查，甚至阻止收購。

　　《中國企業家》：您覺得這個交易的前景怎樣?

　　陳志武：我個人認為，交易最后通過的可能性很小。但不管通過也好，不通過也好，這對中國政府、老百姓，包括企業家，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機會。例如，美國國會怎么運作？以前在國內很多老百姓不一定了解，包括政府部門也不一定很了解。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有530多個議員，不管遇到什么事，總會有一些議員講一些自己的話，這不奇怪。為了抓住熱點問題，獲取一些政治資本，美國議員隨時可能會說一些引人關注的話，但是這些話不一定代表政府決策的傾向。

　　國內一些媒體的報道往往存在這樣一個誤區：不管華盛頓的任何一個政客講的任何一句話，好像就是代表美國政府和美國社會的傾向，必須要作出某種回應。其實不是這樣的。只有在許多議員都表示某種傾向的時候，問題才嚴重。上次聯想收購IBM的PC部門時，國會的反對不嚴重，但這次對中海油收購案的反對則全然是一回事。

　　中國企業以后會越來越多地去海外并購：有的是為了獲取資源，有的是為了占領市場，不管是什么情況，這種趨勢會繼續下去。

　　這幾個月，圍繞紡織品貿易的問題，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之間進行了一系列博弈。這些情況表明中國在對外投資和貿易方面受到的阻擊會越來越多，這是一個大挑戰。

　　中美貿易摩擦比當年日美貿易摩擦更難處理

　　《中國企業家》：從歷史和其它國家的經驗來看，目前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阻擊有沒有特別之處？是不是特別嚴重？

　　陳志武：實際上貿易保護主義在美國的歷史上一直都有，只不過多數情況下，主張自由貿易的人更多。

　　1988年，我在美國第一次看到總統選舉，一個很深的印象是，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問題幾乎成為每一場選舉辯論的主要話題。如果你去查一查那時候的新聞報道，會發現當年美日貿易摩擦的情況和今天的中美貿易糾葛非常相似。

　　從上世紀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美國跟日本之間的貿易摩擦持續了十幾年。到了今天，隨著中國貿易地位的上升，美國跟日本之間的貿易摩擦問題退居到第二位，但日美之間的貿易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

　　不過，從某種程度上說，不管日本跟美國有多大的貿易摩擦，它們之間不存在基本價值觀的差異，政治體制基本類似，他們的思維方式也沒有太大差別。而中國和美國之間在這方面差異就很大。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跟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遠遠比當初日本跟美國的貿易摩擦嚴重得多，會綜合許多方面的因素和情緒，也更不好處理。

　　人民幣升值問題被政治化了

　　《中國企業家》：我們注意到，在美國參議員舒默最近提出的向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的議案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說，人民幣匯率保持固定違反了自由市場原則，使得中國商品價格被人為地低估。您對這個說法怎么看？

　　陳志武：盡管他的目的是別的，但他說的還是有他的道理。說到底，匯率就是一種價格。就好像蘋果一樣，如果市場上的蘋果太多，蘋果的價格就會下降；如果蘋果的供給減少而需求很多，蘋果的價格就會上漲。

　　同樣的道理，人民幣匯率就是人民幣貨幣的價格。如果市場上對人民幣的需求很多，人民幣就應該升值；如果人民幣供給增多而需求減少，人民幣就應該貶值。如果信奉自由市場原則的話，就應該允許匯率自由浮動。

　　但我想美國這些議員提出的人民幣匯率議案更多是出于政治需要。作為議員，他必須對他的選民負責。如果他的選民擔心中國商品進口太多，影響自己的就業，他就會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去阻止中國的廉價商品進入美國市場。至于他相信市場原則也好，不相信市場原則也好，那是次要的，關鍵時候自己的利益更重要，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或者國家。他甚至可以不要任何理由，就說是為了保護選民的就業。

　　當然，如果他找的理由很蒼白，號召力就很有限。但如果他發現，敦促人民幣升值無論從維護自由市場原則的角度，還是從保護選民就業的角度，都是冠冕堂皇的，那他肯定要以此來爭取選民的支持。

　　《中國企業家》：您認為人民幣匯率有沒有被低估？

　　陳志武：我們現在的匯率大約是8.3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這是在1994年定下來的。你可以去查一下，從1994年到現在，中國的出口額已經翻了多少倍？翻了5倍以上，貿易順差就從54億美元增加到去年的320億美元，但是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從1994年到現在從來沒有調整過，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這是不應該的，出口增長特別是出口順差的增長應該意味人民幣價值的上升。

　　為什么呢？首先要知道市場匯率是如何決定的：當國外的企業來中國購買商品的時候，也就是中國出口商品的時候，他們要把外匯換成人民幣。也就是說，中國商品出口越多，對人民幣的需求就越高，人民幣升值的動力就越大。另一方面，中國為了進口東西，又要把人民幣換外匯。進口商品越多，人民幣的供給越多，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就越大。最后決定人民幣匯率走向的是出口和進口的差額。這個差額越大，人民幣升值的動力就越大。過去11年來，中國的貿易順差不斷增加，但人民幣的匯率從來沒變動過。

　　《中國企業家》：有人擔心人民幣升值會重蹈當年日元升值的覆轍，導致泡沫經濟和長時間的經濟衰退，您的看法如何？

　　陳志武：很多人都說上世紀80年代日本因為調高匯率毀掉了它的經濟，我不這樣認為。

　　實際上正是因為日本政府在那之前死死頂著，不愿意讓日元升值，才使得日本的資產價格、土地價格就像現在的中國房地產價格一樣，一再往上漲，漲到日本皇室在東京擁有的土地的價格比美國加州所有土地加起來的價格還高。在那種情況下，日元再也撐不下去了，不得不升值。其實如果早讓日元升值的話，根本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很多人把不升值的惡果，歸結到最后“不得不升值”的頭上，認為是升值搞垮了日本經濟，這是錯誤的。

　　正因為這樣，我認為人民幣不升值對中國經濟的損害總體上遠遠大于它的好處。

　　首先是資產價格上漲的壓力越來越大。第二個方面是中國目前出口商品和工業結構普遍存在的問題：資源消耗太多；環境污染嚴重。現在資源消耗型的制造業是中國出口的主要力量。換句話說，如果人民幣不升值，是在變相鼓勵高資源消耗型和環境污染型的制造業繼續生產。

　　如果人民幣升值，通過價格體系，將迫使中國企業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因為人民幣升值使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上調了，這樣一來，中國企業為了能夠保持現在的出口份額，不得不提高資源和勞動力的使用效率。否則的話，他們就沒辦法在國際市場上競爭。

　　這么做短期內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比如與出口有關的就業會減少。但從長期來看，國際市場的競爭不是一件壞事。在競爭的壓力下，企業的效率會提高，使得每一個在崗工人創造的產值會更高。而那些被淘汰的企業和工人可以轉入其它新興行業。這樣的話，每個就業人的收入也會有所提高。

　　遺憾的是，現在人民幣升值問題被政治化了。有些人認為，為了教訓那些美國議員，我們就不能升值，別人支持的我們就反對。而按照市場原則，匯率應不應該調，已經沒有人去管。這種強硬姿態在一定的范圍內是健康的，如果過頭，反而讓人無法理解、覺得你不講理。

　　《中國企業家》：如果人民幣匯率實現浮動，會使中美的貿易爭端得到解決嗎？

　　陳志武：應該說會有一定的幫助，因為這樣一來美國主張貿易保護的人就失去了一個很重要的理由。當然，從根本上看，中國的人口這么多，勞動力成本優勢這么明顯，可以為全世界提供產品的潛力還很大。以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商品出口還會不斷擴大，還會有更多的中國企業去海外投資。

　　在這個過程中，貿易摩擦和投資風險是不可避免的。

　　用自由貿易的理念定義

　　中國的國際戰略

　　《中國企業家》：您認為中國如何來降低對外貿易和投資中的障礙和風險？

　　陳志武：現在中國的海外投資和海外貿易面對著很多的挑戰，我感覺跟英國18世紀末期、19世紀初面對的挑戰完全是一樣的。

　　中國走到這個時候，我覺得一種手段當然是不可避免的：哪里有火就到哪里去救。但是在救火的同時必須要想清楚，中國以后想要依賴的或者需要建立的國際秩序到底是怎樣的？哪種國際秩序是中國需要主張的？

　　首先，關于中國想要建立什么樣的國際秩序，光是呼吁還不夠。實際上在沒有“世界軍隊”，“世界政府”之前，任何一個國家要想建立所謂新的國際秩序，必須要有屬于自己的非常強大的海軍。

　　其次，我覺得今天的中國應該像當年19世紀初的英國一樣，在世界范圍內到處推動自由貿易的理念。因為中國今天面對的挑戰和200年前的英國面對的挑戰非常相似，那就是打開海外市場，保證生產原料的來源不受干擾。

　　按照這個思路，中國政府應該用自由貿易的理念來定義中國的國際政治戰略。中國人可以用自己的經驗談論自由貿易的好處。

　　事實上，中國20多年的經濟奇跡就是打開國門、進行自由貿易的結果。

　　當然，有人可能會說，中國的自由貿易政策本身還有問題。例如到明年中國的平均關稅才能降到10%，而西方國家的平均關稅率差不多是3%左右。但我覺得沒有關系，中國可以把注意力和談論的重點放在變量上面。我們可以說，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已經通過一系列舉措，把關稅從100%以上一步一步地降到10%，已經接近日本了。以后我們還會在可以承受的條件下，進一步降低關稅，使中國能夠更接近自由貿易的理念。

　　其它國家不能在全球化的今天還要高抬關稅、阻礙跨國并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