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我國已進入貿易摩擦多發期。2004年，有16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的出口產品采取反傾銷、反補貼措施。今年以來，隨著紡織品一體化如期實施，歐盟國家、美國等采取各種措施限制中國紡織品出口。正因如此，很有必要研究在新的國際貿易環境下，像我國這樣的轉軌國家的外貿體制改革會受到什么樣的影響？應該怎樣進行改革，才能解決以前體制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才能促進我國從貿易大國轉變為貿易強國。
劉滿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取得巨大發展：外貿總額從1978年的206.38億美元增長到2004年的11547億美元；占世界貨物貿易總額的排名從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第3位；外貿依存度從1978年的9.8%躍至2004年的70%。外貿規模擴大和外貿依存度上升表明我國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在提高，經濟增長受國際市場貿易的影響增大，而且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我國已進入貿易摩擦多發期。2004年，有16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的出口產品采取反傾銷、反補貼措施。今年以來，隨著紡織品一體化如期實施，歐盟國家、美國等采取各種措施限制中國紡織品出口。正因如此，很有必要研究在新的國際貿易環境下，像我國這樣的轉軌國家的外貿體制改革會受到什么樣的影響？應該怎樣進行改革，才能解決以前體制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才能促進我國從貿易大國轉變為貿易強國。
當前我國外貿
面臨的新環境和新特點
(一)國際貿易環境出現新變化和新趨勢
1.世界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的周期，國際貿易有望進一步增加。自2001年起，世界經濟已擺脫連續4年的增長緩慢和不景氣狀態，開始步入新一輪經濟上升周期，國際貿易總體處于一個回升階段。
2.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強，基于區域一體化合作上的貿易正在不斷擴大，跨區域貿易協定發展迅速，其中跨區域的雙邊或區域貿易協定發展迅速，世界貿易組織的作用日益明顯。
3.跨國公司的蓬勃發展，對世界貿易的推動和控制作用日益加強。目前，全球跨國公司約有1.2萬家，控制著世界出口貿易總額的2／3，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已占國際貿易的40%。隨著生產國際化的新發展，跨國公司將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和技術轉讓等經濟活動。
4.科技進步加速，推動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換代的趨勢明顯，國際貿易的科技含量提高，國際貿易的發展也越來越多地和新技術聯在一起，使國際商品生產和貿易的原材料密度和粗放程度大為減少，而技術、知識密集度卻大大提高。
(二)國際貿易內部結構發生重大變化
1.國際服務貿易蓬勃興起，經濟越來越“服務化”。當前，服務貿易正以高于商品貿易的速度增長，在國際服務貿易構成中，運輸和旅游服務貿易所占的比重相對下降，通訊、保險、廣告、技術、租賃、管理等服務貿易所占的比重在不斷提高，尤其是高技術產品中的附加值不斷增加，其商品也越來越趨向于服務密集型。
2.國際貿易方式處在變革中。首先是貿易電子信息化程度加快，電子數據交換代替傳統的紙面單據進行貿易活動。其次是政府對貿易發展的管理和干預愈加明顯。有關國家和各區域經濟集團出于經濟利益的相關性考慮，為保護區內市場，在逐步拆除妨礙商品和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的同時，對外排斥，新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各集團之間的非公平壟斷競爭和矛盾加劇。
3.國際貿易與國際資本和國際產業轉移關系日益密切，后者正成為推動前者快速發展的重要動力。全球區域經濟合作和貿易投資自由化趨勢進一步增強，市場、資源、資本、人才等要素的重組和流動加快，國際產業轉移的提速，使得國際貿易活動空間增大。
國際貿易環境變化
對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影響
(一)正面影響：有利于外貿體制改革的完善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1.有利于促進我國外貿體制的進一步完善，促進我國外貿體制與國際接軌。
首先是我國政府管理外貿以及宏觀經濟調控的方式和手段將受到規范和制約，需應對新形勢下的貿易環境，轉變觀念，作出相應調整，促進政府采取措施打破地區封鎖、行業壟斷，創造一個按市場經濟規則辦事的競爭環境。其次，隨著對外貿易的進一步擴大，特別是服務業貿易的增加，對政府監管能力會提出更高的要求和帶來新課題，防范金融風險和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任務更加突出。第三是隨著貿易區域一體化、市場化的進程加快，國際規則對各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制約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改革我國當前的外貿體制有利于我國直接參與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維護我國利益。
2.有利于我國內部經濟結構和產業優化升級。國際競爭的壓力將促使我國企業進一步面向國際市場，利用國際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重組提供的機遇，推動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二)負面影響：會帶來更多的貿易摩擦和新貿易壁壘
自加入WTO以來，我國外貿每年持續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而且保持了較大的貿易順差，這必然擠占別國的市場，給外國相關產業造成新的壓力，客觀上會造成我國與外國貿易摩擦增多。與以前相比，我國遇到的貿易摩擦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以前的摩擦是關稅、配額許可證，現在則表現為反傾銷、反補貼、技術壁壘、綠色壁壘以及勞工和社會標準。特別是以技術貿易壁壘為核心的新貿易壁壘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愈加嚴重，一些國家頻頻利用技術壁壘、環境壁壘、綠色壁壘等手段對我國商品進口設限，我國商品受到反傾銷、反補貼調查的案例不斷增多，它已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最大障礙。
新貿易壁壘的到來，反映了我國外貿體制存在的弊端：一是我國出口迅猛增加，但出口產品結構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且多為最終產品；同時，由于我國勞動力價格便宜，出口廠商在國際市場上一味壓低價格，造成出口產品長期處于增量不增值的局面，產品的升級換代緩慢，缺乏核心競爭力。由于價格偏低，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容易造成傾銷的錯覺，引發國際經濟摩擦。二是現行的國際經濟秩序存在對我國貿易的歧視性因素，使得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在貿易的技術性手段方面具有先天性“優勢”，很容易導致其貿易政策工具對我國的濫用。
可以預見，新貿易壁壘在21世紀將成為世界上的主流貿易壁壘，對國際貿易產生深遠的影響。由于我國出口商品大都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所以新貿易壁壘對我國的沖擊將更大，將成為我國對外貿易中面臨的最大障礙。
當前我國外貿體制應實現的轉變
(一)外貿體制改革應解決的兩個問題
1.對外依存度(包括進口和出口依存度)過高帶來的負面影響。近5年來，我國外貿依存度以每年至少10%的速度逐年提高。如此高的外貿依存度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著許多風險：第一，出口依存度結構上的不平衡增大了風險。目前我國對外出口集中在少數國家，增大了對這些國家市場的依賴度，從而可能使我國在國際政治斗爭中處于被動地位；第二，出口依存度在產品上的不平衡使少數產品的生產增大了風險。我國出口產品集中于低端產品，而且依存度還很高，如紡織服裝產品，使這一產業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性特別強，而且很容易被許多國家所替代；第三，出口渠道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掌握，使我國缺乏出口發展的主動權，一旦政治原因導致跨國公司策略的變化，對我國出口貿易會造成嚴重的沖擊；第四，較高的出口依存度增加了“中國威脅論”的市場，不利于我國的和平崛起。
另外，過高的進口依存度會增大國內產業的競爭壓力，增大國內就業壓力和國內一些企業的經營困難；而且，我國主要是對技術裝備的進口依存度較高，這使我國的工業現代化與技術進步存在著較強的對外依賴性，存在發達國家對我國的技術進行控制的風險。
2.外貿市場化與政府職能定位問題。我國許多外貿企業包括國有企業正向股份制轉化，創匯已不再是企業的首要目標，追求高效益、高利潤、低風險成為企業的主要目標。政府對企業的干預日益減少，但在外貿領域政府職能的轉變依然尚未完成，這表現在：宏觀管理還沒有轉到以經濟、法律手段為主上來；對進口的行政性管理過多、過嚴；國家對外貿運行的宏觀調控體系還不完善，特別是匯率、關稅改革還沒有到位。我國市場化的外貿制度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我們需要在充分利用世貿組織規則的基礎上進行合理有限的政府干預，根據產業與貿易發展的特點適時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支持。政府在進行必要的行政管理的同時，宏觀管理要轉移到以法律、經濟手段為主的軌道上來。
(二)外貿體制應有三大轉變
1.轉變傳統的追求貿易順差的觀念，努力追求外貿平衡。傳統貿易觀念認為出口為了創匯，順差是好事，逆差是壞事。這一觀念長期主導著我國的貿易政策和實踐。其實，一國的對外貿易應追求長期的進出口基本平衡，而不是長期的貿易順差。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長期的貿易順差所帶來的并非都是好處。首先，貿易順差將帶來越來越多的貿易爭端；其次，貿易順差雖然增加了外匯儲備，但從資源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看，是資源未被充分利用；第三，持續高額順差導致人民幣升值預期，進而又導致資本凈流入增加，資本凈流入增加又進一步導致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第四，巨額的經常項目的順差，會轉化為貨幣大量投放的壓力，成為通貨膨脹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相反，貿易逆差的結果也并非都是壞處。第一，適當逆差有利于緩解短期貿易糾紛，有助于貿易長期穩定增長；第二，逆差實際上等于投資購買生產性的設備，只要投資項目選擇得當，既可補充國內一些短缺的原材料，還能很快提高生產能力、增加就業以及增加經濟總量；第三，逆差能減少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減緩資本凈流入的速度；第四，短期的貿易逆差有助于緩解我國通貨膨脹的壓力，加大我國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
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經濟增長快的年份，都是逆差或者順差較小的年份。因此，在對外貿易問題上，應當徹底轉變觀念，放棄以出口創匯、追求順差為目標的傳統觀念和做法，確立以國際收支平衡為目標的政策。
2.轉變原來的“出口導向”外貿戰略，轉向貿易平衡，由關注出口額轉向提高生產率、促進國際競爭力持續增強的貿易導向戰略。原來很多學者認為，借鑒東亞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出口導向戰略將是我國經濟振興的必由之路，再加上長期的計劃經濟模式，使得鼓勵出口、限制進口的出口導向貿易政策取向在我國逐步固化。這種“重出口輕進口”的政策導向于上世紀90年代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實際上，分析過去10年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成功經驗將發現，不單純是出口，而是出口與進口共同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增長：出口帶來了需求；而進口推動了技術引進與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并且，在某種條件下，進口對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甚至比出口還大。如進口石油、鐵礦石、鋼材、機電設備等，作為初始投入的一部分從供給層面對經濟增長貢獻巨大。
當然，從長期趨勢來看，國家利益的實現根本上還是取決于進出口貿易的動態平衡。考慮到我國的資源狀況、市場規模、產業結構和經濟體制等各方面因素，一個基本平衡的貿易差額也應該是符合我國經濟發展要求的。因此，我國外經貿戰略應由傳統的出口導向轉向貿易平衡，由關注出口額轉向提高生產率、促進國際競爭力持續增強的貿易導向戰略。
3.轉變原來的外貿增長方式，做到外貿規模的擴大和質量的提高并舉，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使得貿易對產業和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顯著增強。綜觀過去外貿增長方式，存在著“四大不夠協調”和“四個不可持續”：速度與效益不夠協調、商品貿易與服務貿易不夠協調、貿易和產業不夠協調、東部和中西部外貿不夠協調；貿易摩擦增多不可持續、低成本不可持續、高資源消耗不可持續和缺乏核心競爭力不可持續。
在當前我國外貿從數量式增長向質量效益型增長、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的關鍵階段，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推動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一是促進核心競爭力的增強，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二是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延長國內產業鏈條、培育自主知識產權，由“候鳥經濟”轉變為“榕樹經濟”，增強對國內產業和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三是促進國際營銷能力的提升，培養我國自己的跨國公司，把握市場主動權。四是促進行業協調，制止進口和出口中的惡性競爭，特別是在資源進口中要建立多元、穩定、可靠的資源供應基地。五是促進兩個市場的銜接與互補，增加國內急需的產品進口。既要注重進口資源、能源、技術，也要堅決控制“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產品出口。
(作者單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價格監測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