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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必要設計出一種適合曾經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轉軌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
如果在此之前沒有人使用過這樣的概念，那么“非典型市場經濟”便是筆者在中俄兩國經濟學家的思想碰撞中瞬間冒出來的新詞。
前不久，筆者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家代表團出訪俄羅斯科學院。在莫斯科、葉卡
捷林堡和圣彼得堡，我們同俄羅斯經濟學家、企業家以及政府官員進行了廣泛的交流。交流的主要線索當然離不開兩國正在進行的經濟改革。令人頗感意外的是，隨著討論話題的深入，我們越來越發現，雙方極易溝通，共識之處很多。比如，在俄羅斯經濟學家所憂心的種種事情中，有不少我們也曾經經歷過。我們所談到的諸多改革難題，也幾乎一下子就能引起俄羅斯經濟學家的共鳴。
這顯然與中俄兩國均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目前均處于經濟體制轉軌期間直接有關。而且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還是從前蘇聯移植過來的。有所不同的，只不過我們啟動市場化改革的時間早一些。問題是，基于大致相同的體制背景而選定并步入的市場化改革道路，是不是也會呈現出類似或相同的軌跡。如果會，那么這種類似或相同的軌跡又是什么？這種類似或相同的軌跡如果能夠歸結出來，又將會具有怎樣的啟示作用？
在中俄兩國經濟學家的交流中，除了各自的改革經驗和面臨的問題之外，談論較多、更受關注的一個話題，便是歐美等國同中俄這樣的轉軌國家之間的不同點。人們意識到，像中俄這樣的轉軌國家，盡管已經步入了市場經濟的道路，但由于背景不同、起點不同，面臨的問題也不同，故而決定了它們不可能照搬歐美那樣的市場經濟制度。無論從那方面看，轉軌國家正在建設的市場經濟甚至最終建成的市場經濟，肯定有別于歐美等國家實行的市場經濟。以此為線索，鑒于人們通常把歐美等國實行的市場經濟稱之為典型市場經濟，不妨將中俄這樣的轉軌國家正在建設并作為改革目標的市場經濟歸結為“非典型市場經濟”。
認識到轉軌國家市場經濟的非典型性非常重要。它啟示我們，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并不意味著我們步入的、逼近的市場經濟同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一模一樣。在轉軌國家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中，照搬或移植的做法行不通。各國自身的國情加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才是我們可以依循的有關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基本線索，對此我們已有太多的感受。
遠的不說，單講中國近年經歷的一例。曾幾何時，我們將歐盟國家實行的3%和60%的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控制線視作國際通行的安全線或警戒線，進而將其挪用于我國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水平的控制指標。每當有人擔憂財政赤字過大、國債規模過高的時候，總會有人站出來引證我國的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水平并未達到3%和60%，故而我國尚處在安全線和警戒線之內(1998年增發長期建設國債之時出現的議論，就是一例)。然而，后來的兩個發現竟使得這種引經據典式的論證不攻自破了。對于歐盟國家經濟制度的深入考察告訴我們，無論3%的財政赤字控制線還是60%的國債余額控制線，都非歐盟國家歷史經驗明晰論證的結果，而是妥協的產物，因而它們都不是所謂的國際通行的安全線或警戒線。而且事實上，由于形勢的變化，即便在歐盟國家內部，也已經出現了突破這兩個控制線的現象并正在醞踉提升這兩個控制線的水平。對于中國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水平的深入調研提醒我們，無論財政赤字還是國債余額的水平，我們現在所能統計、所能談論的，只不過是既有赤字和國債規模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大量的隱性赤字、隱性債務以及或有赤字、或有債務，尚處在模糊不清的狀態。在家底不明的情況下，即便我們勉強把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控制在所謂的安全線和警戒性之內，安全線內也是不安全的，警戒線也是起不了警示作用的。
諸如此類的例子還可舉出很多。中國改革20多年中我們曾經走過的一些彎路，其中的許多事項就可歸結于照搬、移植典型市場經濟國家的做法上。
中俄兩國經濟學家們似乎悟出了一個重要事實，我們很有必要根據轉軌國家的具體實情摸索出一條通向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設計出一種適合曾經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轉軌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再進一步，由于非典型市場經濟有著諸多的不同于典型市場經濟的特點，我們也很有必要建設一個根植于非典型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能夠解釋并指導非典型市場經濟運作的經濟學體系。
這既是非典型市場經濟這個新詞能夠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也可能是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躲不過、繞不開，非依循不可的路線圖。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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