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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陳建萍
6日上午，當主持人宣布社會公平專題第二小組討論開始時，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名譽副主席厲以寧第一個搶先報名。他告訴記者，身為貴州畢節實驗區第四屆專家組組長，關心低收入群體增收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怎樣才能使低收入農民增收呢？厲以寧斷言，減輕農民負擔是必要的，但在政府采取的各項措施中，農業體制創新和技術創新無疑是影響面廣、涉及人數多和成效持久的措施。
他說，沿海省份和內地出現了農民自愿建立的新的合作組織，它們或稱作專業協會、專業合作社，或稱作公司、經濟聯合體。這種新生事物之所以受到農民廣泛歡迎，源于它可帶來三大好處：一是隨著“公司+農戶”產業化經營形式的普及，農民在與農業龍頭企業打交道時處于弱勢地位，容易受到不公正待遇，農民于是自發聯合起來，有利于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二是經受市場經濟熏陶的農民不僅要分享生產領域的收益，還希望分享流通領域的利潤，不少專業協會擁有自己的車隊、倉庫、營銷員等。三是成為技術創新成果進入農村的中介組織，一些新品種、新技術通過各式專業協會得到普遍推廣。他指出，專業協會的出現是體制創新的產物，浙江一些地方出現用股份制形式修建的農田水利設施，也與體制創新不可分割。
怎樣增加城鎮低收入者的收入？厲以寧說，首先要了解為什么這些人不易擺脫低收入的困境，大體有三個原因：一是缺少就業機會，二是缺少適應就業崗位的能力，三是即使就業了，但由于能力有限，無法取得較多的收入。
厲以寧認為，城鎮的社區服務、環境保護、環境衛生、園林建設等可以吸引較多的就業人員，在這方面應采取更靈活的方式管理。他同時提醒，人力資本存量是一個人能否就業和就業以后能否被提升或者能否更換工作崗位，取得較多收入的條件。就業前，政府應當對低收入者進行技術培訓，就業后低收入者應繼續學習并為自行創業準備條件，只有終身學習，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
針對近期社會討論熱烈的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相差倍數問題，厲以寧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們不能光看數字，更要注重收入分配的結構問題。”他說，收入分配有三種不同模式：金字塔型、橄欖型和啞鈴型，三種模式對社會穩定的影響不一樣。美國、西歐等發達國家多是橄欖型，即中間階層大，這種類型的社會結構即使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相差倍數很大，也不易引發社會動蕩。而其余兩種收入分配模式，則易導致社會不穩定。“所以，我們更應該討論的是如何擴大中間階層，而不是局限于貧富差距�！眳栆詫帍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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