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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禹剛 發自北京
就在對當前宏觀經濟走勢討論日益熱烈時，部分學者認為，當前宏觀經濟正值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增長”時期，這給人民幣匯率調整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投行的經濟學家們也表示，考慮到匯率政策應有利于下一階段國內經濟結構性調整，近期的宏觀經濟條件和對該問題理性預期的回歸，有助于改革措施的出臺。
國務院國資委經濟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趙曉在一個小型論壇上表示，當前匯率改革的環境已經成熟。他認為非價格性的調控已經發揮效果，經濟已經實現軟著陸，此外，國際資本在房地產市場的投機不太可能了，房地產業的調控也在掌控之中。
“換句話說，人民幣匯率這一仗已經打贏，目前情況下可以調也可以不調，取決于政府”，他半開玩笑地表示，“政府可以在一個黃昏喝茶的時候調整匯率，當然不調也可以。”但趙曉也強調，匯率是一個宏觀問題，但是匯率管理是一個戰略問題，因此“政府應該更多考慮人民幣調整的成本是什么，收益是什么。”
知名投行雷曼兄弟的經濟學家羅伯·薩巴拉曼(RobSubbaraman)在最新的研究報告中也表示，在當前合適的時候采取更彈性的匯率政策，符合下一步經濟增長的利益。
他認為近十年來，中國經常項目順差的增長非常快，2004年已增至GDP的4.2%，且今年預計達到GDP的5.0%，但與此同時資本流入同樣迅猛，出現較大“雙順差”現象。
據雷曼兄弟研究報告顯示，2004年，中國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為690億美元，但是凈資本流入將近是其兩倍，即1380億美元。將兩者相加，去年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為2060億美元，相當于GDP的12.5%。薩巴拉曼表示，上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也曾出現較大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但同時也有大量資本流出，兩者相抵其國際收支順差接近于零，“這一不同點解釋了為什么中國不得不借助發行央票等對沖手段，維持匯率穩定。”
“2003年以來中國央行發行了價值4420億美元的央行票據，盡管到目前為止公開市場操作在控制貨幣供給方面還算成功，但根據國際經驗，如果繼續實行大量外匯干預，這一任務會變得越來越困難。”薩巴拉曼認為，在合適的時候推動匯率調整有助于理順經濟發展中結構性問題。
針對當前有人擔心金融領域未作好匯率改革的準備，趙曉認為可以在發展中解決一些現存的問題。他表示假如匯率要變動，對商業銀行造成的風險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他們自身的治理結構、競爭力、管理能力上的問題其實由來已久，跟匯率關系不大”。
“銀行大部分的核心業務是人民幣，如果人民幣升值，人民幣資產遠遠高于其他資產，對于銀行來說是利大于弊。”趙曉還強調，一些銀行已經在為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及其風險防范作準備。
他認為一國在城市化和工業化加速之時是其經濟增長最快的階段，中國正好處于這么一個時機，“時間進程我們保守估計有十幾年，我們叫作新一輪的‘黃金增長’時期，在這一時期，解決問題的空間越來越大，壓力越來越小，手段越來越多。”
但趙曉也表示，政府和監管機構應該特別考慮，提供國內銀行更多可用的對沖匯率風險的手段。
薩巴拉曼表示，如果人民幣匯率更具彈性，國內的商業銀行所擔負的責任更大。他認為，日本在80年代貨幣升值曾引發國內經濟動蕩，為了避免經濟衰退，需要非常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因此需要一個更加健全的銀行體系，“過多的流動資產助長了房地產價格泡沫，并導致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十多年的停滯。”
他認為，為阻止熱錢流入而維持低利率的政策，是促成了近年來貸款的快速增長以及房價急速上漲的原因之一。而在匯率調整時期，對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銀行的作用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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