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經濟學在中國的現狀

　　經濟學與媒體是如何互動發展的？

　　陳志武 /文

　　本文的摘要版于2005年6月25日發表在《經濟觀察報》

　　十年以來，《經濟科學譯叢》對中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它使嚴肅的市場經濟學逐步走出“西方經濟學”這一“另類”身份，慢慢恢復其應該歸屬的“正門”。這十周年之際，我們經濟學人有責任回顧并反思中國經濟學的現狀。別的不說，從去年秋天關于產權改革大討論中，我們看出今天中國經濟的現實是一個世界，而人們心目中從以往政治經濟學課程所了解到的“經濟學”則是另一世界，這兩個世界間的距離如此之遠，如果長久不改變，它必定會在某一時刻導致某種我們不希望看到的結局，會斷送這些年改革開放的成就。畢竟，大腦中所固有的理解社會的概念框架會決定人們對現實社會的評判，縮小這兩個世界的距離是我們經濟學人無法推卸的責任。那么，如何解讀中國的經濟學教育與研究現狀？它離現實經濟有多遠？

　　過去25年中國經濟突飛猛進，贏得世人矚目，但經濟學教育研究則是另一幅圖景。經濟學教育當然也有很大的進步，尤其是過去十幾年里，與經濟學相關的學術和非學術活動到處可見，一種更加有利于發展的經濟文化正在形成。只是平心而論，雖然正規課堂教育對過去這些年市場經濟知識在社會中的普及貢獻很大，但唱主角的可能是日益成熟、越來越充滿活力的財經媒體以及直到最近才被逐漸認可的EMBA教育和各類培訓班。為什么財經媒體和互聯網這些“非正規”平臺在提供“有用的”經濟教育，而高中與大學“正規”課堂卻沒唱主角呢？為什么“正規”經濟學這些年落在改革開放的現實之后，而不是為后者領航呢？

　　在中國，經濟學教育平臺大致有以下幾種：中學到大學都必修的政治經濟學課程，大學經濟與管理專業課程(本科和研究生)，MBA，EMBA，培訓班，還有大眾媒體(包括報刊、互聯網和電視)。 前四種算是正規教育平臺，后面為非正規。值得注意的是，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由于他們學的是理工科(特別是90年代之前更如此)，他們在中學和大學上的政治經濟學可能是一輩子中唯一正式接觸經濟學的機會，因此對多數人而言政治經濟學的內容是關鍵。政治經濟學課的內容今天跟二十幾年前相比，當然有些變化，但由于我們所熟悉的體制和意識形態原因，其核心經濟學理念和框架并沒有本質性的改變。對于經濟學和管理學科的“專業”課程來說，經過《經濟科學譯叢》和其他同仁的努力已使課程內容的“客觀性”與“實用性”增加不少，但這些專業學生畢竟占少數。

　　雖然正規經濟教育如此，現實經濟卻在風風火火的增長，企業要融資發展，消費者要進行投資與消費抉擇，決策者要掌握宏觀經濟，國際競爭迫使企業家和商人渴望市場信息并能分析把脈各行各業的市場走勢，股民要辨別上市公司未來的好壞，等等，快速的市場化和對外開放使過去僵硬的經濟學體系無法跟上，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大轉型產生出對市場經濟知識的巨大需求。在正規經濟學教育無法趕上的情況下，就只好由財經媒體來“補課”，這些年是財經媒體推動了中國的經濟文化，同時也造就了一批“明星”公眾經濟學家。

　　經濟學兩百年前在英國的興起

　　我們已談到，在中國的正規經濟學教育平臺不能滿足現實經濟的需要之時，財經報刊、互聯網等大眾媒體便成為人們獲得市場經濟理念的最重要平臺，也是不同經濟學理念交鋒的重要媒介。我知道，嚴肅的經濟學人會認為這是“浮躁”的表現，這或許也對。但是我們又不能忘記經濟學在中國停頓了幾十年的事實，特別是我們還不能說今天的學術環境已離理想很近了。其實，中國的經濟學教育與研究今天所處的發展階段跟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有許多類似之處(盡管當時英國是在開創經濟學，而今天的中國更多是在恢復)。正因如此，回顧當年英國經濟學的發展歷程或許能幫助我們看清中國經濟學現狀和未來的可能趨勢，也讓我們理解為什么大眾媒體對過去中國的經濟學教育這么重要。

　　哥倫布于1492年發現美洲大陸之后，十六世紀初，西班牙和葡萄牙便開始了大西洋貿易，開發美洲大陸。英國真正加入海洋貿易、建立北美殖民地還是1600年左右的事。但，在隨后的一百多年里，海洋貿易改變了英國和整個西歐，這些當然是我們以往談得最多的話題。相對較少談及的是那時開始的海洋貿易不僅為報紙等大眾傳媒的誕生奠定基礎，而且也為經濟學的誕生播下種子。

　　英國在16世紀末加入大西洋和印度洋貿易后，1622年在倫敦便出現了英國歷史上的第一份報紙——《倫敦報》(The London Gazette)，隨后也出現了諸如《Collection of the Improvement of Husbandry and Trade》(1692年創刊)，《The Course of Exchange》(1697年)和至今還存在的《Lloyd’s List》(1734年)這些財經報刊 ，當時這些報刊的出現完全是出于海外貿易和證券交易的需要，刊登的只是各海港離港航船的目的地、進出口商品種類與價格、股票以及其它證券價格信息等，提供純粹的商業與證券信息和刊登廣告，沒有經濟評論。當然，到1720年英國的南海股票泡沫時期(The South Sea Bubble)，英國已有大量財經報刊，許多人認為那些報紙的過度渲染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那次金融史上的第一次股市大泡沫。那次泡沫促使英國議會通過一項著名的“泡沫法案”(The Bubble Act)，規定任何企業在沒有得到議會的特許之前不能成為股份公司，其股份不能上市交易。該法案在相當程度上使英國股市的發展停頓了長達120年。

　　那次股市泡沫帶來的其它后果姑且不管，其間接效果是使英國從此有了相當規模的財經報刊業，而且也培養了相當大的讀者群和報刊銷售網。股市泡沫破滅之后，以股票信息為主的財經報刊出現蕭條，但已經習慣于每天讀財經報刊的讀者群卻仍然存在，成熟的報刊受眾的存在對此后經濟理念的大眾傳播極其重要。

　　到18世紀中葉，英國的海外市場擴張已達到相當規模，除了在美國的13個殖民地外，它還擁有加拿大、中美洲眾多島國、印度為其殖民地。在16世紀時英國人還不知道有白糖、煙草、茶葉、咖啡這些東西，但到1700年英國人均年消費白糖2.6公斤、煙草1公斤。這些都是從美洲和亞洲進口的東西。從印度進口的棉布和印花布也改變了英國人的時裝偏好，使其服裝業由羊毛慢慢轉向棉織品。特別是從1760年代開始的機械化棉紡與織布技術使英國依賴中美洲國家，從那里進口棉花到英國加工紡織，然后又將棉織品出口到歐洲大陸和其它國家。18世紀中葉英國的海外貿易規模已相當大，其國內的經濟結構也發生很大變化，比如，1700年時其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分別占總就業人口的56%、22%和22%，到1820年這些產業的比例分別為37%、33%和30%。 這些海外貿易以及本國產業的發展也給英國創就了相當大的中產階級。

　　到那時，人們不僅已看到海外貿易和本國市場發展的好處，也看到要為海洋貿易付出的代價。為了維護其海外貿易利益，在當時沒有成型的世界秩序的情況下，英國不得不建立并維持世界最強大的海軍，也經常發動或進入戰爭。到18世紀末為止，英國已多次跟法國、西班牙、荷蘭作戰，1776至1783年間為維護美國殖民地與要獨立的美國作戰近九年。

　　那么，這些昂貴的海外貿易到底值不值得？為什么要擴展并維系其海外軍事基地網絡？市場交易給社會帶來的是什么？政府對經濟到底應該起什么作用？海外貿易以及英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種種錯綜復雜的政治、社會、商業與經濟問題，給英國社會帶來的轉型沖擊就像這二十幾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沖擊一樣，人們渴望有更清楚的理論框架幫助他們理清繁雜的經濟現實，為他們未來的發展導航。這種對經濟知識的渴望尤其在中產階級中最為突出。可是，到18世紀中葉還并沒有“經濟學”這回事，更談不上有什么成熟的經濟理論。于是，在因海外貿易刺激出的對經濟知識的饑渴和“經濟學”的不存在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就好像中國過去二十幾年所經歷的一樣)。

　　就在那個時期，財經報刊第一次成為經濟理念的辯論平臺。一方面那時英國的中產階級已經較成熟，可擔任經濟思想辯論的“裁判”，另一方面通過閱讀不同思想理念的交鋒，報刊讀者也可獲得正規學堂里學不到的經濟理論，何樂而不為呢？第一次思想交鋒發生在《重商者》(The Mercator)和《英國商人報》(The British Merchant)之間，在1720年左右《英國商人報》刊登了亨利·馬丁(Henry Martin)的一系列專欄文章，大力推舉自由貿易的好處，而《重商者》則登文反對自由貿易。當時既然沒有“經濟學”，自然就沒有“經濟學家”了。在報刊上登出經濟論爭的作者一般是具有分析頭腦的財經記者或評論員，其中有眾所周知的經濟學祖師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亞當·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世界經典《國富論》首先起源于財經報刊的“大眾化”經濟論爭，李嘉圖的價值論也是先以“書信”形式刊登在當時的《晨報》(The Morning Chronicle)上，隨后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著名作品——《政治經濟與賦稅原理》。穆勒(Mill)以及麥考羅克(McCulloch，人們稱他為第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等也是當時著名的由財經記者轉變而成的“公眾經濟學家”。

　　以大眾媒體作為探究經濟原理同時傳授經濟知識的途徑，最大的強處是它的靈活性和新聞相關性：根據每天發生的事件和熱點經濟問題，報刊可以邊報道、邊評論，同時也講解其背后的經濟道理，或者請有造詣的專家寫相關的剖析解釋文章。另外，媒體間的競爭是公開的，這也可幫助改進這些評論報道的質量。—— 這些特征是課堂教學與教材難以具備的優勢。對于以前經濟知識欠缺的大眾而言，大眾媒體顯然是一種最方便的“補課”方式。

　　1803年創刊的《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是當時影響最大的報刊之一，它不僅成為向大眾傳播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等市場經濟理論的主力，而且還倡導了以數據和事實為基礎的經濟分析方法，那時顯然還沒有“計量經濟學”這回事，但它的基于數據的經濟分析給人們耳目一新、清晰易懂的感覺，使依賴大眾媒體的經濟討論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另一份最有影響的報刊是今天還在的《經濟學人》雜志，它創刊于1843年，其宗旨就是向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和商人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傳輸深奧的經濟理念與商業知識，“把那些看起來像迷宮的經濟理論與理念變成社會大眾的普通常識”。《經濟學人》的定位是嚴肅的政經新聞加評論，半學術性和半常識性。

　　從十八世紀初到十九世紀中葉的一百多年是政治經濟學的創立時期，也是該學科的黃金歲月，它的發展基地不是大學，也不是正規的研究機構，而是公眾報刊媒體。這些報刊和活躍于其中的公眾經濟學人一起改變了英國與美國社會的大眾文化，他們的努力不僅創立了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術領域，而且從根本上培養了英美社會的商業文化，使自由市場以及相關理念成為英美大眾文化的重要核心，使幾乎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能對自由市場談論一二。這種市場文化的培養對隨后英美經濟的發展貢獻巨大，讓社會更能支持建立與產權保護相關的市場制度架構，也為證券金融市場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直到1882年美國《華爾街日報》和1888年英國《金融時報》創立的時期，以大眾媒體為平臺的經濟研究與理念傳播的時代才正式告一段落。從那時開始，財經報刊轉向以新聞與金融信息為主，經濟學則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進入象牙塔。那一轉折的背景大致如下。第一，到19世紀末，英美社會已基本領會并普遍接受自由市場理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已深入人心，除了專業人士外，大眾對經濟理念的興趣開始減少，遠不如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葉，于是大眾報刊不再愿意投入太多的篇幅給理念論爭性的文章。第二，由于鐵路技術在1860年后越炒越熱，大眾對鐵路股票的興趣猛增，炒股熱情遠遠勝過對經濟理念的熱情，人們更感興趣“如何賺錢”、“如何選好股票”等，而不是“私有制還是公有制更好”、“自由貿易還是貿易保護更好”的問題。第三，經過早年的努力，經濟學體系到19世紀末已基本成形，專業化程度已很深，也慢慢建立了經濟學自己的一套話語。正是這一時期經濟學院系開始成立，比如，英國皇家經濟學會于1890年成立，倫敦經濟學院于1895年創立，劍橋大學經濟學系于1903年創辦。與此同時，經濟學專業學報也第一次出現，比如，哈佛的《經濟學季刊》于1886年創辦，英國的《經濟學學報》在1890年發刊。這些專業系科和學報的設立標志著經濟學已成熟為一門獨立的學術職業。走進象牙塔后的經濟學不僅進一步建立自己的一套分析范式和專業話語，其研究主題和興趣也不再完全受當時當地的熱點新聞問題所支配，而是更多由專業經濟學家的研究所推演出的問題而決定。換言之，從此以后，經濟學研究的不只是現實問題，而且包括純學術的問題，以此使經濟學理論不斷深化。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經濟學以及其它許多學科的學術中心基本已從西歐轉移到美國。這也說明世界學術強國跟經濟強國是極度相關聯的。當然，二戰之后，數理邏輯逐步由美國經濟學界引入經濟學，成為美國時代的核心經濟分析方法，并開始出現“數理”和“計量”實證兩類主要“證明”(或者“證偽”)經濟理念的研究方法，使經濟學向科學靠近。作為結果，經濟學研究越來越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外行經濟學家”與“內行經濟學家”的區分也越來越顯然。以大家熟悉的經濟學大師為例，當年的亞當·斯密、李加圖、凱恩斯等都是從財經記者轉入經濟學的，而今天的大師沒有一個不是先讀經濟學或相關博士學位的，過去這些年得經濟學諾貝爾獎者也多是因為其原創性的數理或計量研究，以至于在介紹這些人的研究成果時媒體還真無法用大眾語言講清楚。

　　經濟學在中國

　　經濟學先是通過報刊進入中國。中國報刊業開始得很晚，起因是為了傳教等原因。1815年，外國傳教士創辦了中國的第一份報刊 ——《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后即有1833年在廣州創刊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以及同年創刊的《澳門雜文編》。首批報刊的內容以宗教教義、倫理知識、科學文化為主。基于當時國人受教育面的限制，那時媒體的受眾規模可想而知。

　　財經報刊在中國的出現則是鴉片戰爭以后的事。最早是1857年面世的《香港船頭貨價紙》(《香港中外新報》的前身)，其“內容以船期、貨價、行情和廣告等商業訊息為主”，是中國的第一家以商業新聞為中心的報紙。從內容和風格上看與17世紀的英國同類報刊相似。1861年在上海也出現了它的分報——《上海新報》(其英文名為《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vertiser》，直譯為《中文船期廣告紙》)。 這些報刊均為外商所辦。

　　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大約起始于1872年由英商美查創辦的上海《申報》。為了把《申報》辦成適合中國人看的報紙，美查聘請華人主筆，讓他們按照中國的文化習俗、興趣愛好、語言文字表達習慣來辦報，這大大擴展了《申報》的讀者面和影響力，在中國培養了第一批財經讀者群。接下來，《申報》在傳播經濟學知識方面起著主導作用。特別是在1872年“輪船招商局”等華人公司股票開始交易之后，《申報》每期刊載股民關心的股市與經濟信息，而且不斷刊登經濟理念和公司經營類的文章，“公司治理”在1880年之后也成為《申報》、《上海新報》等報刊的熱門話題。

　　1902年嚴復翻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原版叫《原富》)，他的工作當然把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推向另一高潮。到民國和國民政府時期，經濟學教育與研究總體上進展很快，特別是像《東方雜志》(1904年創辦)等報刊貢獻非凡。1927年由耶魯經濟學博士何廉先生創建的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一方面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經濟學研究生，促進了經濟知識的傳播，另一方面開創了用計量方法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先例(這一工作由方顯廷先生帶動)。同一時期，章宗元、陳岱孫、巫寶三、馬寅初等先生在中國推廣現代經濟理論。但是，前輩的經濟學傳播與研究在五十年代之后基本停止，《申報》、《東方雜志》等均于1949年左右停刊。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人們能接觸到的經濟學知識基本不超出官方政治經濟學的范疇。

　　改革開放之后，厲以寧、張培剛等教授努力啟動經濟學的恢復工作，編著出版了一系列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以及其它西方經濟學教材，成為“文革”之后第一批“非政治經濟學”著作。這些早期著作里往往是每介紹一種理論又要先批評一頓，叫你“先花很多時間學習，然后又叫你馬上把所學的都忘記”，當然那是時代的特色。盡管如此，這些努力的意義重大，它們實際上是今天許多決策者當年讀過的第一批經濟書。八十年代初出版的《走向未來叢書》也起到了突破性的市場經濟啟蒙作用。

　　此后，陸續有翻譯或編著的經濟學書籍出版，專著類包括商務印書館在80年代起出版的《漢譯學術名著》中對二戰前，特別是20世紀之前的古典經濟學名著的翻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的“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中的《當代經濟學譯庫》；1989年茅芋軾與湯敏主編的三冊《現代經濟學前沿專題》；1993年由田國強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4集《市場經濟學普及叢書》；等等，由于篇幅的限制這里無法一一列舉許多同仁的貢獻，敬請各位諒解 —— 這些和其他經濟學名著的翻譯和編著工作對國內學者的經濟學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到今天，特別是有了互聯網之后，經典文獻和前沿文獻的資料可得性已慢慢不成問題。

　　教材類的翻譯出版包括1990年代初期薩繆爾森的《經濟學》、范里安《微觀經濟學：現代觀點》，還有在《經濟科學譯叢》中出版的斯蒂格利茨《經濟學》(1997年出版)、平狄克與魯賓費爾德的《微觀經濟學》(1997)、多恩布什和費歇爾的《宏觀經濟學》、曼昆《經濟學原理》(1999)以及曼昆《宏觀經濟學》(2000)等，這些西方大學流行的經濟學教材也慢慢成為中國大學生和研究生的主流教材。但是，到目前為止，這些著作只是作為經濟學專業的教材，而且在許多院校還只是在“西方經濟學”名義下出現。

　　正規經濟學課堂在慢慢改進，這些是非常積極的進步。與此同時，現實市場經濟生活卻不能等待，所以過去二十幾年里大眾媒體變為“有用的”經濟理念的重要來源。實際上，雖然翻譯的著作可以幫助經濟學專業者的學習與研究，但對于企業界、政府決策層以及社會的眾多人士來說，這些著作可能太抽象，也不一定對他們在現實經濟中碰到的具體問題有直接幫助。相比之下，大眾報刊則可根據今天的熱點問題去查找相關的經濟理論、采訪“公眾經濟學家”，以非常具體的形式和內容邊報道評論、邊傳授經濟學理念，媒體成了真正的“社會大學”。

　　1985年創刊的《中國企業家》和《中國經營報》、1989年創辦的《中華工商時報》等報刊在改革開放的頭期對于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引導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成長等方面做出了積極努力。特別是1990年底推出中國股市之后，幾千萬人立即有了對經濟學、管理、法律知識的需求，這為財經媒體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施展機會。九十年代初出現了第一批證券財經報刊，包括《證券時報》、《中國證券報》、《證券市場周刊》等。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的決定》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接下來，公眾對于市場經濟的基本理念是什么、計劃與市場各自的優劣等關系中國改革方向的重大問題都十分關注，有著強烈的知識需求。在此背景下，一些部委創辦的經濟類報紙開始出現：1994年，國家體改委創辦《中國改革報》、國家計委創辦《中國經濟導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辦《中國經濟時報》、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創辦《中國市場經濟報》。這些報紙當然因為重復而浪費一些資源，但在當時確實起到過重要作用，它們不是以新聞報道見長，而是以理論為主題，刊登了許多學者的激烈爭論。到90年代末，社會和學界對中國要建立市場經濟達成進一步的共識，大家的關注點基本轉移到“如何建立”的題目上。

　　1998年推出的《財經》雜志是另一個里程碑，它不僅通過專欄和深度報道給讀者推出耳目一新的市場理念，為“如何改革開放”出謀劃策，而且以它的獨立調查報道樹立了一種全新的中國媒體人風格，由此帶動財經媒體同上一層樓。2001年啟動的《新財富》則獨創另一種風格：以公司案例和數據為基礎的深度分析為特點，以務實精神剖析公司“如何創業致富”的策略。《新財富》的風格也影響了其它媒體。2001年創辦的《經濟觀察報》以理性和建設性定義起風格，為讀者提供深度政經新聞、把握新的財經理念潮流。還有《21世紀經濟報道》和《中國企業家》等報刊，通過經濟理念與新聞、數據和案例相結合，讓國人的經濟與商業知識日益劇增，加上這幾年風風火火的EMBA教育，這些是過去多年里中國現代經濟學家傳授理念、論爭學說的主要平臺。他們為培養中國社會的經濟文化貢獻非凡。

　　對未來的展望

　　過去，意識形態化的政治經濟學教育使正規課堂無法為國人提供分析、理解變革過程中的繁雜經濟現象，這一局面給大眾媒體提供了一次給社會補經濟學課的機會，但EMBA和大眾媒體的補課只能解決“近渴”，并不能從根本上代替正規教育平臺。為了滿足市場改革的需要，我們必須改變中學和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材的內容。正如我們前面談到，由于政治經濟學是目前大多數人受過的唯一正規經濟學教育，而政治經濟學課中的概念不外乎是“剝削”、“惟勞動創造價值”，等等，這些概念有必要加一些精確定義和調整。過去二十幾年的現實成功告訴我們：市場交易不是像我們以前所理解的“你賺我虧或我賺你虧”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種雙贏的價值交換；民營化和私人產權也并沒那么可怕，而是一種增加整體社會福利的制度安排；行政管制不是救世主，他們反而會增加尋租機會、降低市場效率，政府越不管的行業往往是越興旺的行業。—— 這些和其它市場經濟觀念應當成為新政治經濟學的核心。

　　如果過去英國的經歷有任何借鑒意義的話，那么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市場化，媒體讀者對經濟理念的需求和耐心也會逐漸減少，人們對“如何賺錢”和商業信息的興趣會逐步勝過對經濟理論的興趣。迫于生存的壓力，財經媒體會慢慢減少其“經濟學教育”的角色，像《華爾街日報》那樣選擇更側重商業新聞與財經信息。經濟學教育應該回到大專院校和中學課堂上。這也要求調整政治經濟學和專業經濟學的內容，使未來社會人心里掌握的經濟學盡量跟現實經濟逼近。我們經濟學人有責任改變目前人們“精神是意識形態化的經濟而物質是市場經濟”的局面，否則這種“雙重人格”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長久因素。

　　那么，除了經濟學教育之外，經濟學研究呢？最近二十年許多同仁為改變中國經濟研究作出了非常大的貢獻。如果說哈佛《經濟學季刊》和英國《經濟學學報》當年的創立曾標志著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開始，那么，中國不是已有不少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類學報嗎？遺憾的是我們不能只看學報的名稱而不看其內容。除了這幾年像社科院《經濟研究》、北大《經濟學季刊》等學報之外(好的學報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一些學報實際上與大眾媒體無實質差別。我們大致可從兩方面判斷一門學科是否達到足夠的專業化深度。第一，如果其學報文章是一般受過大學教育的讀者就能讀懂的，那說明該學科還不具備“專業性”，說明它還沒走出大眾媒體的范圍。第二，看從“外行”變成該學科的“內行”需要多少年的學習與研究，需要的年數越多說明該學科的專業化程度越高，對其中心問題的研究應該越深。反之，如果一學科的學報跟報刊文章或者政治文獻一樣的易讀，那么該學科的路就還很漫長。按照這兩個標準，讓我們自己去評判一些學科在中國的發展水平吧。

　　正在中國進行的變革包括三大方面：其一是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其二是從國有經濟/計劃經濟轉向民營經濟/市場經濟；其三是從封閉社會走向開放社會。這三方面的任何一面都可給一個社會帶來深度的震蕩，何況是三大變革同時進行呢？由此引出的各種經濟和社會現象的確給我們提供了一次百載難逢的學術創造機會，讓我們能得到在其它國家沒有經歷過的經濟事實和問題，這無疑有助深化人類的經濟學知識。但是，機會不等于必然的現實，關鍵還在于學術研究能否自由，去意識形態化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能進步、能進化的必要條件。

　　當然，上面的討論可能讓人覺得我在聲稱有“中國自己的經濟學”這回事。其實不然，據本人在美國以及其它國家跟各國人的交往，我不覺得人的本性會因膚色、語言或國界而異，只要人的本性是無國界的，經濟學就只有人類的經濟學，像物理、化學、數學不分種族和國家一樣。我的意思是說，中國的不同經濟經歷應該能幫助我們“證明”或者“證偽”依據其它國家的數據還無法“證偽”的經濟理念。如果是這樣，通過對中國獨特的經濟現象的研究，我們或許能排除掉某些到目前還無法排除的經濟理念，也能推演出根據其它國家的經歷還沒能推出的經濟理念，但這不是要以“中國的經濟學”去替代世界的經濟學，而是要對現有理論進行細化和深化。

　　從經濟學史的角度講，當經濟學中心在二戰時期從西歐轉移到美國之后，由美國學術界把“數理邏輯”和“計量實證”引入經濟學研究，這是一種根本性的突破，數理邏輯的引進頓時改變了以往社會科學理念不便于“證偽”的弊病，以往定性的分析使其結論甚具模糊性、使研究者無法將其“證偽”(或“證明”)。但，數理推論使經濟理論的結論便于受到數據的直接檢驗。而“計量實證”方法又讓我們能直接應用統計學等學科的成果，使經濟理論服從于更為嚴謹的科學檢驗，以免我們接受那些似是而非的謬論。雖然數理方法不是研究經濟學的唯一方法，但是，中國的經濟學研究首先應該領會過去兩百多年在世界發展起來的經濟學，在那基礎上去創造，這樣中國才不僅有“經濟”而且還有“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