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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在中年已享盡盛名，他的思想甚至影響冷戰(zhàn)格局。然而一種哲學，即使是政治哲學，也必須有內在的體系性、一致性和明證性。這正是他的思想所闕如
唐逸 文
牛津大學的全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是個令人歆羨的學術伊甸園。這里沒有教學
活動，吸納全國學術英才，一旦入選為fellow(有管理權、評議權及選舉和被選為院長權利的研究員兼教師)，則享譽甚高，且可自由教學或研究，或在倫敦工作。1933年到1939年，年輕的以賽亞伯林便在這里度過他的學術成長時期。
伯林出生于拉脫維亞的猶太商人家庭，1921年，他十一歲隨父母逃亡英國，從此接受英國教育。然而，真正給予他歸屬感的是全靈學院。這個時期他與不少英國學界聞人相過從，有的成為摯友或論敵，如詩人奧登、艾略特，小說家E.鮑恩、V.伍爾夫，哲學家艾爾、奧斯丁等。
1937年-1939年，每星期四晚餐后，艾爾、奧斯丁、漢普希爾、伯林等七個人在柏林的住處相聚，辯論哲學問題。此時邏輯實證論風頭正健，仿佛形上學的海市蜃樓和“虛假價值”皆已披靡，大家情緒十分激動，真刀真槍爭論起來。后來伯林追憶：“那不是擊劍練習，而是你死我活的實戰(zhàn)——死的那個人是我。”這種毫不留情的徹底爭辯，反倒使他從邏輯實證論的狹隘教條中清醒過來，走上獨特的思想道路。這是他學術生涯的轉折——從哲學分析轉向廣闊歷史視野的思想研究。
1939年，伯林的《馬克思傳》問世，立即獲得《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和牛津權威的好評。這本書從歷史見地研究馬克思其人及其思想的發(fā)展，批判歷史決定論，卻忽略了馬克思的經濟思想。馬克思關于階級斗爭中價值觀念不可調和的思想，對伯林后來發(fā)揮的價值沖突論頗有啟迪。
英國參戰(zhàn)以后，伯林參加了英國情報部。1940年到1941年，他在英國駐紐約新聞處工作，每星期給情報部寫一篇評價美國公眾對于戰(zhàn)爭輿論的報告。英國的政策是鼓動美國參戰(zhàn)。伯林的銳敏觀察力和清醒判斷很快引起英國決策層的賞識。同時，他也結識了不少美國上層人士。他的報告與游說，對于促進英美兩國的理解與合作頗有貢獻。這也是他在政界享譽的開始。
1942年至1945年，伯林被派駐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工作。二戰(zhàn)剛結束，他便被派往莫斯科去觀察蘇聯(lián)對英美的政策。鐵幕背后的文化聞人及其思想真相，一向是西方亟欲了解又無法觸及的。但伯林憑借他的俄裔身份和母語優(yōu)勢，尤其是機警和智慧，立即深入到那些充滿恐怖、焦慮、憤怒或自欺的大詩人大作家的心靈中去。他在列寧格勒和阿赫瑪托娃徹夜長談，被這偉大詩人凄凉而浪漫的魅力迷住了。年長二十歲的女詩人對他一見傾心，而他次日上午回到住處，激動得一頭扎在床上喃喃道：“我戀愛了，我戀愛了。”
他不僅帶出帕斯捷納克的《日瓦戈醫(yī)生》手稿，更帶回一種堅定的信念：這些有良知的俄國知識分子，雖垂垂老去，但聲音依舊清晰，未被愚弄；他們代表的俄國文化，終將推翻反人性的極權統(tǒng)治。阿赫瑪托娃的丈夫、詩人古米廖夫被槍決，兒子被關進勞改營，本人備遭迫害，然而古拉格的囚人將她的詩歌抄在樺樹皮上，放在襤褸的衣服里隨身攜帶。1946年，她偶被獲準在莫斯科的圓柱大廳里朗誦她的詩，一個小姑娘跑過來跪在她面前頂禮。正是這種虔誠，良知，對真理和美善的熱愛，方是一個民族的希望所在。
直到1969年，伯林才發(fā)表他的第二部、也是最重要的著作《自由四論》；1976年出版了《維科與赫德》。1978年以后出版的八部著作，皆是哈代從他過去棄置的手稿中輯成的。伯林何以如此漠視自己那些講稿、筆記和未定稿呢？他在中年已經享盡盛名。二十八所著名大學授予他榮譽學位，他成為丘吉爾、艾德禮、艾登、肯尼迪、撒切爾的座上客，受爵士和榮譽勛章；他在BBC和各處的演講，使他在普通人中也成為偶像。他的思想甚至影響冷戰(zhàn)格局。
然而一種哲學，即使是政治哲學，也必須有內在的體系性、一致性和明證性。這正是伯林的思想所闕如。他的最大貢獻是提出消極和積極自由、價值不可調和論；然而，自由的本體論地位、兩種自由的內在關系、價值及其沖突的本原、自由與其他價值的關系等根本問題，皆未獲論證。他深知，他的思想沒有得到哲學權威的認可，在他內心的天平中亦是如此。這是伯林的困境。-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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