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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憲容
最近，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以增加關稅27.5%迫使人民幣升值的修正案，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也認為中國應盡快讓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目前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不利于中國經濟，人民幣匯率問題由此又被炒得沸沸洋洋了。
面對這種炒作，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魏本華表示，中國的匯率改革暫時沒有時間表，即使匯率幅度會改變，最多也就幾個百分點，不可能達到10%。他認為，匯率的調整要先過四關，即：國內金融機構的改革需要加速，需要有完善的法規和財務制度的支持，匯率的變化需要有相應的外匯市場，匯率的放開及資本賬戶開放等。
央行這種表態是合理的，也是較符合國情的。
假定人民幣匯率可以重估，那么人民幣匯率應該在哪一個層次上來變化呢？是人民幣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還是人民幣匯率水平？就人民幣匯率制度來說，目前海外不少國家與人士的一致意見是，主張中國應該采取更為靈活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因為一個 靈活的匯率制度對于整個中國經濟來說是有好處的，它能夠增加中國貨幣機制的靈活性。
對于這一觀點，在2003年以前，筆者是十分贊同的。但在目前情況下，特別是在不少人炒作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情況下，這樣做對整個國家經濟可能帶來不少風險。盡管靈活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即實行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是中國走向市場化及國際化的重要一步，但目前來看相應條件還不成熟，貿然采取這種靈活的匯率制度可能會適得其反。更何況，就目前的國際匯率制度理論與經驗來看，從來就沒有一種匯率制度理論及經驗能夠證明有彈性的匯率制度一定好于固定的匯率制度。如果在理論與經驗上都無法證實哪一個匯率制度是最好的匯率制度，那么在市場條件不成熟、市場面臨著許多不確定性情況下，改變現行的匯率制度必然會增加市場的不確定性。
正如魏本華所說，匯率制度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系統，任何匯率制度的確立都有賴于一系列的生存環境與條件。中國采取哪一種人民幣匯率制度，對于十分務實的政府來說，肯定會從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來制定相關政策。而且貨幣作為一種主權，不需要他國來告之如何做，更不需要他國議會通過什么議案來強制，中國政府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做出合適的選擇。
另外，既然人民幣匯率制度不是容易確定的事情，那么人民幣匯率水平在哪里更是不確定的。而且人民幣既有與美元的比價，也有與歐元、日元等多國貨幣的比價，在國際金融市場各國幣值不定的情況下，要重新來確立新的人民幣匯率水平更是不容易的事情。
美國參議院曾列舉數據說，人民幣被低估了15%～40%，平均為27%多，因此如果人民幣匯率不變化，就得以增加同樣比例的關稅來威脅。其實，從筆者的計算來看，人民幣名義匯率與實質匯率僅相差不到5%。特別是從中國進出口貿易狀況來看，美國參議院所列舉的數據更是沒有多少道理。而且這樣的數據或許僅是看到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關系，沒有把中國的貿易關系擺在世界整個貿易體系中來思考，所得出的結論不一定科學可靠。
中國政府一直強調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原則，即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在有效防范風險的前提下，有選擇、分步驟放寬對跨境資本交易活動的限制，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這一原則應該是無可挑剔的。
同時，海外的政界與業界都要看到，中國政府是一個相當務實的政府。政府不僅會從政治上來考慮人民幣匯率的調整關系，也會從國家利益、國家經濟及周邊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考慮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或不變化。如果人民幣匯率調整對國家利益與周邊國家大有裨益，根本不需要國際上種種壓力，中國政府早已聞風而動了。
因此，就目前中國的經濟條件與國際市場環境來看，對于人民幣匯率的變化，短期內中國政府一定會靜觀其變，等待時機在保證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做出好的選擇。對于美國國會最近之“匯率報復案”，不管其成功與否，不管合理與合法性如何，中國政府一方面會重視這些事件的發生，以便制定應對策略，但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并不會由于美國國會出面，不會由于格林斯潘的言論而改變自己的原則與既定政策。
(作者：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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