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獎：最年輕的諾貝爾獎

　　-撰文/呂冰

　　當七位經濟學諾獎得主聚首京華論劍時，國人關注的問題又回到：中國經濟學者何時能笑傲江湖。

　　年輕的獎項 漫長的等待

　　“上帝為什么創造經濟學家？”芬蘭赫爾辛基經濟學院編輯的說法是，“這樣氣象預測師就顯得沒那么糟糕�！边@些富有自嘲精神的經濟學人終年樂此不疲的編攥關于同業的笑話。他們還推出兩條廣為流傳的定律：唯一比經濟學家危險的，是業余的經濟學家；唯一比業余的經濟學家更危險的，是專業的經濟學家。

　　不過凡事皆有例外。每年12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學院都會向頒獎晚宴上微醺的觀眾們公布一到三個最專業的經濟學家的名字，重要的是，他們的預測成功經受了漫長時間的檢驗。

　　作為百年諾貝爾獎中最年輕的獎項，經濟學獎得主通常年逾花甲。諾貝爾經濟學獎力圖體現經濟學的理想，即“用十年時間研究一項成果后，用二十年時間證明它是正確的，然后才有得獎資格”。

　　該獎并非諾貝爾欽定，而是瑞典央行于1968年為成立300周年年慶而設的“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Central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它與諾貝爾其他諸獎平起平坐。以30余年的歷程，映射出經濟學發展的世紀軌跡。

　　根據1999年諾獎得主羅伯特·蒙德爾(ROBERT A. MUNDELL)在《人類與經濟學》中的精辟概括：“經濟學始于亞里士多德，中世紀時與道德和倫理學混雜在一起，亞當·斯密把它重新分離出來，瓦爾拉斯使它數學化，凱恩斯使它流行，薩繆爾森使它動態化，但經濟學不會停滯不前，它的內容涵蓋了貨幣和貿易、生產和消費、分配和發展、福利、行為、語言、音樂、甚至戰爭，經濟學需要重新定義。”

　　那些重新定義經濟學的人，以1990年的諾獎為分水嶺，大都受賜于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在1970年諾獎得主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 )看來，經濟學家在當年可謂生逢其時。“經濟學像睡美人，它的蘇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與新問題的一吻????在大蕭條的谷底，由這片腐坯的土壤，遲遲長出了一株今天被稱為宏觀經濟學的新學�！�

　　曾經腐坯的土壤成為而后的沃土，長出的不僅是宏觀經濟學的奇葩。回顧諾獎所呈現的當代經濟學巨流，其支流眾多令人瞠目：這些支流常以不可預期的方式交錯而過；觀點南轅北轍的經濟學者卻往往師承同門。

　　諾獎奇葩花開五枝

　　然而這股四向奔涌的洪流并非無章可循。根據斯德哥爾摩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的阿瑟·林德貝克(ASSAR LINDBECK)教授的研究歸結，經濟學可分為五類：一般均衡理論、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跨學科研究和經濟分析新方法，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皆可依類細分。

　　在一般均衡理論方面，1970年諾獎得主保羅·安·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是該領域的典型例子。他發展了靜態和動態經濟理論，將經濟科學提升到新高度。

　　該領域歷屆得主還包括：1988年，在市場理論及資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開創性貢獻的莫里斯·阿萊斯(MAURICE ALLAIS，法國)。1983年，概括帕累拖最優理論、創立經濟與社會均衡存在定理的羅拉爾·德布魯(GERARD DEBREU，法籍美國)和1972年，對經濟均衡理論和福利理論進行深入研究的肯尼斯·約瑟夫·阿羅(KENNETH J. ARROW，美國)與約翰·�？怂�(JOHN R. HICKS)。

　　在宏觀經濟學方面，是諾獎的豐收領域。2004屆諾獎得主，挪威經濟學家基德蘭德(FINN KYDLAND)和美國經濟學家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即屬此例。他們因揭示了經濟政策和世界商業循環后驅動力的一致性而共享殊榮。

　　其他獲獎者包括：1999年，為歐元匯率奠定了理性基礎的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A. MUNDELL，加拿大)。上世紀60年代，他曾因一席驚世駭俗的論斷“主權與貨幣沒有必然聯系，而貨幣將走向統一”而飽受譏諷。40年后，歐元的誕生令其加冠為“歐元之父”。

　　1995年，對經濟周期理論提出了獨到見解的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美國)。1985年，第一個提出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設的弗蘭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意大利籍美國)。1976年，創立貨幣主義理論、提出永久性收入假說的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國)等多人。

　　微觀經濟學則是諾獎另一殊榮較多的領域。因給出著名的布萊克·斯科爾斯期權定價公式并使之推廣而獲1997年諾獎的兩位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默頓(ROBE5 RT C. MERTON)和邁倫·斯科爾斯(MYRON S. SCHOLES)即是近例。

　　此外，1996年，為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的經濟激勵理論做出貢獻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英國)和威廉·維克瑞(WILLIAM VICKREY，美國)，以及1982年諾獎得主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美國)等多人都屬此列。

　　跨學科研究領域的諾獎得主，把原先受局限的經濟分析，成功地擴展到了新的范疇。依托于經濟學與政治學的臨界，美國的詹姆斯·布坎南為經濟與政治決策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也讓他最終捧獲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此外，經濟學諾獎唯一亞裔得主，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他對福利經濟學中幾個重大問題的精辟論述使之在1998年獲獎。

　　1993年，因“制度變遷理論”成名的兩位美國經濟學者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 NORTH)和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W. FOGEL)，以及1991年，羅納德·科斯(RONALD H.COASE，英國人)等多人亦獲此殊榮。

　　在經濟分析新方法領域，歷史上第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1969年)，即可稱為“方法獎”。弗里希拉格納·弗里希(RAGNAR FRISCH)與簡·丁伯根(JAN TINBERGEN)所建立的動態模型，即把經濟理論與統計方法集之大成，就為經濟學研究開拓了新的路徑。

　　著名的例子包括，1994年，約翰·納什(JOHN F.NASH)和約翰·海薩尼(JOHN C. HARSANYI)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論方面的開創性的貢獻。

　　關于博弈論最美妙的例子或見于曾獲奧斯卡大獎的電影《美麗心靈》：四個男生在學校酒吧商量如何追求一個漂亮女生，納什則埋頭于他的計算�！叭绻�他們全去追那女孩，那她一定會擺足架子，誰也不理；這時再去追其他女孩子，別人也不會接受，因為沒人愿意當次品�！蓖蝗�，納什頓悟，“但如果他們四人先追其他女生，那漂亮女生就會感到被孤立，這時再追她就簡單得多——我明白了�！彼�興奮地沖回自己的房間。

　　誰是真正的中國經濟學家

　　已故中國自由經濟學家夏道平先生曾把經濟學者分為三類：一是真正的經濟學家，二是經濟工程師，三是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經濟工程師及匠人，其專業是把公共經濟事務的處理當作一項工程來做，無視于、至少是輕視了其中千千萬萬的行為人、形形色色的主觀意志表現。至于真正的經濟學家，則對“人”有起碼的關心和洞徹。

　　在此三種分類下，夏道平曾就1969至1988年的26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評論說，他們并不全部是真正的經濟學家，甚至就其思路來說，有的只可說是頂尖級的諾貝爾工程師，當然這些得主應不至于是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

　　無論學術思辨如何，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諾獎對這些得主都一視同仁，授予他們140萬美元的獎金，使其名利雙收、地位遽升。這種現象在經濟學方面尤為明顯。

　　然而紛擾女神也接踵而至。弗里德曼在得獎后曾慨嘆：“我深刻體會到天下不只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沒有白拿的獎”。由于諾貝爾獎是全球矚目的殊榮，因此一經公布，得獎人就立刻成為各種疑難雜癥的專家，吸引全球媒體蜂擁而至。向他求教的問題包羅萬象，從如何治療普通的感冒，到肯尼迪總統親筆簽名信函市價如何。弗里德曼承認，這樣的關注難免導致自滿之心，因此折桂者須對此有所戒慎恐懼。

　　1974年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F. A. Hayek)在受獎宴上的剖白更為一針見血：“用這樣隆重的儀式以宣揚少數幾位經濟家的成就，使之舉世矚目，因而加強他的影響力，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他認為，諾貝爾獎所賦權威非經濟學所應享，幸得此殊榮者，必得做出謙虛姿態，誓不對與己學術無關的公共事務發表意見。

　　諾獎得主人生小品

　　這些諾獎得主所事領域和觀點的分野如此顯著，但其人生履歷卻不乏相似之處。他們中多數人并非從小矢志步上經濟學之路，反是偶然機緣成分較高。弗里德曼對人生中“純粹偶然”的感悟能激起這種共鳴。他引用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詩句回首前程：“雙叉道自黃樹林中分出/遺憾我不能同時走兩條路/我選擇人跡較少的一條/自此面對截然不同的前途�！�

　　對于此后的路如何走，蒙代爾深有體會。這位以率性不羈著稱的“歐元之父”在諾獎頒獎禮上接過姍姍遲來20年的大獎時，首開先河地在致詞時唱了一支歌曲，名為《痛苦與歡樂》：“你認為我做了很多嗎？可我要羞答答地唱道，不，我沒有，我只是走自己的路！”

　　只有少數人能像1993年諾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 NORTH)一樣，從一開始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探索造成經濟富庶或貧困的因素進而改善經濟的表現，是伴隨其學術生涯始終的目標。

　　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恐慌，該事件所造成的沖擊成為多位得獎者攻讀經濟學的觸媒。

　　1981年諾獎得主詹姆士·托賓認為，研究經濟學可對經濟大恐慌及其對全球政治走勢造成的可怕影響有所了解，甚至可能提出解決之道。這一因素對和他同時代的經濟學者影響最大。而后來學人之所以被這門學科吸引，大部分是因為經濟問題的解答能讓其發揮處理數量化問題的專長。

　　中國需要諾獎精神

　　盡管諾獎旨在獎勵“特殊成就”，而非杰出個體，但得獎人總會反客為主，成為關注中心。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均為清一色的男性、美國人占半、一位亞裔。和其他諾獎一樣，沒有中國人。當5月30日，七位諾獎得主聚首京華論劍時，國人關注的問題又回到：中國學者何時能笑傲江湖。

　　從某種意義上說，諾獎應被視為“經濟學最高范本”，而非中國學者的終極目標。通過對諾獎學術成就的潛心習得，把中國經濟學推向國際化。

　　中國經濟學界一代宗師陳岱蓀早年即教誨，西方經濟學不是靈丹妙藥。它在西方的成功不一定昭示移植到中國也會成功。中國需要自己的經濟學。伴隨中國迅速發展帶來的一系列迷題，1976年諾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預言：誰能正確解釋中國改革和發展，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最有資格闡釋中國發展進程中問題的，應是中國的經濟學者。

　　唯其如此，對經濟學諾獎的真義才更應關注，中國經濟學需要“兼濟天下”的獨立精神方能應對源自自身的最大挑戰。

　　布坎南的筆 弗里德曼的路

　　重新回到密爾頓·弗里德曼描述的經濟學：這是一門迷人的學問。而最令人著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簡單，只要一張紙就可以寫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為了解而努力是唯一重要的事。聲名如此易逝，看透這點的喬治·斯蒂格勒說，若干只能領導一時科學風潮的人士，在科學史的記錄中會逐漸褪色。諾獎并非學術頂峰，50年后同行對其工作的評價，會比七位瑞典人目前怎么看更令人感興趣。

　　經濟學者和普通人一樣，不過是自己人生的藝術家。1986年諾獎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說，假如一位畫家只有紅色的顏料，那么他的畫將只有紅色的色調。他只是利用手中既有的材料，來做他能夠做、以及必須做的事，同時在整個作畫過程中，也能充分享受創作之樂。藉著這位畫家的創作，其他人能從中得到一些新的啟發，從而也給畫家帶來一些收入。

　　那么現代經濟學家們可以做什么呢？拿起布坎南的畫筆，像弗里德曼一樣選擇人跡較少的那條路，然后和蒙代爾一樣堅持把它走完。

　　“2005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北京論壇”上，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呼吁中國不要調整匯率，應保持穩健的宏觀的經濟政策。

　　當七位經濟學諾獎得主聚首論劍,中國學者們更該關注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真正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