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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曉
究竟如何從物價考察中國的經濟運行？針對于CPI上述爭論、猜測以及CPI可能出現的信息顯示的失真，我們最近完成了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簡稱CPI和GDP平減指數GDP Deflator以及多重物價指數分析的一個報告，可給出其中的一些相關結論。
一般認為，CPI的增長率表明的國民的社會福利水平的升降，發達國家一些政府轉移支付指數化用到的就是這個指標，如社保支付、政府補貼、個人所得稅征收等，而平減指數本身沒有多少經濟含義，根據基期的不同，它的值幾乎是不確定，但其變動比率大體上反映了全社會物價水平波動的狀況。我們的研究發現：第一，按支出法口徑核算，我國2002年居民消費以當年價格占當年GDP總量的45%，而2000年和2001年占比分別是48%和46.57%，雖然改革初期由于總需求的釋放曾達到60%，但之后一直保持回落。而美國這一比重穩定在70%。因此，在使用CPI進行宏觀經濟分析和決策時，我國較低的居民消費占比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因素。
其次，中國CPI所包涵的消費活動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大大低于美國甚至國際平均水平，是否一定導致CPI大大偏離現實，不盡其然，其中還必須考慮投資、外貿商品與居民消費品之間的價格傳遞機制問題。
再次，1950年至2005年美國各季度的CPI和平減指數走勢圖，從圖中可以很直觀地看出CPI的波動比平減指數波動幅度要大，但兩者幾乎同步變動。70%的幾率其差別不超過1%，因為美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達到70%，同時投資品和消費品的價格傳導機制運行良好。但也有例外，1979至1980年CPI就顯著超出平減指數，1980年竟超出6.01%，當時正值第二次石油危機，1980 年4月原油價格超過90美元／桶，達到歷史頂峰，因為CPI計算的是國內消費的商品和勞務，包括了進口商品，原油價格上升的直接后果是帶動進口商品對本國商品相對價格猛漲，導致CPI變動比平減指數要高出許多，遭遇高通貨膨脹的同時美國經濟進入衰退期。
第四，近年來，我國CPI與進口增長的相關性在不斷提高，提高的原因主要是中國作為世界制造業工廠，外商直接投資和出口需求膨脹帶動初級產品、能源和原材料進口大幅增加，但隨著國際能源、原材料價格的飆升，由于價格傳導機制的問題，并不能充分體現在CPI變化中，但國際輸入的通貨膨脹風險無疑是在增大。
第五，1993年至1995年政府實行第四次宏觀調控，投資增長大起大落，特別是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低迷，平減指數所反映的通貨膨脹持續低于CPI，同期居民消費因為內在自動穩定特性Automatic Stability，其波動遠小于投資的波動。1997-1999年1998年除外實際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年增率，都不到10%，致使1998-1999年國民經濟進入全面通貨緊縮狀態。1999年實際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只有7.5%，比1998年減少9.1個百分點。隨后擴大內需，刺激居民消費，擴大財政支出政策的出臺，2000年中國經濟走出全面緊縮，同時平減指數反映的通貨膨脹開始高出CPI，顯示新一輪的投資拉動周期。
最后，2005年一季度，GDP平減指數達到5.6%的高位，而CPI顯示較溫和2.7%的通貨膨脹，兩者的差異反映了國民經濟各部門供需結構性問題。其中的原因，是因為長期以來左右我國CPI變動的首要因素是食品價格，主要是糧食價格，其構成已達到CPI指數的33%，對影響CPI的走勢作用舉足輕重。剔除食品后，CPI的增長要平緩很多，如果按2004年的分類構成的話，一季度的CPI僅上漲1.4%，是一個相當低的水平。與此同時，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四大類價格同比價格仍持續下降，尤其是衣著類，從未走出過價格下跌的陰影。表明國民經濟中仍有部門主要是制造業部門生產能力存在嚴重過剩，如不能及時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控制投資規模，化解這部分過剩生產能力，可能會對今后物價走勢產生緊縮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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