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談法制與經(jīng)濟發(fā)展

    1994年5月，《經(jīng)濟學消息報》集中在一個月的時間里面對面地采訪了12位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同年結集成書。以下為采訪內(nèi)容。

　　科斯：

　　我感覺到法律與經(jīng)濟這個主題在美國的律師中很好地確立了，就某種程度上來講，在 歐洲也是這樣。但不足的是，它只是在律師中確立起來了。而很少在經(jīng)濟學家之中確立起來。結果，在法律制度運作中廣泛運用經(jīng)濟學分析方法，而法律制度對經(jīng)濟制度的運轉的影響并沒有像我們現(xiàn)在討論的問題那樣得到很多的討論和檢驗。我并不關注中國如何使法律制度協(xié)調(diào)、如何使案件的處理更迅速、等待的時間更少、費用更低等，我想知道中國的法律對幫助經(jīng)濟運轉的作用。法律在美國經(jīng)濟中的作用，也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因為法律和經(jīng)濟學在律師之中繁榮興旺，而不是在經(jīng)濟學家之中繁榮興旺。這是個有趣的現(xiàn)象。

　　貝克爾：

　　我對中國犯罪的增多并不會感到驚詫。犯罪的增多是隨著經(jīng)濟自由、流動性的增加而增加，但不能認為立法越多，犯罪率就越高。每個地方都會發(fā)生此類情況。

　　當然，不存在一種如何有效地執(zhí)行法律的最理想的理論。我曾在一篇關于如何懲罰犯罪的論文中試圖建立這樣的理論。自那時起，我撰寫了大量的研究論文。你必須在打擊犯罪(不管是經(jīng)濟犯罪還是民事犯罪)增加開支與犯罪造成的損失之間做出平衡。該理論就是要表明如何進行這種平衡。根據(jù)所能控制的主要變量：政府執(zhí)法機關和警察是兩個變量。有這種可能性，你們給犯法者判刑，或者更嚴厲的懲罰。你不得不動用多種辦法來懲治犯罪，包括經(jīng)濟犯罪等其他專業(yè)性犯罪。

　　我們在制定法律時，要考慮它是否易于執(zhí)行。如果制定的法律執(zhí)行起來太復雜，代價太大的話，那就根本不是好的法律。因為你在法律執(zhí)行過程中所耗費的資源將遠遠大于你從法律本身所得到的好處。因此你要做出一種平衡。人們在制定法律時往往將該因素拋到腦后，常常忘記提出這個問題：這是一個易于實施的法律，還是一個難于實施的法律？例如在美國，某些地方曾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禁止家庭夫妻同房時使用避孕藥物或避孕工具。這是—個難以實施的法律。沒有人會跑進人家的臥房去檢查監(jiān)督。這樣的法律不能被普遍地實施。因此是一個愚蠢的法律。所以在制定法律時，必須嚴肅認真地考慮法律實施問題。建立的理論就是針對如何制訂一些易于實施，避免成為開支大、效力差的行為。所以如果不考慮法律在實施方面的問題，你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法律、有效的法律。

　　科斯：

　　我對中國的了解非常零碎，但我感覺到，在法律方面的需要很迫切�，F(xiàn)在很多人通常不知道他們能獲得什么權利或要負什么責任。這種含糊不清的狀況使合同的簽訂和執(zhí)行很困難。我認為，法律體制的改革是深化經(jīng)濟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你們很快會發(fā)現(xiàn)，一旦出現(xiàn)了爭端，我想在你們中國，你們不是訴諸法院，而是爭取在家庭群體內(nèi)部或各家庭群體之間來解決。這就是說，一些在美國行不通的解決爭端方法，在中國卻行得通。另外，人們不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權利)確切有哪些？這是一個困難。我談到過家庭承包責任制合同，起初人們不清楚，很含糊，不是令人滿意的。該合同在一段時期后才變得更精確細致。但通過簽訂的合同，我聽到一位研究中國經(jīng)濟改革的人士說，從大陸人士與海外華人簽訂的合同中，我們了解到人們試圖努力克服的障礙是什么。現(xiàn)在這一工作取得進展，有人去香港取得海外華人簽訂的某些合同。我們要問的是：這些合同中有些什么條款？問題在哪里？通過這種研究，我們了解了障礙和困難之所在。但是，我的感覺是，如果要徹底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改革是必要的。然而，“羅馬并非朝夕建成”，偉業(yè)并非一日之功。我們可以慢慢地進行改革，特別是中國可以慢慢地改革，因為人民的生活更好了。但如果俄羅斯也慢慢地改革，事情就會很糟，因為那里的人民的生活更糟了。他們會說：“什么？還需要一百年？”人們不希望再痛苦一百年。盡管實際上中國人的生活水平還很低下，但比以前提高了。

　　如果法律體系缺乏精確性，人們簽訂合同時不知道可以獲得的權利，那勢必影響甚至阻礙很多交易，因為人們不清楚有些什么權利、義務。我曾經(jīng)與一位可能去中國進行貿(mào)易的人談過，他們說只是希望會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一些權利，但卻不能肯定能獲得什么權利。所以，很多人甚至不想在那種情形下簽訂合同。我認為這一點是極為明顯的，那就是你們國家的法律制度需要加以改善。

　　我感到，法律變革的必要性是非常明顯的。此外，明確各級政府機構的權力范圍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政府機構之間存在著許多沖突，人們往往不知所措，你可能要有某一個機構的幫助去獲取另一個機構給予的某種許可。我認為這是法律改革中的至關重要的一環(huán)。當然，以后會是這樣。正是這些法律缺乏精確性，阻礙了經(jīng)濟改革。我知道法律必須有精確性才行。我希望讓中國的經(jīng)濟學家和中國的律師們來研究這些問題。目前的一個困難是，特別是經(jīng)濟學家，他們并沒有受到過很好的經(jīng)濟學方面的訓練，因為他們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下成長起來的。受經(jīng)濟學的訓練是很有益處的，這意味著他們要學習西方經(jīng)濟學。但學習西方經(jīng)濟學也有不利的地方，因為西方經(jīng)濟學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私有制度的。假定制度業(yè)已存在，那么，中國的問題就只是要引進那種能夠使市場(經(jīng)濟)成為可能的體制，以減少交易成本�；蛘吣憧梢哉f，為了使市場經(jīng)濟建立起來，我們需要什么樣的體制才行呢？你們需要能使市場經(jīng)濟建立起來的體制。我已表明過，中國有某種替代。但問題的本質(zhì)是要實行私有制度。你們知道，這是我的觀點：西方經(jīng)濟學家提出過的許多建議，似乎在俄國很不適宜，我對中國的情形不甚了解，因為他們勸告說，“你們搞私有制吧”。但是沒有適當?shù)捏w制，就不可能搞市場經(jīng)濟，因此，要做的事情似乎在于建立相應的體制。如果體制建立了，就不用為私有化操心了。如果我知道你能提供什么，你也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雙方對此都很清楚，我們就不需要什么都由政府來操作。但是政府有必要告知各方的權利和義務。如果沒有這一點，你可以短期內(nèi)運行，某些爭端通過家庭解決，但很明顯，許多爭端難以如此容易地得到解決。有些爭端，如相鄰農(nóng)民在土地方面的爭端可以那樣解決，但一些棘手的爭端，如涉及到產(chǎn)品缺陷的責任等，這些復雜的商業(yè)關系在發(fā)達的市場經(jīng)濟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不能靠那種原始的方法加以解決。要有些較先進的方法，但要慢慢來，不能快，走快了并不是好事。我記得中國古代有句名言，“當大象過橋時，你停下來讓其先過去是明智的”，這是中國幾千年前的名言。謹慎為好，不宜操之過急。

　　你們與米勒先生談過了是嗎？我不知道他對你們談了些什么，但我記得有次他曾對我說，中國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經(jīng)濟學，而是更多的法律。我同意這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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