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軌中國家各奔前程 大師辨個中殊異

　　科斯：

　　我們可以談一談中國的問題。很多人曾經問我：俄國將會發生什么樣的事情呢？我會立即回答說：“我對俄國抱極為悲觀的態度。這些人沒有問我與中國有關的問題。假如他們問我與中國有關的問題，我會對他們說：我對中國的前途相對表示樂觀。這與一系列的環境因素有關。這些因素只能在中國找到，而在俄國卻是沒有的。第一個因素是家庭的重要性， 尤其是家庭的聯系方面。換言之，社會活動可以圍繞家庭關系展開。如果你對中國農村組織的稱呼——公社，與俄國的稱呼——集體農莊做個比較，你就會對兩者得出新的不同認識。當中國放棄“人民公社”時，中國人就可以立即退回到以家庭為基礎的農業結構上。中國政府隨之提倡了家庭責任制，這點你們比我更清楚。這意味著中國可以以家庭為基礎，甚至以家族為基礎進行農業方面的活動。從而，中國可以從共產主義的制度過渡到一個可以運作各種鼓勵方法的制度。中國在這方面做得相對容易，雖然還很難說是最好的方法，但他們起碼是找到了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法。如果你不能在社會組織上提供可行的辦法，那么提出引進市場經濟亦不過是侈談而已。當俄國放棄集體農莊時，他們遇到的問題是一大群失業工人無法安置；還有一大群不適宜做企業家的官僚，俄國無法圍繞家庭做轉變，這就是非常深刻的不同之處。換言之，中國的社會結構使得它更為成功。當你要改變社會制度，按我的觀點(并不是每個人都同意我的觀點)你就要在那個社會里找到可以幫助轉變的現存結構。人們不可以把一國的社會結構強制移植到另一個國家去。充其量，人們只可以基于本國的社會結構對它們加以改造。這就是中國展示出的特點。中國的家庭責任制搞得非常成功。開頭，這個制度還比較粗糙，并不十分完善，但其后逐步改善，現在，據說這種制度甚至已經成熟到可以“標準化”的地步。他們顯然是成功的。農民們現在可以向政府捐稅，他們可以生產他們認為有利可圖的產品。據說他們(中國)的產量成倍地增加。我不完全清楚增加了多少，但的確是大幅度地增加。以上是中國具有的一個優勢。中國所具有的另一個優勢，就是擁有數量眾多的海外華僑。俄羅斯沒有這么多的海外俄僑。貴國的海外華僑生活在市場體制下，但仍與大家庭保持著聯系，保留著中國人的民族觀念，又了解中國的體制，所以他們能與中國大陸的企業家合作。這是一個巨大的優勢。中國引進的外國直接投資大部分是海外華人的投資。很明顯，你們得到的這種幫助是相當重要的，也是與俄羅斯的主要區別之一。

　　我要提到的第三點中俄差別是：總的說來，中國大多數普通老百姓已從轉換過程中得到了實惠。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提高了生活水平，他們得到了實惠，他們就不希望改革進程逆轉。相反，在俄羅斯，許多人生活得比以前更糟糕了。在中國，我感覺到大多數人民生活更好了。最后一點是你們的改革有上層的支持，也有來自底層的支持。所以，在目前的體制下，中國也能推行市場經濟。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資產。這種資產是俄羅斯人所缺乏的。而其他一些東歐國家并不需要。

　　米勒：

　　俄羅斯與中國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國。假設你們國家40％的總產值是工業創造的，當然你們知道具體的數字，但在俄羅斯，問題要嚴重得多。因為他們有同樣的缺陷，工廠同時又是城市。與俄羅斯情況相比起來，中國的國有企業規模非常小，大部分還是依靠農業。所以，我想你們發展的進程應該比俄羅斯快一些。

　　薩繆爾森：

　　有的人，像杰弗里·薩克斯和哈弗特，他們跑到前蘇聯去告訴俄國人應該采用休克療法，以此遏制通脹。這或許是個好主意，但他們沒有這樣做的政治能力。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天才，你應該設法發現各種政策的最好的協調統一體。不過，中國的困難要好辦一些，使問題變得簡單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這只是我個人看法，對此，我不是很有信心—我曾經想為什么戈爾巴喬夫把“民主”放在“公開化”之前，即使他決定把“公開化”放在第一位，或者他沒有這種政治能力來決定這個問題，但事實上這問題是被這樣決定了。結果是他交出了他的全部權力，使得原來的官僚凌駕于市場之上。公開化的目標是中央權力。有人認為，可能中國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你們頂住了原有勢力，保住了推動市場經濟進程的權力。

　　馬克維茨：

　　顯而易見，中國的改革十分成功。其成功的原因是允許私營企業加入到經濟生活中；企業學會了向世界范圍提供商品和服務，還賺了錢。有趣的是中國進行了一項試驗，而非在整體經濟中一下動大手術，從而避免了例如俄國所遇到的問題。我不具體知道波蘭的改革工作進行得如何，但捷克斯洛伐克搞得不錯。部分原因可能是俄國不像中國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樣，擁有一支龐大的企業家隊伍。(稍停)我已經大大地離開了我的專業所長。

　　弗里德曼：

　　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開始這個討論。第一是，中國有優于俄國的一個巨大優勢，這個優勢就是香港、新加坡、臺灣、美國等等國家和地區的華人。俄國則沒有這樣的優勢。雖然有許多俄國人住在世界各地，但他們沒有海外華人那種葉落歸根的向心力，如人們在香港、新加坡、臺灣所看到的。這樣的優勢，依我看有這樣的幾個原因。第一，可能是家庭的關系，人們互相走動往來，使國內的人了解到外部世界如何走在他們的前頭，他們又是何等的落后，從而造成一種壓力，促使他們去進行現代化建設。第二個原因是，海外華人向國內輸入了資金、創業精神和企業家精神。香港人在廣東雇用的工人比在香港本身雇用的還要多。廣東之所以能率全國之先取得如此快的發展，亦是由于有香港的影響。俄國沒有這方面的優勢。第二個不同點是，中國(我不知是長期地還是短期地)被視為放開了經濟。她在政治改革前，先進行了經濟的改革。而俄國則被認為先進行政治和社會方面的改革，而經濟改革居第二位。從短期來說，中國這是個優勢，可在改革的頭幾年避免沖突。但從長遠來看。將是個難題。你們的政府機構仍是高度集中的。這會使得事情越來越困難。再回過頭來談俄國與中國的比較。前天我剛好會見過佳格先生，他是俄國改革進程的主要設計者。我不止一次地問過他：“中國的農業改革是這樣的成功，鄧小平把農村中的生產隊責任制轉變為個人責任制，這非常成功，俄國是否也會這樣做，或者為什么沒有這樣做。他說，俄國在舊的制度下經歷了70年，所有有作為的人、有能力去改造農村的人都陸續搬到城市里去了。而現在仍在集體農莊的人不思改進。我不知道這是否是一個好的答案，但它起碼體現了中俄的不同之處。中國經濟上成功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農業、小規模工業和零售業。而未受改革波及的地方是國營企業，而大型國有企業則是導致政治上的官僚主義的源泉。

　　阿羅：

　　就目前的紀錄看，我不知道到中國是去學習呢，還是去“教導”。東歐國家目前的生產下降了20％左右，而中國的生產卻蒸蒸日上。東歐相去甚遠矣。到目前為止，波蘭、捷克、匈牙利的政治體制運行得不錯，斯洛伐克次之。即便如此，它們都仍有值得思考的地方。比如在俄國出現的民族主義極端情緒等，當然這也是民主體制的表現，允許人們表達自己的情感。這種情形也可以在西歐見到。問題是能否使得一個國家的難題得到公開、爭論和對話。在烏克蘭那里，他們有許多的問題存在，如大量的俄羅斯少數民族，當然也有其他少數民族，如韃靼，然而到目前為止，他們的爭論都是局限在用文明的方法上，比如他們在討論克里米亞應在多大程度上自治等等。問題的中心就是如何既可以保持國家不分裂，又可以防止專制。我對中國的認識還是十分不足的，我應花一些時間去研究一些中國問題。尤其想知道中國的企業界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從外部看，我是無法弄清楚的。再者，也許不應這樣說，但我也很想知道中國共產黨人是如何在現在的環境下起作用的。我真的不知那里是怎么一回事。我想政治會對經濟生活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在捷克，它導致了經濟上的成長，而在波蘭，情形則相反。即使在俄國，我相信將來他們的經濟是會復蘇的，這是數年后的事了。就國營重工業民營化進程來說，波蘭而不是俄國的經驗是值得借鑒的。人們一定要打破國家壟斷重工業的狀況。據波蘭的學生的說法，波蘭正以半價把重工業出售給民營企業，這是波蘭政府在今后幾年的官方政策。波蘭的經驗是有參考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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