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淮：怎樣正確分析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

　　施建淮

　　近年來，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一直在以較大的幅度擴大。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由1996年相對溫和的1200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急劇擴大到2004年創紀錄的6450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5%)，美國對外債務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因此達到25%的歷史最高水平。美國巨大且不斷增長的經常項目逆差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不確定因素，因而引 起了全球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們的廣泛關注。為什么美國經常項目會出現如此巨大且不斷增長的逆差？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是可持續的嗎？怎樣才能減少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這些都是人們普遍關心并試圖尋找答案的問題。

　　兩種流行的經常項目分析方法

　　經常項目的經濟學意義是國際借貸，而國際借貸的發生可以分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角度來進行分析。從微觀的角度，國際借款的發生是由于本國出口收入和其它經常性收入(如來自國外的勞務工資、利息、利潤等)不足以彌補本國對進口的支付和其它經常性支付。對通常的國家而言，經常項目主要由貿易余額構成，其它收支所占比重很小，因此經常項目逆差或國際借款的主要原因便是國際貿易出現逆差。由于進出口價格彈性對貿易收支有重要的決定作用，所以這種從微觀角度的貿易分析方法被稱為彈性方法。另一方面，從宏觀的角度，國際借款的發生是由于本國國民儲蓄率較低，不足以為本國的投資提供足夠的資金，因而需要從其他國家借入儲蓄，這種從宏觀角度的分析方法被稱為儲蓄-投資缺口法。

　　在近來對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問題的分析中，這兩種分析方法都得到了廣泛的運用。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者是運用彈性方法來分析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問題的，由于中國是美國的最大雙邊貿易順差國，按照美國的統計，2004年美國對中國的雙邊貿易逆差達到1620億美元，占美國全部貿易逆差的24%左右，在歐元和日元已經對美元大幅度升值的情況下，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者將美國嚴重的經常項目逆差問題歸咎于中國，認為中國通過將人民幣釘住美元而獲得了不公平的國際競爭力。因此，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者將人民幣自由浮動作為解決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問題的主要手段(在人民幣存在升值壓力的情況下，自由浮動即意味著升值)。另一方面，麥金農教授等大部分經濟學家是運用儲蓄-投資缺口法來分析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問題的。由于美國私人儲蓄率近年來一直在下降，而政府財政赤字則年年擴大，2004年美國政府財政赤字已達到4120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超過了4%。美國不得不靠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大量借款來為其國內消費和投資提供資金。因此麥金農教授等經濟學家將美國嚴重的經常項目逆差問題歸咎于美國的不節儉，他們認為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沒有道理，美國必須解決好自己的問題，特別是私人過度消費和政府龐大的財政赤字，才能解決美國嚴重的經常項目逆差問題。

　　經常項目的上述兩種分析方法本身都沒有錯，而且事實上，它們是完全等價的！因為根據國民核算恒等式可以推出：經常項目恒等于貿易余額加上來自國外的凈要素支付，也恒等于國民儲蓄減去國民投資。但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者和麥金農教授等經濟學家運用這些方法對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問題的分析和相應主張卻都是片面的，因為他們都只是從孤立的一個國家的角度進行分析，他們的分析和主張只適用于“小國經濟”，而不適用于美國這樣的“大國經濟”。他們都沒有能揭示出導致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和美國國民儲蓄下降背后的共同因素是什么。

　　全球視角的經常項目分析方法

　　美國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體，其國內生產總值目前占據全球經濟總產出的34%，其資本市場市值目前則占據了全球資本市場市值的52%。對于像美國這樣的“大國經濟”，經常項目的分析必須借助于全球視角的兩國模型來進行。全球經濟作為一個整體是一個封閉經濟，因而全球總儲蓄一定等于全球總投資。如果將全球經濟分為美國和“其他國家”兩個部分，由于一國的經常項目恒等于國民儲蓄減去國民投資，那么簡單的推導便可知道：美國的經常項目與“其他國家”的經常項目一定互為相反數。因此美國經常項目呈現巨大逆差一定意味著“其他國家”經常項目呈現巨大順差，要分析美國經常項目為什么呈現巨大逆差便不能不同時分析“其他國家”經常項目為什么呈現巨大順差；而要減少美國經常項目巨大逆差則不能不同時減少“其他國家”經常項目的巨大順差。

　　從兩國模型來看，美國經常項目呈現巨大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儲蓄結構的巨大失衡。首先，在“其他國家”中，主要工業化國家隨著人口老齡化而產生強烈的儲蓄動機，他們要為正在和即將發生的退休人口高峰的到來做好準備。由于勞動力增長緩慢甚至下降，以及已經很高的資本-勞動比，這些工業化國家國內投資機會也明顯缺乏。高儲蓄愿望和低國內投資回報決定了成熟的工業化國家作為整體不得不呈現經常項目順差，因而對外貸出剩余儲蓄。其次，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近年來紛紛進行著超過國內投資以上的過度儲蓄，經常項目順差明顯增長，這導致信貸資金從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向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這個世界最大最富有國家的反常流動。此外，近年來石油價格的飆升使產油的發展中國家的儲蓄也出現大幅的上升。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造成全球儲蓄結構的巨大失衡：“其他國家”儲蓄嚴重過剩，而美國儲蓄嚴重不足。

　　為什么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要超過國內投資以上地拼命儲蓄呢(一個國家進行儲蓄只有通過國內投資和持有外國資產的方式實現)？為什么在生活水平與發達國家仍有巨大差距的情況下，寧可少消費也要拼命地將資金和實質資源借給富裕的發達國家呢？

　　這與國際資本市場的缺陷有關。直到1990年代中期，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還都是國際資本的凈輸入國(經常項目逆差國)，例如1996年，東亞新興市場國家和拉美國家在國際資本市場凈借入800億美元。然而1997-98年東亞金融危機使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痛切地認識到，由于背負“原罪”，即他們不能用本國貨幣進行國際借款，甚至本國貨幣也不能被用于國內長期借款(由于國內債券市場不發達)，從而國際借款使他們承受貨幣和期限的雙重不匹配，這使他們極易受到投機性攻擊而發生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作為1997-98年東亞金融危機的教訓，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選擇了謹慎的國際資本管理戰略：從國際資本市場的凈借款者轉為凈放貸者，為此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需要保持強健的經常項目狀況，從而需要超過國內投資以上地拼命儲蓄。

　　進一步地，這還與東亞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有關。對于東亞新興市場國家而言，由于普遍采取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貨幣當局不得不不斷干預外匯市場以阻止本幣升值，結果外匯儲備被動地不斷增加。由于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壓抑了國內消費需求，導致了相對于國內投資機會更高的儲蓄率，從而表現為經常項目的大量順差。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大量的儲蓄，原則上可以流向任何發達國家。然而，一方面由于美國之外的其他發達國家本身面臨儲蓄相對過剩(內需不足)的難題，另一方面也由于美國資本市場的深度、廣度和流動性，以及美元作為關鍵國際儲備貨幣的獨特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大量的儲蓄主要流入了美國資本市場。

　　“其他國家”大量儲蓄流入美國的結果，推動了1990年代后期美國股票價格的飆升和美元的走強，美國經常項目對金融市場這些條件變化做出相應的內生調整：從貿易角度看，股票價格飆升的財富效應刺激了美國消費者的支出意愿，包括對大量進口商品的支出意愿，而強勢美元使美國進口便宜和出口昂貴，導致美國貿易逆差，從而經常項目逆差的擴大；從宏觀角度看，股市的繁榮導致美國國內投資的增加，同時迅速增加的家庭財富和對未來收入增加的預期降低了美國家庭的儲蓄意愿，迅速增加的家庭財富也放松了美國家庭面臨的流動性約束，使其借貸消費變得更加容易。這些因素共同的結果是美國儲蓄-投資缺口迅速擴大，導致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的擴大。自從2000年3月美國股市下滑以來，美國國內投資的需求下降從而對外國資金的需求下降，然而“其他國家”的儲蓄依然保持強勁，結果世界實質利率水平不斷下降。確實，近幾年不僅在美國，而且在世界其它地方，實質利率水平都很低。低利率刺激了美國家庭的借債消費和房地產價格的上升，并使美國政府很容易放松財政紀律而導致財政赤字急劇擴大。雖然美元自2002年以來對歐元和日元已大幅貶值，但由于東亞國家貨幣普遍釘住美元，美國貿易逆差并沒有得到足夠的相對價格調整，結果2000年后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繼續不斷地擴大。

　　國際協調是解決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問題的根本途徑

　　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美國巨大且不斷增長的經常項目逆差目前已到了必須進行調整的時候了。那么，在全球儲蓄結構巨大失衡的情況下，單單通過削減美國財政赤字，或單單通過人民幣升值，能否解決美國經常項目巨大且不斷增長的逆差問題呢？從全球視角的兩國模型看，由于美國是一個“大國經濟”，如果財政赤字下降(政府儲蓄增加)，從而國民儲蓄上升，那么世界實質利率水平將因此下降，除非“其他國家”的儲蓄同時下降。這是與“小國經濟”不同的地方。所以，如果“其他國家”的儲蓄沒有進行相應的調整(例如東亞國家預防金融危機的動機不變，“其他國家”的貨幣沒有對美元升值)，那么美國財政赤字下降只能導致已經很低的全球利率和美國利率的進一步下降，而美國利率的下降將進一步刺激美國私人借貸消費的膨脹，結果美國財政赤字下降僅僅是擠出了美國私人儲蓄，而對美國的經常項目不會有很大的影響。反之，如果單單是人民幣升值，而美國政府財政赤字和私人借貸消費的狀況沒有改變，那么結果只能是“其他國家”中與中國處于競爭狀態的國家的出口替代了中國商品對美國的出口，并轉由這些國家繼續為美國的財政赤字“買單”而已，同樣無法解決美國經常項目巨大且不斷增長的逆差問題。

　　因此，指望某一方單方面采取措施來解決美國經常項目巨大逆差問題(由于美國是大國經濟，因而這也是全球經濟不平衡問題)是不切實際的。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問題需要國際間政策協調和共同努力：美國政府需要采取措施逐步增加稅收、減少支出；歐元區國家和日本需要采取措施擴大內需提高經濟增長率；而中國和東亞地區其他國家也需要將本國貨幣對美元適當升值。同時，各國需要進行國際合作，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資本市場的機能，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原罪”問題，使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借款不再承擔巨大的風險，從而實現國際資本由富裕的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正常流動。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全球儲蓄結構巨大失衡，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的問題。

　　對于美國提出的人民幣升值要求，從國際政策協調的角度我們可以采取的應對策略是(這里不談中國經濟本身是否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問題)，告訴美國和全世界：“我們愿意通過國際政策協調共同努力來解決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的問題，為此讓我們來協商和談判。我們要求美國政府采取切實措施減少財政赤字(美國對我們提出要求，我們為什么不對美國提出要求呢)，如果美國政府明確承諾未來的一年將政府財政赤字削減占GDP的1個百分點，我們也愿意將人民幣對美元適當升值；如果美國政府不能承諾減少龐大的財政赤字，我們也不會讓人民幣按美國的時間表升值，因為單單人民幣升值不能解決全球經濟的不平衡問題”。這是有理、有利、有節的做法。簡單干脆地拒絕人民幣升值只會激化矛盾，導致美國的國會議員們通過更多的對中貿易制裁法案，那樣的話，貿易戰恐怕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