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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冉學東 常菁 李濤 發自北京
5月13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金融發展報告：2005》發布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在關于匯率改革問題進行總結時指出：“中國實際上要改變的是機制，在這個情況下浮動和改變盯住，這樣制度變革的含義更濃一些。”他說，我們現在要認真研究的問題是，中國的匯率為什么要改？如果不改就會怎樣了？
首先，如果不改，外匯的流入是比較難控制的一個過程。2004年外匯儲備增加2000多億美元，按照2005年的狀況，可能還有上千億美元的增加量，這種情況會積累通貨膨脹的壓力，貨幣供應的壓力增大。貨幣多了要收回，但工具又比較少，只有發行票據，最后中央銀行虧損了，帶來的不只是貨幣供應的問題，還帶來了一些連帶的問題。”李揚說。
第二個問題是貿易結構矛盾，使匯率決定復雜化。我們對美國的貿易是順差，但是我們對東盟以及整個亞洲是逆差。因此，這樣一種貿易差異的結構矛盾使匯率決定復雜了。所以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是保持總結構的穩定。
第三是貿易摩擦加劇，我國對發達國家順差，對其他國家逆差，我們加工產品一邊要原料，一邊要市場，所以要大進大出，原油的依賴越來越高，對發達國家的依賴也越來越高，所以貿易摩擦就多。但這個問題是貿易摩擦的問題，不必然要用匯率來解決。
李揚還說，“中國貨幣匯率制度要動、要變，而且要變機制，變的機制是出發點，變的基礎是國內需要，而且國內準備好了。”
他認為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上，主要有三點：
一是資本項目管制，因為資本項目管制決定了外匯市場的供應和外匯市場的需求是否是自主的。由于資本項目管制，我們在市場上形成的供應是受約束的。
但是資本項目的管制也時緊時松，而且步伐非常快。對于人民幣可兌換，至少機制已經形成了，比如CEPA以后，香港地區銀行可以吸收人民幣存款。去年我們運行銀行卡可以到韓國、泰國、新加坡刷卡，在這三個國家局部可兌換，這個措施已經走得非常遠。正是因為這一段時間貨幣可兌換的實踐以及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廣泛的使用，使得匯率以后調整的震動大大的減輕了。“只要一有風吹草動市場就動，再有點風吹草動就再動，真是動的時候可能就沒有那么大。回想一下，一個重大的制度變化和調整就是通過這樣的過程完成的。”李揚說。
第二就是匯率市場化。當匯率有更多彈性的時候，當局應該有手段調控它，這時候不能用行政手段，因為匯率涉及到國際關系，必須用市場化的手段。
第三就是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商業銀行是外匯市場的主要參與者，需要一個正確的理念，最重要的是利率由市場決定。要深化金融市場改革，建立有效的外匯市場，還要推出期貨。一定要有遠期利率，否則無法防范風險，遠期利率應該有一些配套改革。所有這些措施，事實上只是提供匯率彈性化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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