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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福垣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不僅要在企業間流動，而且還要在城區間、城市間、區域間、國際間流動。勞動者只要能租到房子，滿足了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沒有必要一定要有自己的住宅。他們明智的選擇是不求所有，只求所居。
參與我國住宅問題討論和決策的人可以重溫恩格斯1872年寫的《論住宅問題》和1887年寫的第二版序言。當時德國城鄉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狀態和我國今天非常相似。恩格斯是這樣描述德國當時情況的：“一方面，大批農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發展為工業中心的大城市里來；另一方面，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經不適合新的大工業的條件和與此相應的交通……于是就突然出現了工人以及以工人為主顧的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的住房短缺。”“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的核心就是工人擁有自己住宅的所有權。”恩格斯認為，“居者有其屋”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空想。即便是在100多年后的20世紀末，已經站在世界發達國家前沿的西德，私人占有住宅比例也不過44%左右。
在一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矛盾比當年的德國還大得多的中國，在一個勞動力幾乎無限供給的國度里，把別人已經被歷史證明了的空想當作自己的口號，是不可思議的。“居者有其屋”既可以制造人人都是有產者的假象，又可以使勞動者在工資談判中居于不利地位，降低工資中的房租含量，同時受生產資本和金融資本雙重剝削。
在我國目前的發展階段，或幾十年內，大多數產業工人都能有自己的住宅，只能是畫餅充饑。試問流動于各大中城市的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從社會分工的角色定位早就是產業工人了，有的已經在城里工作十幾年了，能租住不是貧民窟的住宅都會感到是奢侈的幻想，怎么可能購買一套公寓?!
北京一位房地產開發商在回答人們抱怨房價貴、面積大、買不起、不實用時，說了一句真話：“我們開發的商品房本來就不是給你們預備的。”科學家是實事求是的，企業家也是實事求是的。現在能買得起商品房的只是少數高收入階層，只能租得起房子的人為什么非去買房子，不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嗎？
1998年經濟適用房政策出臺前的所謂住宅商品化改革，實際上是利用“居者有其屋”口號，變相瓜分國有資產。現在大多數靠財政開支的國家職工或者說政府雇員已經“購買”了住宅，但這種所謂購買實際上不過是一次性交了十年二十年的房租。購買者所付的所謂房價款，不到市場上商品房價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這叫什么購買?!這種沒有社會化也不經過市場化的所謂住宅商品化改革，半送、半賣不納入按要素分配的房改政策，是國有資產的又一次大流失，并制造了新的不公平，是對按要素分配的公然破壞。
工齡和級別是這次房改政策中房價打折的主要根據，但同樣工齡和級別的人占用國有房產的情況是不同的。一部分人一直住著和他級別相當的國有住宅，如果把住了幾十年的舊住宅，按工齡和級別打折賣給他，這是比較合理的，而目前是他放棄了舊住宅，卻按工齡和級別打折購買了單位提供的新住宅。這些人大多數是臨近退休和已經退休多年的老干部。這實際上是政策讓他侵吞了國有資產。而大多數人的原有住宅面積一直小于按本人職級和工齡所應該居住的面積，相當數量的人甚至還沒有占用過國有住宅，但他們在房改時卻和在舊體制下占盡了便宜的人以同樣的政策購買住宅。這就產生了新的不公平。
最不公平的是，占城市人口70%左右不吃財政飯的產業工人家庭很少有機會按上述政策購買住宅。大多數企業是不可能有錢購買新的住宅低價賣給工人的，住在破舊、擁擠住宅里的廣大產業工人，只有等待拆遷、搬離市區才能改善居住條件。這種用時間換空間逆城市化的做法，目前許多大城市都在進行著。這種使產業工人在城市空間邊緣化的做法必然加大城市交通的成本，降低城市的積聚效益，增加城市的寄生性。
(作者：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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