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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們把很多注意力放在微觀市場主體、宏觀調控政策等的改革方面，但如果沒有一個真實、全面、靈敏、超前的金融統計信息系統，有效的金融決策就無從談起。
從宏觀經濟決策角度看，以貨幣政策為例，究竟應當如何衡量通脹壓力？顯然CPI是不夠的，對于貨幣政策決策的參考意義不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近日在接受《中華工商時報》專訪時指出，金融統計與信息體制發展滯后，是金融體制改革滯后的重要內容。目前，我們把很多注意力放在微觀市場主體、宏觀調控政策等的改革方面，但如果沒有一個真實、全面、靈敏、超前的金融統計信息系統，有效的金融決策就無從談起。
巴曙松說，隨著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金融決策日益強調超前性和預警性。從宏觀經濟決策角度看，以貨幣政策為例，究竟應當如何衡量通脹壓力？顯然CPI是不夠的，對于貨幣政策決策的參考意義不大，但是目前我國沒有公布核心CPI。通過簡單的測算可以看出，2004年的核心通脹水平并不高，2005年的物價走勢，在宏觀決策方面，還是應當看核心CPI，否則可能會導致方向性的失誤。但是，目前我們的宏觀金融決策，主要依賴的指標基本上都是滯后的指標，例如M0、M1、M2、GDP增長率、外匯儲備規模、CPI。我們如何能夠期望僅僅依靠這些滯后的指標來進行超前性、預警性的宏觀金融決策呢？
巴曙松進一步闡述到：從微觀市場決策看，許多金融決策依賴的市場信息我們沒有統計。最近中國的大豆期貨投資者遭遇了一次因為統計信息缺乏導致的“大豆危機”，中國目前的期貨投資者進行大豆期貨的投資決策，依靠的是美國有關機構對于中國大豆的統計，美國的期貨投資者就可能會利用這個缺陷，在對美國的期貨投資者有利的時候調整自己對于中國大豆的統計數據，使得中國的大豆投資者遭受損失。類似的慘痛教訓顯示出，金融統計信息體系的改革和完善也應當是整個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哪怕是目前的一些滯后的、有限的經濟指標，例如CPI，其透明度也十分有限。在CPI的統計中，整個商品籃子的構成如何？這個商品籃子如何調整？調整的規則是什么？都是不透明的。同樣，目前我們公布的CPI指標過于籠統，對于不同地區、不同收入階層，應當有分別的CPI的統計信息。例如，2004年以糧價推動為主要推動力的通貨膨脹對于不同收入階層所感受的物價壓力是不一樣的。同時，對于宏觀金融決策來說，必須要公布核心物價指數。”
巴曙松說，在宏觀金融決策中，有許多指標實際上是具有超前性和預警性的。例如，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庫存波動是衡量經濟周期波動的重要指標，需要區分的是，庫存究竟是如何波動的？庫存究竟是生產還是銷售環節？生產環節究竟是在原材料還是產成品？對于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由此得到的金融政策結論是不一樣的。再譬如，對于整個經濟增長活力的判斷，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有一個比較有獨特視角的指標，考察的是新開工的企業和倒閉企業之間的比率。如果在緊縮時期，關門的企業在上升，但是新開工的企業還是更多，這說明經過緊縮，經濟增長的動力依然強勁，企業家對于未來形勢的判斷還是比較樂觀的。國際上通常還運用經理人采購指數、消費者信息指數等等。
“對于微觀金融運行的統計，同樣也十分重要。例如，對于資產質量的統計數據是否可靠，往往涉及到整個國有銀行改革成效的判斷。但是，目前的問題是，現有的資產分類體系和信息采集體系是否可信、是否獨立有效、是否及時靈敏？”
巴曙松說，對于資產質量指標的質疑，近年來在一些國際知名的評級機構的年度報告中都一直存在。有的評級機構發布的年度中國銀行業分析報告，預期中國的銀行業的不良資產比例低估，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評級體系的滯后以及中國銀行業太多的層級和單項的不良資產考核機制。在國有銀行的改革重組過程中，有的銀行提出了“哪個分行的不良資產率提高哪個分行的行長就下臺”的口號。
“這種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這可能會激勵一些分行在強大的壓力下，利用現有的資產分類中存在的一定的主觀判斷，低估不良資產比率。如果銀行內部又沒有獨立的資產分類的檢驗、評估、采集和發布的系統，那么，資產質量數據的誤差可能就會比較大。但是，不良資產比率這個基本的數據，是衡量國有銀行改革成效的重要指標之一，如果這個指標失真，可能就使得我們對銀行改革成效的判斷失真。”(曲力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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