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矛盾體

　　本報記者 李翔 上海報道

　　“我不太有興趣介紹我個人的經歷，我覺得個人非常微不足道。如果你把我個人的過去寫出來，我會覺得非�？尚�。”許紀霖很干脆地對我說。但當這次談話即將結束時，他卻詢問我是否能夠把采訪錄音留給他一份，他想要保存采訪記錄，以備將來寫回憶錄時用，“1980年代開始我經歷了很多事情，我一定要把這些寫出來�煂�后人研究我們這個時代會有很 多用處”。

　　這種矛盾和緊張感貫穿在不算過于漫長的談話中。另一個例子是，他說自己絲毫沒有用觀念去影響公眾的欲望，自己所做的僅僅是表達自己想要表達的觀念，“個人非常微小，不要以為你能夠影響多少人”，“我只講我知道的東西，它們能產生多少影響并不是我所能知道和關心的東西”。

　　當許紀霖開始說話時，你必須集中注意力才能跟上他不斷跳躍的話語。接近天命之年的他可以被稱為英�。荷聿母叽�，頭發(fā)略帶卷曲，五官鮮明，鼻梁高聳，面色紅潤。能表示出教授身份的是那副大號無框眼鏡和他的談吐。帶著上海話腔調的普通話中，不斷蹦出我們熟悉的大人物的名字，從胡適、張君勱、余英時、張灝到馬克斯·韋伯、丹尼爾·貝爾、以賽亞·伯林和阿爾貝·加繆。但與此不相稱的是，當他激動和表示憤怒時，往往提高了嗓音，毫不猶豫地讓一連串臟話從口中傾瀉而出，如他的同鄉(xiāng)秋瑾所言，“一聞此人，令人怒發(fā)沖冠；是可忍，孰不可忍”。理性和沖動，始終無法在他的身上把對方驅逐出去，雙方只好就此相安在這個學者身上，在不同的時候讓自己突出表現出來。

　　他訴說著自己對民主的看法、對五四的看法、對知識分子的看法以及對自由主義的看法。盡管自己也被人稱為是中國自由主義學術的代表人物，他卻輕蔑地將一些人稱為“自由主義老爺”。同時，像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一樣，他開始呼吁最基本的道德價值觀，以此來抵制或至少削弱經濟理性和市場原教旨主義這種當代中國社會的宰制性思維——和前兩位不同的是，他認為經濟理性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宰制性思維在中國尤其嚴重。他說，人們僅僅知道五四運動時期有“德先生�烡emocracy，民主�牎焙汀百愊壬��烻cience，科學�牎�，卻不知道還有一位“莫(moral，道德)姑娘”——這種追溯方法也像經濟學家強調亞當·斯密還著有《道德情操論》，或者是哲學社會學家強調康德的道德律令。這是中國歷史學家的強調方式，盡管沒有多少人知道，也沒有多少資料記載過這位“莫姑娘”。

　　華東師范大學之外的世界要喧鬧得多。2005年4月16日的上海格外熱鬧，街上聚集的人群和一所大學的教授們所要討論的精神生活有何關聯之處——華東師范大學思想所在當天進行著一個關于精神生活的課題討論。“可能你會覺得我今天面目猙獰�！痹S紀霖用一句話表示出了外界對他的影響。這位歷史學家早上九點鐘就從郊區(qū)的家中趕到市區(qū)，用了將近三個小時來觀看正在上演的歷史�！暗�是如果你改天見到我，就會發(fā)現我是另外一個樣子�！辈诲e，幾天之前在電話里，許紀霖仍然保持著文質彬彬的學者態(tài)度。

　　“暴得大名”

　　他推崇的中國在世的知識分子是王元化，并且視之如師。1988年，當68歲的王元化看到了一位名叫許紀霖的年輕人寫的關于知識分子的文章后，對自己的一位博士生說他非常喜歡。后來經熱心人介紹，這個年輕人在王元化家里第一次見到了這位在學術界有“南王”之稱的上海文化界領袖。許紀霖后來回憶說，當時到王元化家里的人實在太多，而他也已經記不清楚自己和王元化先生交談的內容。盡管如此，王元化的風骨談吐卻如磁石般吸引著這個年輕人。

　　七年之后，他把王元化身上這種氣質描述為：人道主義精神氣質和貴族之氣。他感覺到自己和這位思想界的領袖具有某種“精神契合性”。認識之后，許紀霖就將王元化視為師長和潛意識里學習的對象，不止在一個場合表示對王元化的仰慕，并且說自己在耳濡目染之間深受王的影響。

　　1988年，許紀霖31歲。自1982年大學本科畢業(yè)之后，他就留在母校華東師范大學任教，此時已是第五年。當年的許紀霖僅僅是一位在學術界初現鋒芒的小助教。當趙旭麓——中國近代史權威學者，1988年底過世——同樣因為喜歡許紀霖的文章，而把許叫到自己家里以勉勵后學時，許紀霖誠惶誠恐。當時的緊張他至今記憶猶新。而幾年之后，他已經被人贊譽為思想型的學者，新一代知識分子中的佼佼者，也是中國最具公共關懷情結的知識分子之一。

　　許紀霖嶄露頭角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對于中國來說是另一個思想解放時期。在一段長時間的冰封期之后，往往就會迎來一段熱潮，思想史的脈絡往往如此，如以賽亞·柏林所說的廣場恐懼癥和幽閉恐懼癥的交替。許紀霖后來在一篇文章中將這一段文化熱潮稱為“新啟蒙運動”。他將1984年——奧維爾筆下具有象征意義的年代——作為“新啟蒙運動”的起點。在這一年，中國文化書院成立。在這一時期在文化思想界同樣具有標志性的事件還有：1979年，《讀書》雜志創(chuàng)刊；1987年《文化：中國與世界》雜志出版；1988年上�！缎聠⒚伞穮部瘎�(chuàng)立等。歷史的吊詭就在于，除了《讀書》之外，當年的這些雜志和叢書在今天大眾中幾乎都寂寂無名；而當年經濟改革和思想解放中的風云人物在不到十年之后也被公眾迅速地遺忘。

　　許紀霖正是在這場文化熱潮中開始初露鋒芒。1987年，30歲的許紀霖在《讀書》雜志上發(fā)表了他的第一篇具有影響力的文章《從中國的懺悔錄看知識分子的心態(tài)人格》，這篇文章深為當時《讀書》的編輯部主任王炎喜愛。隨后，許紀霖又在“走向未來叢書”編輯組所編輯的《走向未來》雜志上發(fā)表了另一篇備受好評的文章《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歷史探索》。從1987年到1989年，這一時期許紀霖因為發(fā)表的一系列知識分子研究的文章而“暴得大名”。

　　但“暴得大名”和學術積累之間的緊張關系卻開始凸現。約稿不斷同許紀霖身上的“江南才子”氣質相投，但他卻感到學術積累日漸不足。而王元化也對他時有規(guī)勸�！拔腋杏X總是在重復自己，思路跳不出‘心態(tài)人格、心路歷程’這些東西，講來講去連自己都煩了”，許后來說。

　　緊張感

　　糾纏于許紀霖身上的矛盾感和緊張感，并沒有伴隨著他的學術水準日漸提高而消退。這種緊張感同許紀霖身處的一代知識分子群體有關系。

　　對于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存在著不同的分代方法。常見的四代劃分法是五四的一代、一二九的一代、建國前后的一代和四五的一代。研究知識分子的許紀霖自身也有一個劃代法，將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建國為分界點分為六代：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建國到文革17年)、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許紀霖身在其中的一代知識分子，無論是被稱為第四代也好還是后文革一代也好，都成熟于上個世紀的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熱潮時期。

　　“這一代知識分子先天不足”，許紀霖說。他們求學時碰到了劇烈的社會運動，即使學業(yè)沒有被中斷或后來被延續(xù)上，他們接受的教育也是意識形態(tài)濃厚、相對單一的。環(huán)境能提供給他們的資源相對較少，這一代人讀的文學作品和哲學書目都很相近，因為缺乏多元的觀念和學識供他們接觸。盡管如此，許紀霖仍然認為這一代知識分子是和“五四一代”最為接近的一代。五四一代知識分子被許紀霖認為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他們中的大多數擁有良好的傳統文化修養(yǎng)，同時有過在西方留學和生活的經歷，西學根底也很深厚。但是許所稱的相似并不是從知識結構層面來比較——在這方面，先天不足的一代和得天獨厚的一代自然無法相提并論。許所稱的相似，是指這一代知識分子在問題意識和激情方面同五四一代的相似。

　　但是這種相似卻也意味著這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體現出相似的矛盾，比如激情和理性的矛盾，比如知識分子和學者的矛盾。這種矛盾有時體現在不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爭論上——這在五四時期最為明顯，有時卻在一個知識分子身上造成緊張。許紀霖就屬于后者，并且因此而成為一個矛盾體。

　　首先是激情和理性的矛盾。許紀霖有一次在一所大學演講，完畢之后臺下一位同學站起來提問：“既然您研究過那么多的知識分子個案，請問您最喜歡的知識分子是誰？”許紀霖沉吟一會兒回答說：“胡適和魯迅�！焙�適與魯迅本就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中兩種類型的代表。胡適理性而魯迅激情，胡適強調建設性，魯迅則戰(zhàn)斗性極強。但這兩者卻都無法為許紀霖所割舍�！熬拖裥暮湍X的矛盾�！彼�說。

　　其次是知識分子和學者的矛盾。知識分子具有公共性，像中國的“士”，以天下普羅大眾為自己的關懷目標。而學者則強調要有學術上的建樹性。許紀霖坦率承認自己有“士大夫”情結。許紀霖說：“學者的要求和知識分子的要求并不一致”。“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有時候會對社會生活有一種介入。但是介入要有合理性。完全介入就變成了一個行動人。但是我歸根結底還是一個觀念人。我不是一個行動人，我還是喜歡做一個觀念人。但是我也不喜歡完全做一個學院派。如果你對日常生活的很多東西不感興趣，不去觀察的話，你怎么還能對歷史感興趣？歷史要靠你今天的感受去拯救它，把它救出來�！�

　　與此相關的還有精英意識和公眾關懷之間的矛盾。比如在考研究生的問題上，許紀霖承認學術研究需要挑選有學術天分的學生，導師要擁有自主權。但是與此同時，他也無法指責大眾“知識改變命運”的心理。后者所包含的功利因素對學術研究不是好事情，這為他的精英意識所排斥。但是“知識改變命運”卻是大眾來實現流動和改善生活的一個重要途徑。

　　還有一個矛盾是“刺猬”和“狐貍”的矛盾。希臘詩人阿基洛克斯遺留下的詩篇中有這么一句：“狐貍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以塞亞·柏林在他研究托爾斯泰的名篇《刺猬與狐貍》中針對“刺猬”和“狐貍”說：“這層意思竟且標顯了作家與作家、思想家與思想家，甚至一般人之間所以各成類別的最深刻差異中的一項。各類之間，有一道巨壑……”許紀霖這樣解釋思想家中的刺猬和狐貍：“一種思想家稱為刺猬型……刺猬只對自己所關心的問題有興趣，他把所有的問題都納入到他所思考的一個中心架構里面，最后他創(chuàng)造出一個很嚴密的理論體系……另外一種是狐貍型的思想家，狐貍對什么問題都感興趣，東張西望，沒有一個中心點，沒有興趣要構造一個嚴密的體系，他的思維是發(fā)散型的，他的思想在很多領域都有光彩，雖然彼此之間可能有點矛盾……”雖然兩種思想家在許紀霖看來并無高下之分，但是一個人身上同時存在兩種氣質卻會給個人造成緊張。比如以賽亞·柏林就認為托爾斯泰是一只總想做“刺猬”的“狐貍”。而這種緊張也在許紀霖本人身上存在。許紀霖認為自己個人氣質適合做“狐貍”，但他卻“特別羨慕和敬佩這些刺猬們”。

　　將近天命之年的許紀霖，試圖從自己的家族傳統中來尋找緊張之源。他描述說，盡管自己對傳統的家族說一向并不贊同，卻發(fā)現自己的家族傳統無意識地滲透在自己身上。許紀霖的出生地在紹興。他說這個中國南部的小城有兩種相互矛盾的傳統，一方面是江南的陰柔，另外一方面卻是士子的剛烈。許祖父的一系是紹興出名的師爺，而祖母的一系則是學者型知識分子。師爺的文采和學識博雜、學者型知識分子的嚴謹和學術專一性，這兩種家族傳統糾纏在許紀霖身上，或許是使許紀霖成為一個矛盾體的原因之一。

　　“你只需要告訴大家，許紀霖不僅是一個學者，還是一個知識分子�！痹S紀霖說。矛盾和緊張并沒有讓他過于不適，即使環(huán)境的壓迫也沒有讓他變成悲觀者，“我不能改變這個世界，但是我能改變我的課堂”，“退一步，做不成教授，我做自由撰稿人也養(yǎng)得活自己，寫不成東西，我也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養(yǎng)一條大狗、學打橋牌、學一門外語、寫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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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紀霖的學術生涯

　　許紀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是這個家庭移民上海的第三代。1975年許紀霖中學畢業(yè)，按照當時的規(guī)則，在姐姐畢業(yè)留城之后，他必須下鄉(xiāng)。在上海南匯縣的東海農場下鄉(xiāng)兩年期間，他做過木匠釘過樓板，也為大家做過廚師燒飯。在1977年的第一屆高考中，許考取了華東師范大學。1982年，許紀霖大學畢業(yè)留校任教，在華東師范大學政教系的中共黨史教研室研究中國民主黨派史。從1982年開始到1987年，是許紀霖經常對人提起的積累時期。留校之后不用給學生上課，這五年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圖書館中。這一段時期他也奠定了自己知識分子研究的基礎。民主黨派中的許多知識分子如黃炎培、沈鈞儒、羅隆基、章伯均、章乃器等成為吸引許紀霖的第一批知識分子。

　　1987年在《讀書》上發(fā)表第一篇有影響力的文章起，許紀霖開始了為公眾所熟知的學術生涯的第一階段：大量的知識分子個案的研究。

　　許紀霖學術生涯的第二階段是《中國現代化史》的編寫。在和學林出版社的編輯、華東師范大學校友陳達凱的交流中，兩人和許多中國歷史學者一樣，感覺中國近代史需要從一個新的角度重新描述：“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的變遷都是圍繞著現代化這一主題來展開的，這是中國近現代史的軸心問題”。他們意圖仿效劍橋史的編寫方式來編寫這套書。第一卷從1990年開始籌備，從全國遴選了二十余位學者，到1993年初稿完成，1995年第一卷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這套叢書的編寫并未繼續(xù)下去。除了現代化理論之外，許紀霖還在這幾年實踐中讀了很多哲學理論的書籍，借以為下一階段回歸知識分子研究作準備。

　　1997年年底，許紀霖接受上海師范大學邀請，到該校歷史系任教。在上師大任教5年期間，許紀霖先后訪問了香港和國外多所大學。這一階段也是許紀霖學術生涯的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一方面，他回歸到知識分子個案研究；另外一方面，借助國外的經歷，許紀霖開始對自己進行政治哲學的訓練，他將之稱為“背景知識的自覺研究”，因為他認為，研究政治思想史必須要有好的政治哲學訓練。到2002年的時候，許紀霖重返華東師范大學，參加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學術研究和組織工作，以及歷史系的教學研究。但是他的研究并沒有中斷，仍然集中在知識分子思想史上。(李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