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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
29歲時，費孝通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江村經濟》。這不僅幫助一名剛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青年在學術世界贏得了國際性聲譽，在整整42年之后，同樣是這本薄薄的小書，幫助已經白發蒼蒼的老人獲取了英國皇家人類學學會頒發的赫胥黎獎章。
像那一代很多杰出的人物一樣，出生于1910年的費孝通不僅身經20世紀中國種種磨難與挫折，更表現出那一代中國知識精英在面對這些挑戰時的生命力、智慧與道德勇氣。在《江村經濟》出版的1939年，中國的抗日戰爭已進入最艱難的階段，在書中，他飽含深情地寫道：“不管過去的錯誤和當前的不幸，人民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中國將再次以一個偉大的國家屹立在世界上。”
在20世紀的30、40年代，中國陷入有史以來最大的國家危機之時，中國的知識青年也開始努力地重新認識自己的國家。徹底否定傳統的方式，可以在言辭與情感的表達上獲得快感，它能摧毀一個舊世界，卻無助于建立一個新世界。比起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那一代知識分子，成長于20世紀30、40年代的新一代開始更多地借助于西方世界更為系統的學科方法，來觀察中國。借助于馬林諾夫斯基開創的人類社會學，費孝通通過對一個小小的村落的研究，試圖揭示中國廣闊、沉默的農村世界的秘密。
中國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所表現的風貌，似乎已成為曠世絕響。在1938年回國之后，費孝通先后在云南大學與西南聯大工作。在炮火聲中，幾千名年輕人與他們的老師，唱著歌，忍著饑餓，徒步從北京穿越中國，來到昆明的大后方，在空襲的警報聲中，他們創造了學術史上最繁榮的時刻。半個世紀之后，費孝通回憶起那段時光：“這一段時間的生活，是我一生里最值得留戀的。時隔愈久，愈覺得可貴的是，當時和幾個年輕朋友一起工作時不計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戰時內地的知識分子的生活是夠嚴酷的，但是誰也沒有叫過苦，叫過窮，總覺得自己在做著有意義的事。我們對自己的國家有信心，對自己的事業有抱負。那種一往情深，何等可愛。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鮮紅的，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社會學試圖解釋個體與復雜的社會網絡之間的關系。劇烈的社會變遷，是所有社會學家夢寐以求的題目。是全球市場與工業社會的興起，造就了馬克思、涂爾干與韋伯。而作為20世紀人類最壯觀的實驗場，中國是所有思想與學科最理想的主題。在被禁止這種探索整整30年之后，已錯過最旺盛的創造年華的費孝通開始幫助中國開創自己的社會學傳統。
他先后擔任過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等職務，還在一段時間出現在中國政治舞臺上。但這一切中，沒有什么比教書、寫作、實地研究更讓他興奮的了。
中國社會正從一個封閉的、鄉土的、傳統的社會，轉變成一個開放的、現代化的社會，正像他所說：“重大的社會改革理應在思想領域引起相應的激蕩，孕育一代文章。我們不應辜負這個偉大時代。”一直到90歲時，費孝通仍在繼續寫作。他在《萬象》雜志上發表的《重溫派克社會學》系列札記，借助于對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派克的描述，他似乎重又回到了自己的年輕時代，生氣勃勃地探索社會的秘密，充滿想象力地理解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你很難忘記那一幕場景，27歲的費孝通在倫敦經濟學院外鬧哄哄的街頭閑逛，躲在馬林諾夫斯基的討論會的角落里，他那蘇州口音的英語暫時還插不上話，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們操著各種口味的英語發言，他也經常聽不懂，他只好一個勁兒抽煙，在長期的煙霧繚繞之后，他似乎抓住了些什么。
我常對費孝通那一代人的親身經歷與智力冒險深感崇敬。他所留下的三項主要遺產，似乎已經失去了傳人。首先，他堅持一點，理解一般問題時，最好的方法是研究具體，但是在進入具體環節時，他又沒有忘記具體環節與更廣闊的整體環境間的聯系；其次，知識精英如何與大眾社會產生聯系，他既未躲藏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未丟棄自己的原則，知識既是用來改進現實社會，也是為了完善自我；最后一點是他們的道德勇氣。我從不相信，一個國家的精英階層只沉迷于眼前利益，缺乏更為超越性的目標，缺乏在面對壓力時對道德與智力原則的堅持，這個國家能夠取得什么偉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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