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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淮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按照中國的傳統，儲蓄是一種節儉的美德。對于一個國家或經濟體而言，高儲蓄率意味著經常項目順差(如果儲蓄率減去投資率大于零)，后者又意味著凈對外債權的增加。反之，低儲蓄率則往往意味著經常項目逆差和凈對外負債的上升。當今世界，美國堪稱是最不節儉的國家，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其國民儲蓄率一直在下降，2004年達到了11.2%的低水平。相
對應地，美國經常項目持續出現逆差且逆差的規模越來越大，結果，美國目前的凈對外債務余額超過了3萬億美元，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最大債務國。相反，中國則可謂節儉的典范：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民儲蓄率一直高于33%，2004年更是達到了44.5%的歷史最高水平，也是全世界的最高水平。表現在經常項目上，中國自1994年以來，經常項目持續順差，私人部門和官方持有的凈對外債權余額因此不斷擴大，2002年中國私人部門凈對外債權余額據估計達到了4360億美元，而官方外匯儲備2004年已達6099億美元。
一些經濟學家對美國缺乏美德的不節儉行為進行了指責，認為“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反映了美國私人和公共部門低的不正常的儲蓄傾向”，并且認為“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應通過刺激國內儲蓄來解決”(引自羅納德·麥金農和大野健一著：美元和日元——化解美日兩國的經濟沖突)；而順差國的政府官員們則對美國靠他們國家的貸款維持著高消費和龐大的支出而感到憤憤不平。
然而，這些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有沒有想過，如果美國一下子節儉了，世界將會怎樣？
我們知道，世界作為一個整體是一個封閉經濟，因此世界總儲蓄一定等于世界總投資。如果將世界經濟分為美國和其他國家兩個部分，由于一國的經常項目恒等于國民儲蓄減去國民投資，那么簡單的推導便可知道：美國的經常項目與其他國家的經常項目一定互為相反數。因此如果美國變得節儉了，經常項目出現順差，那么其他國家就必須變得不節儉，其經常項目就必須出現逆差。換句話說，美國不節儉和其他國家節儉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因此指責一個側面而不指責另一個側面是不正確的。
美國作為一個巨大的經濟體，其國內產出占據全球經濟總產出的34%，目前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12萬億美元的規模，并且每年還以4%左右的較高的速度在增長。每年如此巨大的產出，當然要有相對應的巨大需求，如果美國一下子變得節儉了，變得少消費了，例如美國的儲蓄率由目前的11.2%，一下子上升到目前中國44.5%的水平，那么美國每年因此多出的3.996萬億美元的國內產出就必須依靠其他國家的需求，即美國3.996萬億美元的產品將出口到其他國家(這是凈出口，如果美國同時還從其他國家進口的話，其出口的數額還會更大)。當其他國家的需求大量轉向美國產品的時候，對本國產品的需求便會不足，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這些國家的經濟便會出現衰退，失業就會增加……，對于實施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東亞國家而言，尤其如此。
因此，全世界，特別是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的東亞國家，都應該感謝美國的不節儉。美國的不節儉正是美國對世界經濟做出的貢獻，正是履行了世界經濟火車頭的責任。如果某一天，美國變得節儉了(經常項目出現順差)，其他國家就必須變得不節儉(經常項目出現逆差)，那會是誰呢？是中國？還是日本？我們必須問問：中國、日本或其他哪個國家已經做好接替美國，承擔世界經濟火車頭的責任了嗎？如果沒有，那么我們就希望美國不要節儉，至少不要那么快地變得節儉！
當然，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受到跨時預算約束式的約束，即凈對外債務(或資產)余額必須等于未來貿易余額流的現值，這意味著債務國的凈對外債務余額最終必須靠將來的貿易順差來支付，而不能永遠靠借新債來償還舊債。美國自然也不能例外。雖然美元作為關鍵國際貨幣的特殊性、美國資本市場的深度和流動性、以及美國相對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使得美國較普通國家能夠將貿易順差的實現推遲得更遙遠些，但畢竟美國承擔不節儉的責任也是有極限的。2004年，美國經常項目逆差達到了創紀錄的6450億美元(即2004年美國需要從其他國家凈借入6450億美元的資金)，經常項目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高達5%左右，對外債務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25%。顯然，世界經濟不能指望美國無限期地承擔不節儉的重負。
為了避免美國債務危機的爆發和美元急劇貶值的硬著陸局面的出現，其他國家必須參與分擔美國的不節儉責任。為此，國際政策協調是必要的(僅僅要求美國私人和政府減少開支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而匯率政策的國際協調便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那種認為匯率政策是一國的主權，與他國無關，不容他國干涉的主張是不正確的。在一體化的世界經濟中，各國經濟相互依存，一國的匯率政策會對他國的經濟利益產生影響，怎能說與他國無關？如果不進行必要的國際匯率政策協調，各國只按自己的目標函數行事，其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囚徒困境式的結局：自由貿易體系的崩潰和包括本國在內所有國家經濟增長的放慢或經濟陷入衰退。
注：本文發表于《21世紀經濟報道》4月18日，有所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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