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茲：中國必須追求公平發展

　　本報記者 林平

　　3月18日下午，晴朗無風。

　　在北京大學校園里，一個男生向記者打聽：“萬眾樓怎么走？”

　　這個名叫閆超的男生是中國人民大學會計專業二年級的學生。像他這樣的前來聆聽斯蒂格利茲演講的外校學生，一路上絡繹不絕。離演講開始還有半個小時，偌大的會議室里已擠滿了人，就連過道都是人滿為患，而人們還在不斷涌入。

　　下午兩點，北京大學副校長吳志攀和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陪同一個長著灰藍色的眼睛、大胡子，頭頂上白發稀疏的外國老人從后門走上主席臺。

　　“他是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茲。”林毅夫介紹說。這位個子不高的“巨人”站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講堂上，侃侃而談近三個小時，表情熱烈而精神勃發，絲毫不顯62歲老人所常見的老態。

　　“例外” 獲諾獎

　　“一般來說，只有被認為觀點是錯誤的人才會得到諾貝爾獎，而觀點正確的人不會得到。去年我見到他，他說他是一個例外。”林毅夫笑言。

　　斯蒂格利茲的學術生涯應該算是少年得志一帆風順。他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博士學位時年僅23歲。27歲時他成為耶魯大學的終身教授，1972年， 29歲的他當選為美國經濟學會的會員。1979年，他提出了導致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現代經濟學最優理論的非均衡量，當年即被授予John Bates Clark獎(該獎兩年一次由美國經濟協會授予40歲以下的杰出的經濟學家)，一舉奠定了他在經濟學界的地位。

　　成名之后，斯蒂格利茲成為美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競相邀約的對象。在克林頓執政期間，他是國務院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后期成為委員會主席)。1997—2000年，他擔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據說由于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意見相左，他提前卸任世界銀行的職務。

　　2001年，約瑟夫·斯蒂格利茲(Joseph E. Stiglitz)由于在“對充滿不對稱信息市場進行分析”領域所作出的重要貢獻，與他的同胞喬治·阿克洛夫和邁克爾·斯賓塞分享了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1982年我就覺得他應該得獎，卻一直等了20年。”林毅夫介紹說。

　　這個獎項為何姍姍來遲？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陳平教授的話說，“他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他還是一個革命者。”

　　從斯蒂格利茲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對經濟學的很多基本假說和定論提出了質疑。比如他批評傳統經濟學的市場假說建立在靜態的前提下，根本沒有考慮信息的不對稱性。“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但往往是不完善的。所以，看不見的手，其實根本就沒有這只手，不是看不見，是沒有這只手，這個市場效率是實現不了的。”他笑得像一個推翻了多米諾骨牌的孩子。

　　當有人問他，“你覺得自己最終的貢獻是什么？”他說，凡是一個信息看不見的時候，這就是一個革命性的機會。

　　或許和主流經濟學意見相左是他不能被廣泛接納的原因吧。

　　發展要公平

　　“可持續發展”對于中國人來說是一個近年來才頻頻被提到的詞。在斯蒂格利茲眼中，市場經濟發展的目標不僅是可持續發展，而且還必須加上“公平”二字。

　　“可持續的公平的發展，可持續的意思不是這幾年發展了，然后就進行衰退，不是這樣的。所以，我們的政策不能只是(注重)短期增長，應該說是(追求)可持續增長的。還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如果社會上有很大的不公平(存在)，那么經濟的政策也無法長久下去。人們就需要一個新的變革，所以社會(公平與否)的影響不能忽視。”

　　斯蒂格利茲突然話鋒一轉，對私有化表示了極大的擔憂。“私營化可以產生重大的影響，經濟效益也要照顧所有的股東。是許多人讓這個公司成功，不光是股東，工人和供應商都做出了貢獻。所以，這需要一個完善的信息，包括合同方面，這是很重要的。”他警告說：“把所有東西都私有化是很危險的。在美國，私營市場扮演著主角，后來發現私人經營的監獄條件非常的差。私營化走得太遠，確實會產生問題、造成災難。”

　　同時，他希望中國在環境保護、資源、環境等方面承擔更多的責任。“環境問題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面。經濟的增長對環境會產生影響，如果這些溢出的效應不加以解決，經濟的目標將難以實現。”他說，只能通過法規對環境進行保護，“我認為中國現在的發展是靠消耗大量資源實現的。比如建房子、修路、生產汽車，這些發展都是資源消耗的，會對環境造成影響。中國處于資源消耗的階段，而市場并不能保證這個資源合理的使用，政府必須干預，使資源得到合理的運用。”

　　他舉例說，中國目前的汽油價格非常低，帶來了一些環保問題。如果提高油價，大家更會注意到節能，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只靠汽車工業這是辦不到的。

　　他還為中國在農產品和金融服務上“支招”。

　　“歐盟和美國對農產品進行大量的補貼，中國的農產品進入世界市場面臨的競爭壓力非常大，惟一的辦法就是提高生產力，抵消國外對農產品的補貼。”

　　“金融服務對經濟增長非常重要。在市場開放的時候，外國公司和銀行容易進來，卻不了解當地的情況和當地的中小企業，外國銀行更愿意與IBM這樣的跨國公司合作。”他介紹說，19世紀，美國以立法來引導金融業的業務和發展。通過這種“普遍社會方案”的方式，讓銀行到各地去經營，金融服務就會面向偏遠地區、面向農村，不光是針對大城市了。“中國也要采用一些新的方案和辦法加強競爭力，包括解決過去的遺留問題。中國的金融服務眼睛不應該只盯著大城市，而應該擴大服務的基礎和范圍，走出大城市，面向偏遠地區、面向農村。”

　　儲備降低風險

　　斯蒂格利茲對中國經濟寄予了厚望，認為“中國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對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繁榮越來越有影響，特別是對亞洲國家”。同時他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可以抵御外國的保護主義，但中國同時也面臨著新的挑戰。

　　“別的國家更容易進入中國，中國也更容易進入別的國家，包括市場、資源、技術，都越來越容易獲得。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中國在短期和長期如何應對這個風險是要慎重的。有的風險是很難抵抗的，無法以購買保險來解決。”他說，有些國家缺乏石油資源，油價下跌時，其費用就下降，一旦油價上漲，就會影響其GDP，進行石油儲存是降低這種風險的好辦法。

　　儲備系統也同樣面臨挑戰。儲備的匯率有時會產生扭曲，通貨膨脹使得貨幣貶值，儲備貨幣必須考慮這個因素。他警告說： “不能只依賴美元進行投資組合，而需要實行多元化”，因為“美元貨幣在削弱。美元疲軟的底線在哪兒？誰也不知道”。

　　斯蒂格利茲說，美國的貿易赤字每天以200萬美元的速度增長，這是宏觀現象，跟匯率沒有關系，目前還不知道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匯率的改變，不會從根本上解決宏觀的問題。當然如果匯率不穩，也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目前的儲備系統維持太長久了，我預測不出來哪天它會垮掉。”由此，他建議亞洲要搞自己的儲備系統，“中國能夠(從中)發揮獨特的作用，這點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