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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黃／文
近日，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劉福垣再次強調他多年來堅持的一個觀點：目前我們在公有制理論認識上存在誤區。他說國有企業改革的提法并不準確，準確的提法應該是國有資產管理運營體制的改革，其實質是，改革的對象不是企業，而是政府。一段時間以來，由于我們在理論上沒有完整準確地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關系，在企業制度
上背著公有制、按勞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思想包袱，一直把使用國有資產的具體企業當做改革的對象，沒有把改革的重點放到國有資產的管理運營體制上，所以在實際的改革進程中總是以犧牲國有資產為代價，總是被“私有化”的大棒打得左躲右閃。
劉福垣認為，首先，我們必須明確：生產資料公有制并不能確保企業的公有制，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并不能確保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他說，企業的所有制是由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決定的，而不是由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決定的。公有制企業必須是勞動者等量占用生產資料、按勞分配、等量扣除的企業。按這一定義，劉福垣認為，只有集體經濟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有制經濟成分。
因而，不能把國有企業籠統地看做是公有制的經濟成分。無論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還是堅持企業公有制為主體，都不能確保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
第二，劉福垣說，我們必須突破公有制加按勞分配等于社會主義這個想當然的公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已經轉化為商品，只能是按要素分配為主，不可能通行按勞分配原則。按勞分配只能是集體經濟內部的分配原則，其他任何企業實行按勞分配都必然侵犯企業主的產權。他提出，目前許多所謂效益好的國有企業職工的高工資，實際上是侵犯了全民的產權。銀行、能源等壟斷行業職工的高收入是利用按勞分配的形式瓜分了壟斷利潤。
既然國有企業不是公有制企業，也不能按勞分配，那么社會主義在哪里？社會主義不在企業里，不在直接生產過程按要素分配的經濟關系之中，而是在社會生產總過程中，在二次分配中剩余價值歸社會占有的份額里。劉福垣提出，剩余價值歸社會占有的比重，或者說，當社會占有的剩余價值超過50%之后，市場經濟就可以稱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全民土地的地租、全民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扣除工資開支之后的政府稅收收入的總和只要超過全社會剩余價值的50%，市場經濟就具備了進入社會主義階段的經濟基礎。在這個條件下，建立了全覆蓋高保障度的、納入財政預算的、按需分配的、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我國的市場經濟就是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劉福垣具體闡述道：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和私有化都屬于超經濟的政治概念，不是經濟范疇。把目前國有企業使用的全民生產資料出售給自然人或法人是市場經濟中的正常的交易行為，把全部國有生產資料都出售，也不是什么私有化，而是把全民資產都轉化為金融資產從企業中剝離出來。
此外，目前我國的國有資產占全社會資產的絕大多數，只要不丟不失，正常按要素分配，穩步增值，在現代化完全實現之前在全社會資本中占主導地位是不成問題的。特別是我國全民資產中占絕大多數的土地資產，只要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能夠得到完全的實現，它就成為確保大部分剩余價值歸社會占有的決定性因素。同時，只要我們能通過二次分配手段確保剩余價值的大部分歸社會占有，企業資產都是私有財產也沒有什么可擔心的，分配才能保證所有制的最后實現。
劉福垣說，我國所謂國有企業的真正企業主是企業的實際經營者，不是自稱出資人的政府。雖然生產資料和貨幣是政府代表全民委托給經營者的，但生產資料和貨幣是在這些實際經營者手中轉化為資本的，是他們把勞動力商品轉化為企業可變資本的，是他們使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結合形成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所以，企業實際上是經營者的，政府實際上只是企業主的債權人。在企業創立階段，政府投入了一定數量的資金，組織部門選派了干部，但是有了這兩種要素，還沒有企業。企業資本的循環周轉和擴大再生產的經濟過程是這些干部建立的。劉福垣說，為什么近年來，企業“高管”侵占國有資產的犯罪率越來越高，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勢？個別人出問題是哪個國家都避免不了的事，但我國目前這類事情發生的如此之多，發生的頻率如此之高，范圍如此之廣，肯定是制度有問題。在市場機制面前，靠政治道義，靠奉獻精神是不能持久的，企業經營者貢獻和收入的失衡必然引起心理上的失衡，極易突破政治道義和法律防線。(24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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