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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經部副部長隆國強
本報記者 冰島
經過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的產業水平、經濟實力及綜合國力大大提升，尤其出口導向戰略的實施，使中國的進出口、吸引外資及對外投資額連年升高，直至2004年進出口高達
1萬億美元以上，吸引外資606億美元，非金融類對外投資36.2億美元，帶動國內GDP增速持續運行在高位，創造出全球視線里的中國發展奇跡。
但奇跡出現的同時，我們的發展環境、貿易環境也在變化：政治局面更加復雜，貿易摩擦不斷增多，資源類產品對外依存度不斷升高，而且中國正面臨市場全面開放，各種競爭會日趨激烈。這說明中國新一輪的經濟增長，將在一個艱辛的環境里完成。
面對這樣一個大背景，外經貿要想繼續高速發展，必須調整發展戰略。雖然這個戰略該怎么調整市場曾掀起談論熱潮，政府也在尋求戰略突破點，但無論思維有多少，戰略內容和水平必須全面升級，實施手段更強調系統科學，戰略調整涉及的范圍、問題、深度將前所未有。這既是政府面臨的新課題，也是必須解決好的問題。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在新一輪經濟發展中，保持和平、穩定、高效的發展環境，才能在新一輪產業分工中占據有利位置，才能在各種復雜國際問題面前，發出有力聲音捍衛自己。
但這個戰略到底該怎么調整？應立足什么視角和目標？哪些內容該擴展深化？哪些新內容該納入？本報記者就此對我國著名外經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經部副部長隆國強進行了專訪。
記者(以下簡稱記)：隆部長你好！當我國進出口超過1萬億美元以后，政府正在尋求新貿易增長方式，如已對部分紡織品增加出口關稅，但新貿易增長方式必然要求對現行外經貿戰略進行調整。從大框架來看，你認為調整思路該怎么確定？調整內容都包括什么？
隆國強(以下簡稱隆)：這個問題很大，我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應該有以下幾個判斷：
第一，外經貿活動是一國實現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國實現總體發展戰略的重要手段，發展外經貿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未來的外經貿戰略調整，應緊緊圍繞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和戰略，為順利實現這個戰略目標服務。
第二，從以往經驗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不斷在開放中謀發展。
過去的25年，無論是在某些部門實施出口導向戰略，還是在另一些部門實施進口替代戰略，本質上都是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環境中尋求發展機遇。回過頭來看，實行開放的行業成效更顯著。如IT行業之所以成為中國第一大行業，靠的就是開放，依靠大量吸引外資，貿易上大進大出。尤其入世后簽署的《信息產品協定》，實現了IT產品貿易自由化，大大促進了IT產業發展，使我國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形成世界級IT產業集群。外商之所以對我國IT行業大規模投資，一方面是因為我國已具備成為出口基地的條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國國內市場巨大。IT行業發展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全球經濟一體化確實可以帶來很多新發展機遇，只要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把握好這些機遇，就可以加快發展步伐。
縱觀我國不同產業發展歷程，可得到這樣一個啟示：越開放的產業發展速度越快，技術進步越快，國際競爭力提高得也越快。因此在新發展時期，應堅定在開放中謀發展的信念。
第三，要正確把握未來經濟發展對外經貿提出的新要求。
未來10至20年，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期，我國人均GDP將翻兩翻。回過頭來再審視自己，你會發現我國的發展基礎與以往相比已有很大不同：發展基礎越來越牢固，面臨的制約也越來越突出。
從發展條件看：經濟實力大大增強。我國已成為全球第六大經濟體，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大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總體框架基本確立。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時，社會將進入快速城市化和消費升級階段，再由城市化和消費結構升級引導產業結構加速升級，這會帶來更加龐大的內需市場，支撐起中國經濟的未來；從發展的制約因素看，主要是資源和環境的約束。國內原有資源在經濟體量小時還可以支撐，經濟體量大時就顯得越來越缺乏，經濟越增長資源越緊張，環境壓力越大。過去兩年礦產資源全面漲價，就反映出資源不足的國情。對外部資源和能源的依賴也會越來越重。我國人均資源占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礦產占有量約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面積、人均水資源量約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積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6；人均石油、天然氣和煤炭量分別為世界平均值的約1/10、1/20和3/5。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支撐力問題日益顯現出來。
有一個預測：到2020年，我國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將高達58%，鐵礦52%，猛礦38%，銅82%，鉛52%，鋅69%，主要能源和經濟資源對外依存度都很高。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采取對外開放戰略。此時外經貿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確保把缺少的資源買回來，首先要具備支付能力，這就需要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出口保持在相當水平上，才能使國內市場所需資源得到供應。其次是保證海外資源穩定供給，可通過期貨市場或控制海外資源生產來實現。最后是保證資源運輸安全。這一切都對未來的外經貿提出更高要求。
中國必須實現可持續發展。
科學發展觀、新型工業化道路，都是針對中國國情的。后來又提出五個統籌，但五個統籌中的最后一個、即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與前面四個統籌不一樣，只有做好對外開放，才能對前面四個統籌形成保障。現在又提出建立節約型社會，溫家寶總理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又明確提出：要用科學發展觀統籌一切工作，這都是經濟發展的現實要求。
現在我國能源消耗比過去低很多，如1971至1999年我國單位GDP耗能量下降68%，但國際平均下降27.7%左右。
過去幾十年我國資源利用率雖快速提高，但仍是基于粗放型經濟增長前提下的提高。如礦產資源總回收率是30%，比世界水平低20個點，說明資源利用率低，浪費嚴重。在資源受約束情況下要想推進現代化建設，唯一出路就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樣發展才能可持續，才能讓國際社會不那么擔心。
中國不可能像歐美那樣消耗能源，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與國際社會的合作，進口能源和設備，加強技術交流，提高能源利用水平。如能在2020年達到歐美現在的能源利用水平，資源壓力就會大大緩解。環保方面的國際合作也很重要。所以說外經貿從傳統創匯、進口出口、區域合作、再到今天的全球化，各層面、各領域都面臨全新環境，每一個領域都要有正確戰略來引領。只有這樣，才能保障中國在和平環境中崛起，這應當就是開放條件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這一點和以前相比變化最突出，也是新發展階段帶來的一個新變化。
第四，要結合我國在全球經濟貿易體系中地位的變化，準確把握新形勢新問題，調整外經貿戰略與政策。
我國已是世界重要制造基地，在全球產業分工中地位不斷提升，已成為貿易大國，但出口產品中高附加值產品所占比例不高，加工貿易在華價值鏈不長，貿易摩擦日益增加，出口環境日趨嚴峻。
貿易摩擦進入高發期是最突出的問題。出口量小摩擦就小，出口量大摩擦就大。目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已同時感受到來自中國產品的競爭壓力，所以才會發生紡織品64個國家簽署協議限制我們，才會出現西班牙燒鞋事件。這些極端事件是一個警示：我國出口環境已十分嚴峻。
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長需要加強與國際社會的交換；另一方面發展面臨的矛盾越來越深。未來20年雖然是發展機遇，但這個機遇需要去創造，需要中國與國際社會實現良性互動。
要想這個互動是良性而不是惡性，就必須實現自身與國際社會共贏式發展。一戰和二戰之所以發生，本質原因都是由于新經濟大國的資源或市場需求，不能通過市場交換來實現，最終走向戰爭。今天的國際社會能否和平地接納一個國家崛起，需要國內外的雙邊智慧。從這個角度去看未來的外經貿活動，就是關系中國能否和平崛起的大事。各層面因此都需要采取正確戰略，不僅為自己，也要為國際社會創造發展環境。
記：面對一層又一層的制約因素，我們該采取什么應對之策？
隆：眼下最迫切的，是要切實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再以低價產品搶市場，阻力會越來越大。人均GDP增長后，相對比較優勢也要變化，出口產品背后的分工地位提升很重要。現在所講的優化貿易結構和出口結構，增加高附加值產品，都是一個意思，就是要以質取勝，未來外經貿對以質取勝的要求會更加迫切。首先要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和技術水平；其次是維持良好外部環境，這里涉及很多工作，如在新一輪貿易談判中，推動建立穩定的全球貿易環境，發揮建設性作用。
記：建設性作用以往發揮得不好嗎？
隆：還不夠，更加開放、更加自由的全球貿易體系，對中國的發展環境利大于弊應當成為共識。
過去我們老怕進口沖擊國內工業，尤其國內一些生產企業最怕進口沖擊。如果站得更高一點來看，答案就不一樣。中國現在有競爭力，如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相當強，被國際社會視為全球制造基地，現在不是我們怕別人，而是別人怕我們。盡管個別產業競爭力較弱遭遇沖擊無法避免，但國家應站在更高的高度上，不能被少數利益集團所左右。在新一輪貿易談判中，我國應該發揮更加積極的建設性作用。
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非常快。東亞本來在區域貿易安排方面非常“安靜”，因為東亞經濟體出口的主要市場長期以來主要在歐美。但中國入世前夕提議與東盟搞自貿區，一石激起千層浪，將韓、日激活，推動了區域貿易安排的多米諾骨牌。中國已與港澳分別實施了CEPA，與東盟開始自貿區談判，這些安排很重要，有利于穩定周邊。同時還要加強與其它經濟體的自貿區安排，尤其要和資源、能源出口大國加強這種安排。如海灣產石油，澳大利亞產礦產品，這都是我們未來發展最需要的能源和資源。同時還要和重要出口市場加強合作。
記：為什么這種系統性和前瞻性都很強的思維，市場所見不多而且沒形成主流？
隆：認識是需要慢慢統一的，我們今天所談的是未來20年、50年中國崛起需要的應有戰略和該做的事，與就事論事不一樣，所以外經貿不是其本身的事，是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所需保障的一部分。外部是全球化，內部是資源嚴重不足的國情、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這一切都對外經貿提出更高要求，要歷史地、全面地、科學地做出判斷，大方向上要保證不出偏差。
記：現在基本上是缺什么買什么，還沒有形成一個系統進口戰略，以及為實現進口戰略而建立的整套經濟外交政策。
隆：戰略形成需要過程，這套戰略現在處在邊走邊看邊認識邊探索階段，但方向已經清楚。
今后對進口要更加重視。以前是從保護國內產業角度看進口，現在必須重視共贏。
中國是資源不能自我保障的國家，這就決定其必須采取開放戰略，這是中國式的發展道路，中國迫切需要國際社會，國際社會也需要中國，現在看這些問題自身必須更加清楚。
記：現在對這些問題聲音比較多。
隆：討論可以集思廣益，但對于已經達成共識的基本判斷，不應再有反復。我想從決策層到執行層，對一些基本問題的認識是堅定的。
記：有專家認為在這輪外經貿戰略調整中，四大戰略應首先予以調整：有的應全面深化如“大經貿戰略”，有的應盡快增加新內容和實施政策，如“多元化戰略”、“科技興貿戰略”。對四大戰略這些年的實施情況你怎么看？如果調整應增加什么內容？實施手段怎么出？
隆：四大戰略提得都很好，但不同時期重點不一樣。
“大經貿戰略”原來是強調發展貿易要與國內發展相結合，超越了出口創匯這個狹隘概念，將外經貿放在全盤來考慮。這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外經貿要服從整體發展戰略；二是要不斷拓展外經貿發展內容。這一戰略提出前，只是強調出口、外經合作與利用外資。隨著開放不斷深化，該戰略已遠遠超出這些概念：如在服務貿易領域需要進出口兩方面戰略；貨物進口要更加關注；從利用外資到對外投資等。
“大經貿戰略”涉及的內容越來越寬，要與時俱進加以調整補充。如長期以來利用外資基本都是外商在制造業直接投資，對服務貿易投資很少。入世后服務貿易領域大幅度對外開放，同時外商投資方式也在擴展，從新建投資擴展到并購，國外機構投資者開始進入國內資本市場。國內企業海外上市也是利用外資的一個重要方式。問題是雖有一些國內企業選擇海外上市，但目的只是搞點錢。我們對企業行為及海外市場研究得還不夠，如什么樣的市場適合出去融資？到哪融資？怎么監管？都需要加強研究。很多新領域新問題需要納入“大經貿戰略”，如服務領域的開放、企業到海外發債券、區域貿易安排等都是新內容。要加強對這些領域的研究。進口問題也需要研究。
中國確實存在出口市場相對集中問題，“多元化戰略”就是針對這種情況制定的，希望以此克服出口市場過于集中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但美日歐全球市場份額高，出口市場集中于此也不奇怪。但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如美國與鄰國貿易量大，加拿大和墨西哥出口嚴重依賴美國市場，這種嚴重依賴有時就要看美國眼色行事。中國是大國，與美國之間這么大的逆差量，隱含了多種風險和矛盾，在各種談判場合處于不利境地，因此的確需要考慮市場多元化。但要從根本上解決中美逆差問題，短期內不可能，依然會出現進出口不平衡狀況。因為這個問題的實質是東亞地區對歐美貿易不平衡：日、韓、臺對中國有順差，中國又對美有順差，是東亞地區長期依賴歐美市場，現在卻通過中美之間的逆差表現出來。
印、俄、拉美等新興市場需大力開拓，除傳統產品外，家電、通訊設備、運輸工具甚至汽車等都可以出口，可滿足新興市場需求，政府應大力引導企業去做。“多元化戰略”的重要性未來將不減當年，尤其在貿易環境日趨嚴峻的情況下。只有提高出口產品市場競爭力，“多元化戰略”才能有明顯成效。過去是受制于產品競爭力，“多元化”成效不顯著。現在我國可提供的產品越來越豐富，有了適合不同市場、不同層次消費者的出口產品后，很多以前難以進入的市場現在就能進入。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產品可以輕易進入這些市場，仍需政府和企業聯手奮力開拓。
“以質取勝戰略”和“科技興貿戰略”，強調的都是產品結構升級，“以質取勝”更基本一些。
原來我們的出口產品質量和檔次都很低，所以才強調“以質取勝”，后演化出“科技興貿”，這兩大戰略現在可以并到一起。
其實現在外經貿還要擔負起 “貿興科技”任務，通過擴大開放發展貿易來促進國內科技水平提高，“貿興科技”這個戰略對外經貿要求更高。
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中的分工地位，需要“科技興貿”來實現，但這是個互動過程，不能單方面理解。外經貿應在全新觀念下，通過“科技興貿”，最后達到增強國力的目的。
從手段上說，一要借鑒現成經驗；二要遵守規則，但一定要將“科技興貿”與補貼區別開來；三要注重知識產權保護。
記：第三個問題最頭痛，引起的問題和麻煩越來越大。
隆：知識產權問題中國現處于不利地位，對未來發展制約也越來越大，如出口技術含量高的設備，涉及的知識產權就很多，傳統產品專利較少。發達國家就是要利用知識產權這個工具，第一獲利，第二限制我國同行業企業發展和產品出口，打擊競爭對手。面對這些不利形勢，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將變得對人對己同樣重要。
記：這個問題有沒有好的思路去解決？
隆：很困難，現在對這個問題還有點束手無策。從政府來說必須研究解決辦法，因為問題繞不過去。別人除了有專利外，商業手段也很老道。海信商標在海外被西門子一個下屬公司搶注，很多中國人都認為這種小人行為，怎么會發生在西門子這種有名的大企業身上，這只能說明中國企業對基本的專利競爭還不懂，加之各國法律有很大差別，中國企業要想弄懂就更難。在這種事情上政府應該有所作為，現在作為還不夠大，只是重視程度提高了，但從重視變成有效行為的能力應加強。這需要人才培養，需要大批專家，需要加強對各國法律的研究。
記：這是個系統工程，應在政策調整時包括進來。
隆：日本曾講貿易立國，知識產權立國。中國是不是也可以借鑒這個經驗？全球化時代，知識產權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分工地位。
記：我國真正懂知識產權的人太少，對這個問題的正確思維也就很難形成主流。
隆：有些人總認為搞知識產權會抬高發展成本，當前將這個問題放在什么高度還需要研究，但在“科技興貿戰略”中，應加入知識產權保護內容。
記：政府雖然一直倡導“走出去戰略”，但更多的還是指商品項下，對于資本大量進入海外市場不一定很提倡。但從最近商務部貿研院的一份報告中我們看到，中國企業對海外市場的戰略性投資欲望正在上升，一些并購案的資金額也越來越大。政府該怎樣在新一輪競爭中，對“走出去戰略”做一些調整，出臺一些得力措施培養自己的跨國公司？
隆：“走出去戰略”非常重要，因為中國主要目標是從經濟大國變成經濟強國，但沒有跨國公司的國家能是經濟強國嗎？
跨國公司有幾層含義：誰在配置資源？誰在主導經濟規則？誰是經濟主體？這一切正是跨國公司。從傳統看，老牌跨國公司的發韌與今天的新興跨國公司有差別。老牌跨國公司當年的跨國經營主要為獲取市場和原料，后演化為全球配置資源，強化優勢，所以傳統理論講跨國公司要有所有權優勢。
但在全球化形勢下，新興跨國公司并不需要完全具備所有權優勢才能實現跨國經營，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可能正是通過跨國經營來彌補自身不足。如華為在世界電信設備制造上是中國的驕傲，但它曾缺乏自有技術，就到諾基亞老家去搞一個研究所，雇用的工程師很多曾在諾基亞等公司效力。同時在印度成立1000多人的研究所，發揮印度軟件業的長處。通過跨國經營，華為逐步形成了一定的技術優勢。中石油缺資源就出去找油。新興跨國公司不是有了很強的競爭力再出去，而是具備個別優勢就出去，將原有優勢與跨國經營獲取的新優勢相結合。如華為有制造優勢，和海外研發結合起來就形成新優勢。只要在全球配置資源再將其有效整合，就是新興跨國公司。
從國家層面看，要想提升全球分工地位，必須有自己的跨國公司，而且未來外經貿形勢嚴峻，必須依靠跨國公司尋求資源。各國現在都到中國來投資，這可以加強與投資東道國的關系，可以緩和矛盾，也是經濟外交，所以“走出去戰略”對中國未來的發展，非常重要。
記：你曾在“該怎樣認識外貿發展過程中的六大問題”一文中，提出中國應開始自己的跨國公司培育試點，這個試點該利用什么政策和手段去培育？
隆：我想主要是兩個層面：一是便利化。就是消除制約試點企業在全球高效配置資源時體制和管理上的障礙，讓資金、信息、管理人員、貨物等能通暢地出入境。體制改革試點成功后，可向更大范圍的企業擴展，讓更多企業享受跨國經營的便利；二是集中使用我國已出臺的各種扶持“走出去”的政策和資源，提高政策效能。各國對本國企業對外投資都有一些扶持政策，我國這些政策基本上符合WTO規則。
記：“走出去戰略”該怎么調整？
隆：首先是對“走出去戰略”給予應有重視；其次是制定對外投資戰略，對具體產業和具體國別加強指導。近年來有關部門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再次是鼓勵、扶持和服務；最后是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
記：現在的“走出去戰略”主要有什么政策？
隆：有鼓勵有限制，但不系統效果差，對外投資的監督也不夠，服務沒跟上去，扶持力度不夠大。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對政府提出期待，政府應有所作為。
記：中國企業走向國際市場時，面臨的貿易摩擦及政治性風險不斷加大，這兩大問題雖在中國崛起過程中是必然，但我們已有的一些保障和解決措施是否存在缺陷？在這個問題上，哪些政策和措施亟待出臺？
隆：需要一整套政策跟上來。現在人家通過設置各種貿易壁壘對付我們很正常，13億人口的國家在地球村里崛起，會打破原有利益格局，誰都懷著驚恐的眼光看你，人家看到的是你在搶市場份額，肯定會搞一些封鎖。要想不沖破封鎖就得到發展機會不可能，市場就這么無情。
對中國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是怎樣將中國威脅論變成中國機遇論，以此贏得良好外部發展環境，包括輿論環境。如從貿易爭端變成心理和輿論恐慌，什么人都開始怕你就很麻煩。如能讓國際社會在思想上了解中國崛起是大家的機遇，才是成功的經濟外交，但這需要多層面的工作。
為什么強調市場多元化？就是避免對單個市場沖擊太多。為什么強調以質取勝？也是要達到這個目的。美國出口比中國多，為什么全球都不恐慌？就因為它那些高技術產品像軟件一樣，裝在產品里面看不見。所以中國要想發展，還是要從終端向上游延伸，但這個延伸需要通過幾大戰略來完成，還要從理念上與國際社會形成互動合作實現共贏。這不是口號，是實在的事。要共贏而不是通吃天下，這就是中國一直在尋找的和平發展之路。
從羅馬帝國到兩次世界大戰，都是以戰爭解決新興國家的崛起。而我們尋求的和平發展是一條新路，通過交換實現交易雙方互利，在擴大出口時也能擴大進口，這樣才能逐步將摩擦變成企業間、國家間的合作，才能不在激烈的摩擦面前退出市場。
政府應用更長遠眼光來構建良好外部經貿環境。如在多邊貿易談判里面推動建立更加開放的貿易體制，高舉自由貿易大旗，那么誰想針對中國制造貿易壁壘，難度就會增加。區域貿易安排也更顯重要，雙邊要去談合作，區域協定里爭取更主動更有作為。國家層面的合作，會給企業創造好的發展環境。當然還要建立預警系統。
記：這個預警系統現在有嗎？
隆：有，但不完善。與此同時還要建立摩擦的反應和解決機制。如歐洲打火機案，我們的企業知道信息時已經很晚，浪費了大量寶貴時間。如當時政府能在預警系統里反應，這個問題解決起來要容易得多。
預警系統有反應有問題后，就要采取措施：一是提醒企業，加強協調，預防貿易摩擦出現；二是一旦摩擦出現，政府就要出面磋商，從雙邊到區域，通過多個層面去解決。今后貿易摩擦會越來越多，政府和企業必須直面它解決它。有了這套系統，政府能做的事就可以去做，剩下的就是商業層面的問題了。
記：即使有了這套系統，還要有高水平的國際競爭法專家來配套，而現在我們缺少這類專家，其次缺少專業法官，兩大空缺就使企業的許多摩擦訴訟變得荒誕了。
隆：現在一些事是官員不懂，法官不懂，老板不懂，但不能長時間重復同樣問題。如通過DVD這件事，可將相關知識弄懂。但要想做好這些事，政府和協會必須培養人才，這也是摩擦解決系統的內容之一，但人才培養需要漫長過程。
記：這些問題為什么會在戰略層面缺失？
隆：對一個政府來說需要完成的目標很多，分輕重緩急，會有優先目標。今天我們談了這么多問題，有些肯定不在國家優先目標之內，所以不可能在各個層面上都得到完善。系統的建立也是個逐漸的過程，不能說入世三年了，政府怎么這些事還沒做好？
記：這樣看來1萬億以后中國的外經貿戰略調整，重在強調以質取勝，強調落實科學發展觀，無論在全球層面，還是在區域、雙邊層面。在新發展時期，在愈來愈復雜嚴峻的貿易環境面前，中國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需要一套高質量的外經貿戰略及實施政策，需要一套高質量的貿易摩擦解決系統，二者缺一不可。因為這關系到中國的和平發展之路能否走得順暢，關系到中國能否保持一個長時期的和平發展環境，關系到中國能否從經濟大國變成經濟強國。但要想做好這一切，外經貿戰略調整應立足的視角和目標必須首先到位。
隆：說得好！今天的發展環境、發展內容都在變化，對政策的范疇和水平要求也不一樣。總之外經貿戰略調整要與時俱進，完善機制，直面現實，講求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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