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若石：企業體制改革的技術動力

　　清華大學偉倫特聘教授 侯若石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28年，成績不可否定。中國經濟學家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經濟學研究的歷史更長，成果同樣不可否認。但是，在中國經濟學界，有一個問題幾乎無人涉及。這就是經濟體制改革與技術進步的關系。如何搞好國有企業體制改革，一直存在爭論。一派提出只有進行產權改革才能搞好國有企業。另一派認為，加強經營管理是搞好國有企 業的關鍵。盡管兩派的觀點不同，但他們都沒有談到什么是決定企業體制改革的核心因素。既然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自然應該是馬克思主義學說。鄧小平同志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馬克思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那么，馬克思主義者一個不可回避的理論邏輯是，科學技術決定經濟體制的特點。在產業革命發展的歷程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主導技術和主導企業體制的對應關系：第二次產業革命的主導技術是資本密集型的生產流水線技術；主導企業體制是現代企業制度；第三次產業革命的主導技術是知識密集型的信息技術，企業體制必然要發生變化。因此，關于企業體制改革的理論研究就不能不涉及技術進步與經濟體制的關系，設計企業體制改革方案必須分析改革的技術動力。

　　一、企業體制是由什么因素決定的

　　關于決定企業體制的因素，有兩派不同的觀點。一派是技術決定論，另一派是交易成本決定論。

　　對技術進步與經濟體制之間關系的認識始于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研究。馬克思對人類技術發展的研究起源于對勞動資料的認識。他在《資本論》中詳盡地描述和分析了以機器形成的大工業所為代表的技術進步的作用。他說：“機器，……只有通過直接社會化的或共同的勞動才發生作用。因此，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現在變成了由勞動資料本身的性質決定的技術上的必要了。” 在馬克思看來，生產技術決定了勞動資料的特點，從而產生了不同的企業體制。他具體分析了技術進步如何使生產組織體制從工場手工業演化為工廠制度。他說：“生產工具的積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 “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越來越多地轉化為資本，這是由工場手工業的技術性質產生的一個規律。” 他認為，在普遍使用機器之后，“工人在技術上服從勞動資料的劃一運動以及各種年齡的男女個體組成的勞動體的特殊構成，創造了一種兵營式的紀律。這種紀律發展成為完整的工廠制度。”

　　20世紀30年代以來，出現了研究資本主義企業制度的新理論——新制度經濟學。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科斯認為企業作為一種生產組織體制是由交易成本決定的。吳敬璉說：“企業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會出現企業的問題，只是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假說’以后，才出現了解決問題的門徑。” 新制度經濟學家之間的觀點是不一致的。著名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威廉姆森提出，決定經濟制度的不是技術，而是交易成本。他說：“資本主義的各種經濟制度的主要目標和作用都在于節省交易成本。”“如果不把節省交易成本置于重要的中心地位，就不可能對資本主義的各種經濟制度作出準確的評價。” 他又說：“交易成本經濟學承認，技術與資產所有權都很重要；但它認為，無論這兩個因素單獨起作用還是共同起作用，對經濟組織來說都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另一派則把產權看的十分重要。張五常 認為，科斯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市場交換的先決條件是界定明確的產權。在他看來只有私有產權才能確保交易成本最小化。他說：“ 唯一沒有經濟浪費的競爭準則是市場價值。這種準則只有在私有產權下才可以有效運用。私有產權制度就是資本主義的骨干。”“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情況現在我們無從臆測。但可以斷言，一日不實行私有產權制度，就沒有可能用市場價值作為衡量準則。”

　　我們的一些經濟學家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體制與技術進步之間關系的理論拋在一邊，極力鼓吹制度經濟學。他們之所以祭起這面旗幟，目的是要在中國實行資產私有制度。對此，張五常說：“只有在私產制度下，人類才會為自利的原故設法將這些費用的比重盡量減低。這是從科斯的理論所演變出來的對國有制的最大貢獻。”

　　二，技術為什么決定了企業制度

　　技術之所以能夠決定企業體制的變化，是因為它具有決定企業制度的內在機理。這正是馬克思分析社會經濟制度的理論邏輯：第一，把勞動視為生產過程。他說：“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電腦也有這種控制作用) 第二，決定生產過程的是勞動資料(即現在所說的資本貨物)。他說：“勞動資料是勞動者置于自己和勞動對象之間、用來把自己的活動傳導到勞動對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綜合體。” “勞動過程只要稍有一點發展，就已經需要經過加工的勞動資料。” 第三，勞動資料的改進是技能和技術進步的結果。 在談到工廠制度時，他說：“整個(生產)過程是客觀地按其本身的性質分解為各個組成階段，每個局部過程如何完成和各個局部過程如何結合的問題，由力學、化學等在技術上的應用來解決”。 第四，勞動資料決定了企業體制的特點。馬克思說：“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 他舉例說：“現代造紙工廠可以說是生產的連續性和應用自動與原理的范例。在紙張的生產上，我們可以詳細而有益地研究以不同生產資料為基礎的不同生產方式之間的區別，以及社會生產關系同這些生產方式之間的聯系。”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提及現代股份公司，但沒有分析它產生的技術因素，只談了它是資本集中的結果。盡管他已經認識到機器的應用需要生產過程的連續性，但他沒有親眼看到第二次產業革命和決定現代企業制度的技術動力。馬克思提及的現代股份公司，即一些中國經濟學家所說的現代企業制度。早在17世紀，荷蘭就出現了股份制企業，但卻是短命的。這是為什么？答案是，17世紀，機器大生產還未誕生，因此不存在產生現代企業制度的技術基礎。直到19世紀末，現代企業制度才真正發展起來。這是因為，第二次產業革命出現了造就這種制度的主導技術：生產流水線技術。從技術決定企業制度的內在機理出發，有什么樣的技術，就有什么樣的生產過程，也就什么樣的企業制度。生產流水線技術造就現代企業制度也是如此。

　　第一，同其他類型的勞動資料一樣，生產流水線技術決定了生產過程的特點：產品加工制造工序實現了高度的連續性。生產流水線真正符合了馬克思關于勞動資料的定義：把人的活動傳導到勞動對象上去的物的綜合體。它把原來分散的機器聯結為一體化的流水線設備，實行一條龍生產。為此，它要求生產過程各階段步調一致。零部件加工的數量與組裝成品所需的數量必須互相匹配，缺少一種原材料或一個零部件，都會造成生產停頓。對生產過程的管理必須集中統一，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都會中斷整個生產過程。因此，單個企業包攬了從設計開發、零部件加工、成品裝配、一直到產品包裝、營銷和售后服務的生產全過程。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是垂直一體化的。

　　第二，生產過程的連續性特點決定了企業體制的特點。首先，現代企業制度實行股份制。既然生產過程的各個階段被集中在一個企業之內，就需要保持企業物質資產的整體性，即不可分割性。而且，生產流水線是資本密集型技術。單個企業的投資需要巨額資本，這不是單個投資者能負擔的，因此出現了眾多投資者購買企業股權的股份制企業。其次，生產的不可分性使現代企業制度需要專業管理者。對生產過程的管理需要集中統一，但企業物質資產的整體性與分散的股權形成一對矛盾，于是采用了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辦法。正如美國經濟學家錢德勒所指出的：“因為新的大量生產工業成了資本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工業，它引起了固定成本的增加和充分利用其機器、工廠和管理人員的迫切需要。這樣一來，也就對老板和經理形成一股壓力，要求他們控制自己的原料和半成品的供應，并接管自己產品的營銷和零售。資本-勞動比率與經理-勞動比率的變化，也產生了一股壓力，要求把大量生產和大量銷售的作業結合在一家企業之內。” “它含有一些不同的經營單位并由專職、領薪的高級經理組成的等級制管理班子。“它不只有生產職能，也是一個‘管理機構’。它管理著執行不同職能以及執行商務和研究職能的單位。”

　　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從交易成本決定論出發，提出要建立以股份制為基礎的現代企業制度。然而，從技術決定論出發，生產流水線技術造就了現代企業制度。現代企業制度的本質特點是生產過程的垂直一體化，而不是基于產權的股份制。基于這個認識，要提出的問題是，隨著技術不斷進步，現代企業制度的命運如何？

　　三、現代企業制度面臨信息技術的挑戰

　　在第三次產業革命的進程中，人類從資本密集型技術時代進入知識密集型技術時代，機械技術的主導地位被信息技術代替，它包括數字化技術和模塊化技術。如同過去出現過的技術一樣，信息同樣能夠創造新型勞動資料(如電腦)；也將改造生產過程，從而導致企業制度的變化。既然現代企業制度的本質特點是生產過程的垂直一體化，信息技術對現代企業制度提出的挑戰首先體現在垂直一體化的生產過程被分解。

　　數字化生產技術具有可分解的特點。

　　數字化技術是一種內容技術，它以簡單的數字符號表達，用0和1的轉換表達內容復雜的信息，符合人腦的基本思維邏輯。在應用中，它使用了把復雜問題簡單化的因素分解法。例如，在處理聲音時，把1秒鐘的音響分解為44100個信號，在把每個信號分成大約65000個小段來記錄，把音程、節奏和音色等多重信息還原為一維的音量單位。數字化技術“天生”就具有分解的特性，這就為利用數字化技術分解垂直一體化企業埋下了伏筆。

　　數字化技術還是一種控制技術，信息發揮了對行為的操縱和控制作用，它是一種有智能的工具，被稱為思維工具。信息存儲和處理也是0和1的轉換。隨著芯片技術的發展，電腦的指令由數字化信息本身進行處理，起到思維功能的軟件誕生了。于是，數字化技術的設備由硬件和軟件兩部分組成。這表明，數字化產品及其生產過程的物質部分和思維部分是能夠分開的。數字化技術的分解天性再次表現出來。

　　數字化技術的設備，特別的軟件可以植入物質產品，發揮對產品的控制功能。數控機車和汽車的安全氣囊都是這方面的例證。既然可以很容易的植入，也就很容易拔出。這說明數字化技術可以進一步分解物質產品及其生產過程，這是它具有分解天性的深度體現。

　　產品被分解之后需要連接。0和1的轉換演變為互聯網通訊過程，也被抽象為“開”與“關”的簡單動作。電腦作為硬件與通訊協議作為軟件的結合，實現了全球眾多電腦的互聯互通性，不但實現了信息適時共享，也連接了分散性的信息處理行為。異地的設計者利用互聯網把圖紙傳送到生產地點，把設計信息直接輸入數控機床，便可制造出符合新的設計要求的新產品。這是數字化技術具有分解天性的廣度體現。

　　數字化技術改變了信息的存儲、傳輸和處理方式，也改變了生產者之間以及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互聯網的連接功能為設計任務分解以及設計與生產分解提供了方便條件。硬件制造和軟件制作可以由不同的生產者平行進行；硬件的不同部件可以進一步細分到不同的生產者；軟件開發同樣可以由眾多程序設計人員分散操作。數字化技術使消費者成為生產者。例如，電視臺征集觀眾的DV作品。又如，電腦的使用者不但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向生產者提出獨特的硬件和軟件的構成要求，也可以自己組裝電腦整機。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參與產品的生產過程。這表明，產品及其生產過程是可分解的，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可以平行和分散地進行。

　　模塊化技術分解了生產過程。

　　在第三次產業革命中，以數字化技術為基礎的模塊化技術異軍突起。它作為新型勞動資料對生產過程的滲透，瓦解了以資本密集型為特征的生產流水線技術的主導地位。美國經濟學家吉姆.克拉克和鮑德溫教授指出：‘模塊’“是指在信息技術革命背景下產業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呈現出來的用于解決復雜系統問題的新的方法。‘模塊化’方法指的是通過每個可以獨立設計的，并且能夠發揮整體作用的更小的子系統來構筑復雜的產品或生產過程。” 模塊化方法實際上是重新組織產品結構和產品生產的方法，從而改造了生產過程。

　　模塊化技術首先應用于信息產品的結構設計。20世紀60年代，IBM公司在電腦設計中采用了模塊化分解和模塊化集中的方法。由設計主持人確定模塊化系統設計的原則。他們先把電腦整機分解成主板、處理器、磁盤驅動器、電源等功能相對單一的模塊；然后確定連接這些模塊的界面(接口)。具體的模塊設計分散在不同的設計小組。為了解決信息量過大帶來的難題，設計過程使用了“信息隱藏規則”。具體辦法是把每個模塊的具體的信息保留在設計團隊，即隱藏在單個模塊設計團隊的內部。在確保界面的可連接性的原則下，允許和鼓勵設計人員在遵循界面一致規則的條件下自由發揮對模塊內部的設計，因此每個模塊都是設計者自己獨立創新的成果。正是由于采用了這種分權化的設計原則，才使產品模塊不同于產品組件，它自成為一個子系統，可以單獨開發，也可以靈活改變。

　　模塊化技術是數字化技術可分解性的具體應用。在它的支配下，產品是分開設計的，加工制造就可以分開進行。首先，模塊的獨立性使不同模塊的加工制造可以平行地進行。其次，設計開發與加工制造可以分開進行。吉姆.克拉克和鮑德溫教授指出：“制造復雜的產品時，將制造過程分解為模塊或小單位通常是很容易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某種零部件的工學設計(尺寸、強度等)信息在制造系統中是非常明確的，那么我們就可以將一個復雜的過程讓多個工廠分擔，把業務委托給外部的供應商來做。” 因此，模塊化技術的分解功能動搖了現代企業制度的技術基礎。

　　四、企業體制將出現新變化

　　企業體制不是一成不變的。20世紀后期，以電子信息技術和模塊化技術日益普及為標志，資本密集型技術主導的生產過程讓位于知識密集型技術主導的生產過程。以外包生產為核心的全球生產價值鏈應運而生。有西方經濟學家稱，它可能代替以垂直一體化生產為特征的現代企業制度。

　　數字化技術和模塊化技術提供了分解大型垂直一體化企業的現實性，也為這種分解提供了動力。單個企業的生產過程被分解之后，多個企業之間的合作需要協調。模塊化技術的系統設計原則和界面標準簡化了不同生產過程之間的信息交流，使企業之間的合作更容易協調。數字化技術和模塊化技術分解垂直一體化企業首先應用于電腦生產之中。企業內部的生產經營行為，如產品開發和加工制造，延伸到其他企業；單個企業的生產過程，即價值鏈的不同環節被分解到若干不同的企業，形成了企業之間的價值鏈。過去，單個企業囊括價值鏈的所有環節；現在，一個企業只承擔被分解的價值鏈的某個或某些環節。20世紀80年代，IBM逐漸失去了在電腦業的壟斷地位。到1996年，沒有一家電腦企業所占的市場份額超過15%。沒有一家企業囊括所有的生產過程，電腦業的外包生產開始推廣到其他產業。

　　把加工制造業務外包給其他企業。大型汽車企業把零部件包給不同的供應商生產，自己專注于技術開發和整車裝配。名牌電子企業把零部件設計和產品加工制造包給供應商，自己從事產品開發和市場營銷，成為“虛擬企業”。在服裝業和鞋業，世界著名的品牌生產商把加工生產外包給發展中國家的供應商。大型連鎖零售商，不僅從事零售業，而且組織分布在全球范圍的眾多供應商的加工制造業務。

　　把企業的非加工業務外包給其他企業。例如，把人事管理外包給人才管理公司；把會計和審計業務外包給財務公司；把產品開發和設計外包給技術公司；利用租賃方式把設備投資外包給設備租賃公司。例如，通用汽車公司把人事業務外包給美國人力資源管理公司，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租賃通用電氣公司的飛機。

　　原來由一個企業完成生產經營的所有功能，現在由多個企業來完成，一個產品的生產經營不再局限在一個企業之內。它被推廣到世界范圍，形成了全球生產價值鏈，包攬生產經營活動全過程的垂直一體化企業的界限因此被打破。

　　第一，打破了現代企業制度產權的不可分性。參與的企業相互涉足對方的生產經營活動，但不擁有對方的資產所有權。因此，生產經營不再局限于對產權的控制。組織管理的基礎是各自生產經營能力的互補，并不涉及資產所有權。現代公司制度治理的委托-代理關系變為全球生產價值鏈的共同參與關系；單個企業的等級制結構向扁平結構轉化。

　　第二，限制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功利性。利潤雖然是每個參與企業謀求的目標，但不能成為整個生產價值鏈治理的唯一目標，企業之間合作的目標是共同生產出符合市場要求的產品或服務。衡量合作業績的標準是產品的性能和質量、交貨期、市場占有率和消費者滿意度等非財務指標。

　　第三，突破了現代企業制度經營目標的短期性。在全球生產價值鏈中，實現共同生產產品的目標需要長期穩定的市場。企業之間頻繁變換合作對象，將要冒失去市場的風險。能力互補要求企業之間不斷交流技術和信息。企業之間的合作是連續的，要保持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

　　現代企業制度面臨新技術挑戰的事實再次告訴我們，技術進步是企業體制改革的動力。

　　五、應不應該對現代企業制度理論提出質疑

　　數字化技術和模塊化技術的應用尚處于幼稚階段，以外包生產為核心的全球生產價值鏈出現不過10多年。從技術進步與經濟體制的關系出發，研究企業體制的新變化還有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

　　第一，如何認識產權改革在企業體制改革中的作用？數字化技術代替機械技術的主導地位，模塊化技術取代流水線技術的主導地位，表明知識代替物質在生產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生產中的物質部分與思維部分可以分開，物質產權與知識產權也可以分開；物質產權在企業的地位將不斷下降。而且，外包生產使從事加工制造業務的企業成為“虛擬企業”，它們不必擁有加工制造部分的物質產權，而同樣能夠掌管產品生產全過程。那么，應不應該過分強調物質產權在企業體制改革中的決定性作用？一位日本經濟學家提出：“將思維層面與物質層面分開是數字化革命的重要結果。這給經濟體制帶來了巨大影響。現代法認為產權的轉讓是通過物質資產的轉移來實現的。但即使不通過物質媒介，我們也可以傳遞數字化信息。反過來說，傳遞了信息也不等于轉讓了產權。那么，以產權為前提的財產的可轉讓性變得不是理所當然的了。”而且，“信息數字化之后，信息可以被自由復制和加工，這樣你就無法通過控制物理媒介來獨占未來的財務收入。”

　　第二，改革企業體制要不要考慮生產過程的特點？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管理體制改革和治理結構改革應不應該成為企業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根據技術決定企業制度的內在機理，有什么樣的技術，就有什么樣的生產過程，也就什么樣的企業制度。數字化技術革新生產過程，體現在人的操縱和控制生產的行為變化上。 產品制造由人的操作演進到由數字化技術操縱，產品過程由人的管理演變為由數字化技術控制，產品的設計和生產任務是可以由數字化技術自行分配的，管理軟件就起到這個作用。采用模塊化技術之后，對最終產品生產全過程的管理分散到對它的部件生產過程管理，生產過程的治理特點發生了變化。現代企業制度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分離的等級式管理模式，即法人治理結構，是不是面臨被改造的命運？

　　第三，垂直一體化生產過程被分解之后，會不會出現新的企業治理手段？現代企業制度以產權為核心進行治理。在全球生產價值鏈中，不同企業的不同生產階段需要相互銜接，于是出現了治理生產過程的技術標準(如ISO9000)，還出現了治理生產過程的勞動力標準和環境標準。它們被統稱為社會標準。企業能否執行社會標準事關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生產商為了保護自己在市場的地位和信譽，要求供應商執行這些標準。否則，就要被取消生產定單，從而被驅除出世界市場。無論是生產商還是供應商，加強生產過程的協調，是履行社會責任的內在經濟動力。針對這個變化，應不應該對對以產權制度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理論提出質疑？

　　對這些問題，需要深入的研究。無論如何，面對新技術主導的企業體制變化，不能視而不見；面對以外包為核心的全球生產價值鏈，不能無所作為。我們不否認產權制度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對處于工業化階段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企業發展還不能超越現代企業制度。但是，不能允許以交易成本學說解釋企業體制的經濟學家把企業體制改革政治化。他們一方面主張實行私有制，另一方面又公開地說私有產權制度是資本主義的骨干。令人擔憂的是，他們的觀點在中國影響非同小可。連張五常都說：“在中國，關于新制度經濟學的這種影響是沒有問題的，產權和交易成本的觀點占據了北京經濟講壇的主要陣地。” 面對他們的挑戰，我們應該順應企業體制改革的歷史趨勢，恢復企業體制改革的經濟學面貌，牢記馬克主義的基本原理：技術進步才是企業體制改革的動力。